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當年香港這個城市，懷着無比的信心和樂天，動員一城之力去爭取中國和香港能夠有更好的未來，奮力支持八九民運。面對着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的不明朗，以及隨後將中國收回的決定，香港人的信心成為了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自步入過渡期後中共花盡各種努力對各界各業進行統戰，但結果北京流血收場，為同樣也是香港開埠百年最大規模的動員劃下休止符。從此當年五百萬人的命途或多或少轉折變易，我們今日七百萬人的生活至今也未能擺脫。
香港成形前兩地交織的歷史走向
一九八九年香港人大規模支援北京民運，可說是香港明確重新介入中國歷史路向的轉捩點。自從冷戰格局改變了香港和中國的命運，使中國和香港走向了殊異分途的四十年歷史。
開埠百年，香港雖然成為了大英帝國的直轄殖民地，不受中國管治，但由於邊界開放，英治香港並沒有自外於廣東人的活動疆界，香港的而且確在持續而重要影響中國：由改革路向、港粵/港中英的角力折衷、中國異議分子的避難所、大罷工的發起源流……然而，正因為當日的歷史背景是扣連的華南地域，而不是獨獨一個香港城，我們也難以將這段歷史扣緊我們現今的社會。除了買辦行商，城市的人口流動自北而南，由廣東來，到香港去，又或轉到南洋，並不將香港當作落腳之地。可以說，香港在開埠首一百年僅是一個地理概念，並沒有盛載一個成形的群體。
直到冷戰到臨，大批難民避秦而來，自大陸湧入，使香港政府第一次限制邊界出入，才因為地理上的劃線有條件形成一個獨特的社會，並且因為移入人口本身的網絡來自中國大陸，包括籍貫同鄉、宗親、乃至政治取向的分野，令這個社會成形尚需時日。一九五六年國民黨的雙十暴動，和一九六七年共產黨的暴亂，其爆發有其諸如官民衝突、勞資糾紛的本地因素，但也難以抽離中國本部政爭的影響，國共在香港競逐政治勢力的景象直到本土社會形成才漸漸淡出。
『我們丟失了中國』
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值冷戰局面初起，美國共和黨人每每以『丟失了中國』來怪責此前執政的民主黨杜魯門政府，讓紅色中國佔領了中國大陸。而一九八九年，香港人傾城而出卻遭到悲劇性的結局，也可以同樣說是『我們丟失了中國』。
七十年代，香港本土社會形成，廣東話成為了我們社會的共同語言、同樣受着流行文化的影響、在這個城市留下近似的生活經歷，塑造了一個群體：『香港人』。與之伴隨的，是香港經濟起飛，躍升至世界發達地區的位置，社會政策包括教育、福利、房屋大規模開展，市民生活水平提高，政府也在麥理浩善政帶來肅貪倡廉、政府架構改革、以及地方行政改革。
這一切一切都被突顯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城市的成就，雖然這個自由城市的稱號來自於與共產黨執政下中國的對立，來自於與東亞地區普遍的白色和紅色鐵腕統治下的相對自由（要強調只是相對），來自於經濟上的成就而不是價值上的追尋（經濟成就一方面當然靠市民付出，但同時有世界資本體系變動的宏觀因素），但這依然為香港人賦予自信，認為本身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足為模範。
透過這一種身份和自信，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再不像以往百多年只是中國歷史波瀾的一部分，而是有其主體目標和行動力量而介入中國的歷史走向。
一九八二年中英兩國開展對香港前途的談判，並且得出香港會被中國收回的結果，縱然多數香港人對結果並不歡迎，甚或造成信心危機（港幣大幅下跌到需要由財政司彭勵治制訂聯繫匯率加以支持），但香港人卻在數年後的八九民運，大力參與中國的未來，寄望通過中國內部的改革、開放、民主化，能夠改變共產中國，最終令香港和中國大陸兩地，都能夠有一個好的結局。
最令人驚訝的是民主化的部份，香港在當時雖有一個相對自由的社會環境，但和英國以往撤出殖民地時實行的權力下放和問責政府不同，香港仍未能建立一個民主而掌握權力的政府；當然英國已允諾或規限在過渡期有某種程度的民主成份，中國也聲稱給予香港『高度自治』，香港人大可將民主視之為經濟成功、社會安定、行政出色之後應得的事情；但香港人在自己城市仍未全面民主化的時刻，就對民主化有着這麼大的信心和付託，認為中國也必須有民主才能改變中國（以及改變將要歸入中共統治的香港）的未來，這也顯示香港人當日的非凡自信，對中國影響不單在經濟投資或社會交往，也在於輸出民主的希望，藉香港的軌跡推動中國隨之改變。
在這個背景，適逢中國重開國門，前途問題塵埃落定，加上社會各方面進步所帶來的自信，整個香港社會介入八九民運。以開埠以來空前的兩次百萬人大遊行聲援學生運動，對北京的示威人士踴躍捐贈物資及財政支援。六四那一夜的屠城，對中國大陸的意義在於政府側重技術和經濟層面的改革，壓倒了民間倡議醞釀中的整體改變（參看往上的一篇《六四二十五年的歷史筆記》）；對香港的意義則為，我們投以這麼大的力量，企圖將自身命運與經驗和這股民間運動的方向結合，結果血腥收場，我們從此就丟失了中國。
中港矛盾
一九八九年後，香港人照舊悼念六四，但八十年代的自信似乎一去不回，即便九十年代的紙醉金迷也不能掩蓋我們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失去太多的事實。到九八年金融風暴及此後長期的經濟低迷，更打擊香港人對社會重拾榮景的希望和自信，我們那份不是建基於自由公平價值建立的自信，就只是如此脆弱。
隨後十年的事情都為大家所深切感受：大陸以為可以用經濟支持和社會交流等方式收編港人，達致所謂人心回歸，在沙士谷底之時出手援助香港，但香港人對言論拑制的恐懼，在低潮的社會環境中更覺警惕，終於爆發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中國視之為衝擊在港管治的警號，加大經濟援助和社會交流的出手，同時宣揚中國官方片面改革經濟、技術的成果，在最初數年的確緩和中港關係，但潛藏的社會問題最終在這數年間越演越烈，過份的經濟援助削弱香港經濟自主發展的可能，強推愛國的社會價值觀則激起香港反感，以至生活習慣的差異，都成為了中港矛盾的角力之處。
我們不可能重新想像八九民運成功，會否為中國和香港帶來一個較好的未來。畢竟，香港的經驗和大陸民眾追求並非一致，香港廠商與大陸勞工、價值、自治層面，均可成為民主中國和香港矛盾的爆發點，但這就成為香港現在因此而退回對中國民主支持的理由嗎？中國這二十五年的確值得批評，使我們為之扼腕，因為官方的改革路向是主導的一方，它所導向的歷史進程，以及社會受影響的一面必然與八九年腳步越走越遠，不論政府和人民的作為令香港有所不喜，一方面大陸以繁榮穩定利之，另一方面以收緊打壓制之，再深一層更為生活價值的不能理解。
但中國大陸離八九道路遙遠，同時香港離自己的八九道路何嘗不是越走越遠？若果八十年代的自信近於自大，那麼它的走勢倒也誤打誤撞（當然也脆弱不堪），在一九八九年做了應該做的事情；當年自由的基礎雖然淺薄，民主的腳步仍未開展，但竟為此而呼召了這個城市四分之一人口走上街頭。我們怪責的話，除了八九以後大陸而非當年想望的中國，也應細想，香港社會究竟是因為堅持太多而要止蝕離場，抑或是因為堅持太少才導致今時今日的田地？
又或者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反省過，當年在成為所謂『自由』城市楷模以後，如何推進和改正。結果空有自由經濟之名，我們的經濟實際上並不自由，而且失衡壟斷；社會政策無益於市民生活、文化漸見保守思潮以『愛家愛國』的調子；民主政治被中國政府刻意設計的死局中困住，豈不是皆由巴望中共欽命的特區政府及其統治盟友，看準香港自由的浮淺脆弱所造成？
貫徹自由與公平的價值均是先決條件，香港的角色若然無法延續八九年的自信和介入，單靠中國大陸本身自然難以改變超穩定結構的桎梏，現實上若果中國無法突破現時政治專權和經濟壟斷造成的超穩定結構，始終對香港甚具威脅。
若果兩地趨向於共同命運，不民主的大陸將成為窒礙難行的負累；即使是兩地發展越來越走遠，專制中國作為地緣上的強鄰也會是揮之不去的陰影。而香港一味區隔自保，向中國開火而不審視自己，也只會被中共當權者成功刻意邊緣和緩慢滲透。我們經已丟失了中國一次，再放手第二次的話，就更加連香港本身也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