Žižek on on Jaws, Fascism from 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
Žižek on An Ode to Joy from 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
一提到"意識形態"這個詞,大家恐怕都會聯想到國家機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甚至法西斯這些宏大的概念。而齊澤克想說的是一些更細微的東西: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所想所為都是我們對周遭意識形態下意識的回應。之所以稱之為變態,是因為有時這樣的意識需要用不同平常的方式才能讓人恍然大悟。
出生於1949年的齊澤克(Slovaj Žižek) 是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Univerza v Ljubljani)的社會學與哲學研究員,1989年在英語世界出版《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而名聲大噪。在此書中他用康德概念中的「崇高」(sublime)來解釋超越個體智思的意識形態給個體帶來的感受。在之後的作品里(包括最新出版的The Idea of Communism 2: The New York Conference)都以意識形態與真實為主題。
齊澤克本人是極左主義,同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Alan Badiou)一樣推崇社會主義,批判新自由主義。但他又曾代表斯洛文尼亞民主自由黨參選總統(不幸落選),推崇民主化,并為性感高街品牌Abercrombie & Fitch寫廣告文案。對齊澤克而言,意識形態通過將社會秩序合法化、合理化,而使得個體賴以生存的社會現實因而可能。另一方面,真正的真實卻與日常經歷的、經過整合的社會現實不同,個體唯有跳出意識形態的意義製造與再生系統才能做出反思,并認識到真實性的可能。
這就是「變態」(pervert)的意思:打破既有秩序和公共意識的合理性。這件變態的事由一向以狂人姿態著名的齊澤克來做就娛樂性多過革命性。這可能是我私下欣賞「肥佬哲學家」齊澤克的原因:不自命清高,寓教於樂,娛人娛己。
何況他私底下那麼有禮有節,絲毫無狂態。該片的英國首映請來齊澤克與導演Sophia Fiennes講拍攝經歷,齊澤克認真傾聽,恭敬回答,對合作者也充滿肯定,沒有嘩眾取寵的輕率。他本人愛看電影和電視,經常買DVD也下載(現代人的觀影方式從集體行為變成個人事件),電影的影像直接性成為他解釋意識形態的符號,也是導演與他合作的初衷。Sophia說:Slovaj,把你說過的笑話再說一遍吧!於是就有了這部幾乎是即興創作的獨立電影。
從被埋沒的好萊塢經典They Live (1988),到希特勒時代的意識形態頌歌The Triumph of the Will (1935),英國電影經典Brief Encounter (1945)和West Side Story (1961),還有膾炙人口的The Sound of Music(1965), A Clockwork Orange (1971),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1988)。齊澤克不時易裝為電影中的人物突然出現,用他那口音濃重的英文解釋他的觀點。很簡單:意識形態不只是外在強壓或某種特殊存在,它是各人思考行為的潛在原因。即便在民主社會依然如此:對某種消費品的渴求(可口可樂、星巴克咖啡),對某些群體的敵視(移民、反對黨)或幻想(另一個文化,另一種生活,另一個國家)。譬如星巴克將資本主義消費和道德優越感同時高價販賣;同維多利亞時期嚴謹的道德風氣下人們為「放縱」而愧疚成疾相反,許多現代心理鬱積的原因在於為無法享受生活而愧疚,「享受生活」便是一種意識形態。集權看似瓦解的政權或張揚民主的時代我們感到「自由」,可能只是因為我們尚缺乏表述另一種不自由的語彙。
但幸好有那些允許異見存在的意識形態。像齊澤克這樣思考的終歸是少數,但重要的是像齊澤克這樣思考也未必需要全天全時。反思的目的是爲了建構,正如齊澤克也不斷參與政治活動,爭取斯洛文尼亞的民主化,愛賺錢,愛生活。許多人文社科的同僚都曾感歎自己的研究似乎意義不大,不如科學博士生們發現新能源或醫學生們拯救生命更為可貴。但人文科的社會意義可能需要更長的週期才能體現,一個健康開明的社會,也應該能夠提供這樣久遠的人文關懷。無論相信來生與否,我們都是爲了一個超越個體的信仰而在今生努力:意識形態,抑或反思意識形態而追問真實性。
也幸好有電影,免費wifi和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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