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覃俊基、李嘉譽
前言
大概在八月底，社運人士及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毛孟靜等人聯手發起，呼籲一人捐一百元，在香港及台灣報章刊登半版聲明，提出反融合拒赤化及要求梁振英下台。最後共計有三百餘名市民支持。
倒梁的聲音，由他接任特首開始便出現。作為非民選特首，這樣的情況並沒甚麼特別之處。不過，這份聲明的著眼點卻有別於一貫以民主、反共為基調的倒梁論述。聲明指出，現下香港的問題，在於沒有單程證審批權，以致人口壓力大增。香港的土地發展、房屋問題，均源自於此。這種施政方式，是要配合國內，並非港人優先。是故，撤換中共棋子梁振英，是最合理的出路。
然則，這聲明即認為，香港的諸多問題，均是源自大量的新移民湧港。這種將問題歸咎於新移民的說法，實在難掩其排外的意味，亦因此引起不少爭論。老實說，這套將香港的房價過高、肆意發展的畸型施政，說成是由人口太多導致，根本完全站不住腳。香港近十年的人口增長偏低，只有0.58%，在全球230多個國家中排第130位——怎麼可能會有「人口壓力」？問題根源還是在於政府不願拖低樓價，影響大地產商利益，那怕是坐擁大量土地，也不願多建房屋。這就是所謂地產霸權的其中一個結果。
雖然此觀點本身不怎麼嚴謹，但它卻代表了排外論述又再添置一個新的面向。筆者希望借此事件，對本港近年排外思想的發展稍作勾劃，並嘗試指出這種觀點的出現並不是偶然。
另一方面，除卻思想本身，排外政客的出現也是值得令人關注的現象。同理，如果以上排外論述的出現有其結構性的因由，這些政客的出現，也很大程度是形勢使然。筆者希望論斷，這些機會主義者的出現，會進一步令排外論述主流化。這實在值得我們警惕。
第一部份：排外論述的發展
其實只要大家年長一點，就會發現「排拒大陸人」的風氣其實是相當近年的事。當然，將大陸人與香港人區分，甚至是帶一點貶義「阿燦」的說法，早在七十年代就有。但這極其量只是某種自我優悅的心態，並未牽涉太多厭憎的情緒。甚至在六四事件的時候，有近百萬人上街遊行，支援內地同胞。
一直到99年的居港權事件，排外論述才真正冒起。政府謊稱將有167萬人來港，將會耗用近7100億公帑的說法，令剛承受金融風暴的港人大為恐慌。隨著香港的經濟環境日漸變差，這些情緒亦在不斷積累，直到近一兩年徹底爆發。起初，批評多集中在少數大陸人的「不文明」習慣，但隨著兩地交流越來越多，生活上的矛盾亦開始進入排外論述。比如說，「雙非」孕婦令香港人無床位；自由行、水貨客令到香港烏煙瘴氣，香港的商舖「只賣金與奶粉」等等。而最近這份聲明，則將問題上升至房屋與發展的層次。
某程度來說，現下的發展可謂必然。一直以來，中港之間的文化矛盾就沒有好好疏理，這些樊籬其實就如潛藏的地雷一般。一經觸發，必然引爆。我們現下無論怎樣努力排解，也實在難敵積累了多年的偏見。
另一方面，單純的文化偏見本身終究難以挑起真正的矛盾。生活面向的衝突才是最貼身，挑起負面情緒的藥引。然則，無論是孕婦、水貨客、或是自由行，對香港市民固然有一定的影響，但無論從廣度與深度來說也是相當有限。排外論述要再進一步，自然會慢慢指向一些宏觀制度的問題。考察外地情況，通常都是兩種：一是飯碗、二是福利。前者在港並不適用，後者則因為香港本來就沒甚麼福利，而新移民拿的福利就更少所以難以成氣候。排外政治往往都是情緒政治，那麼，排外論述嘗試將矛頭指向香港人最關心的問題——房屋與土地——可謂順理成章。
但論述終究是人構作出來的。以上的發展過程，不單是因為極端右翼的狂罵，更是有賴於機會主義的政客。
第二部份：機會主義者的出現
說起排外論者，我們自然會想起陳雲。他網上的歧視言論往往令人嘩然，對於他的政敵——無論是所謂「左翼」或「大中華膠」──他總是用詞狠辣狂放。他的《城邦論》——撇開其論述質素——始終是唯一一本表述香港自治的立場、政策的論著。我們自然不應低估其影響力，但我們不能忘記，他始終不是政治人物。他沒有所屬的政黨或群眾組織。陳雲的炫目，往往令我們忽視了一些比他溫和，但在選舉、實際政治與群眾運動中更具影響力的人物。
在立場上他們不會怎麼激進，但卻總會利用群眾的情緒以增大自己的政治資本。這些機會主義者的出現，是代議民主政治的根本缺憾之一。我這裡指的，是在今年二月成立「香港本土聯盟」的兩位議員，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以及公民黨的毛孟靜。
范、毛二人，在今屆立會選舉中，已是力撐港人優先、反對大陸化等議題。在所有中港矛盾的議題中，勢必見到二人的身影。早在上年一月左右的「雙非孕婦」事件中，范國威便在旺角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發起簽名運動，要求政府考慮修改《基本法》，禁止在港出生的「雙非」子女擁有居港權。其後一眾關於水貨客、奶粉的爭論，毛、范二人便是在那時組建「香港本土聯盟」，指長遠目標是要反對現下的「一簽多行」，認為大量陸客來港才是問題的核心，故此需要對症下藥。
他們二人亦常針對繁簡字、大陸/香港用語的問題。將軍澳新開幕的商場PopCorn內的agnès b. Cafe，其餐牌上只有英文及簡體字，而食物的中文名稱均為中國大陸用語，范國威亦隨即在網上批評。他們二人亦曾去通訊事務管理局，希望引起公眾關注本地新聞界日漸慣用大陸譯名及措詞（如適當/適切、釣魚台/釣魚島），希望可以避免使用大陸用語，保衛香港本土語言。
最後，他們亦是文首提及的聲明的發起人之一。
機會主義者的特徵
乍看之下，范、毛二人所推舉爭取的，均沒甚麼問題。畢竟，床位不夠，奶粉短缺，房價高企甚至用詞不當，均是實在的問題。與某些極端的「本土論」者相比，他們的說法也不怎直接歧視新移民或國內人——他們甚至會澄清自己並不針對大陸人。可是，這種看似理性溫和的表象，卻是機會主義者的包裝。
甚麼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呢？就讓我們從維基百科的定義開始說起：
a trend of thought, or a political tendency, seeking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situations with the main aim being that of gaining more influence, prestige or support, instead of truly winning people over to a principled position or improving their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一）增加自己的影響力，不旨在令群眾真正認識
為甚麼說范、毛二人是機會主義者呢？，簡而言之，就是他們把握好每一個時機——哪怕可能是影響很小的事情——去迎合港人某些排拒大陸的傾向，挑動情緒，好增加自己的「政績」。
本來，拿個別事件來做文章也不是甚麼問題。以小見大也可以是一個讓群眾理解清楚的做法。但是，他們並沒有借此去刻劃出宏觀的問題，然後引人深思，反而往往將不同的問題，約化成「香港被大陸入侵」，繼而透過強調這個意象引起市民的保衛情緒。
諸多被他們借題發揮的議題，其實有相當多的討論空間。比如說，床位不夠，怎麼可能只談內地孕婦，而不說明政府減省公共（醫療）開支，削減床位的問題？例如說水貨客，如果政府一早做好疏導管理，比如說擴大閘口，甚或在火車站開闢一些專有區域，我們和水貨容還會有這麼多衝突？奶粉的問題就更離譜，稍為去想像一下，就應該知道香港這麼一個國際城市，怎麼可能沒辦法輸入足夠的奶粉？傳媒後來也揭發了奶粉短缺的問題，是與生產/銷售商的經營手法有關。硬將問題約化，然後將責任扔於最顯眼，最容易受落的新移民、國內人上，政治上自是方便之極，但實則讓市民無從認清問題的根本。
文化問題則尤甚。就香港、國內的用詞問題上，有一些的大陸用語在港使用的話，固然有問題（比如外語字以普通話音譯就不合港情），但有一些用詞，可謂為反而反。必須要說明的是，語言的用法是流動的，會隨著歷史，社會文化而改變。是故近十年廣東話才有種種歐化詞、日語詞的出現。隨著香港與內地的交往越來越多，語言的融和本就無可避免，我們可以case by case去考察。但若硬要將兩地用語區分，然後堅持所謂香港，那隨了挑起情緒之外，就根本無助市民理解語言與文化的問題。
容我不厭其煩在此重提，從政者的責任，是在於讓群眾好好理解問題的根本，然後與之一起，據之以理力爭；而不在於以最簡單、最容易觸動群眾的方式去爭取支持。這種捨難取易的方式，正正就是范、毛二人所選取的機會主義道路。〔註一〕
（二）在香港的情況下，不會過份激進
另一方面，范、毛二人的政治立場，鮮明之餘卻還是甚為溫和。這也是機會主義者的特質之一。以上提到，機會主義者的最大目的，是去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在香港，排外的情感固然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但香港一方面沒有如法西斯般的傳統。因而，即使近年政治氣氛稍有激進化，但大體而然還是溫和。所以如果要爭取普通市民支持，他們在利用排外情緒之餘，還必須擺脫歧視的標籤，將自己包裝成理性溫和，只是實是求是地爭取所謂「本土」、「香港人」的利益。
范、毛二人不止一次否認自己歧視國內人，但在他們肆意利用這種形象，將情緒置於真正的分析之上的時候，其實就已經在加劇族群歧視。就文化而言，不去鼓勵民眾思考因中港互動而產生的文化問題，反而利用因恐共情緒、對國內文化的不解，教條地反對所謂的簡體字和大陸用語，這毋寧是歧視國內的文化。就經濟問題上，他們不向群眾解釋種種社會矛盾的因由，不將矛頭指向政商一體的根本，反而利用因為港人與國內人的衝突，而暗指問題是新移民、水貨客、自由行旅客太多來獲取群眾支持。他們或許沒有如陳雲一樣指大陸人不可救藥，但說到底還是如假包換的排外。
主流化以致右傾
這些「軟性」的排外論述其實相當危險。諸如陳雲之流的瘋狂說法，或許有一定的偏鋒支持，但在此時此刻的香港，終究流於邊緣。真正植入群眾心底的，卻是這類機會主義者的言論。它們為排外的說法給了一頂respectable的高帽，一種正當性，使他們可以進入主流政治、以及主流傳媒——他們亦正在如此，令大部份人可以更順滑地將問題諉過於內地人，堂而皇之地貶低大陸人及其文化。反過來說，極端的右翼思想如陳雲之流，亦可以更自在地傳播。換言之，這正是整個政治光譜右傾的趨勢。
這種現象，早已在不同的時空發生過。最近的例子便是希臘。現下的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是希臘惡名昭著的新法西斯組織。它們極端排外、反同性戀，並且對反對他們的勢力（左傾團體）施以暴力。毆打、破壞，甚或謀殺都是他們慣用的技倆。但如斯恐怖的組織，卻可以獲得近15%的國民支持。誠然，希臘的經濟問題是他們得以崛起的最大原因。但更重要的一點，是當下中間偏右的執政黨，為了爭取支持，也在自己的政綱批評外地移民，以迎合某些因經濟問題而爆發的排外情緒。有論者指出，就是在這種排外情緒的主流化的情況下，金色黎明才得以乘勢而起。
結語
對於排外思想，我們往往會有種想像，認為是人的偏見造就出來。這種想法固然沒有錯，但卻不是事實的全部。人的想法從來就受社會結構、經濟環境所影響。只要稍為對歷史有認識，便會知道排外與經濟危機有緊密的關連。此文的觀點，也是這種想法的延伸。現下排外思潮的種種發展，包括諸多機會主義者的出現、排外思想主流化等現象，正是排外勢力欲意擴大和政客意圖增加影響力交互影響的結果。
左翼經常強調，面對社會問題我們要窮其根本。如果我們希望根治排外的問題，便需要對這個社會現象有更根本的認知。亦正正是因為這種認知，我們才認為不可以因為范、毛二人的派排外論調比較間接、溫和就掉以輕心。相反，我們必須更加堅決的反對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如陳雲一樣瘋狂，也不是因為他們是卑鄙的陰謀家，而是因為就實際發展來說，他們才是令排外思想得以主流化的最大元凶。It's nothing personal。
當然，此文不過是個簡述，因為時間與篇幅所限，有很多的細節與比較都沒有做到。比如說范、毛二人的政黨與群眾背景，其餘有排外傾向但卻以不同形式出現的主流政治人物（如黃洋達、甚或譚凱邦），我們也沒有作出分析。唯願這篇短文能為讀者們提供一個思考的起點。
執筆之際，正直金色黎明的支持者當街殺害一反法西斯音樂人。其氣焰之盛可謂令人瞠目。香港當然不比希臘，我們大概也很難想像法西斯可在港生根。不過，五年以前，希臘人大概也想不到今天。每念及此，總是不寒而慄。
（原文刊於《中大學生報》2013年十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