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0日星期三

香港獨立媒體: 街頭藝人倡政府管理旺角行人區 勿卸責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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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藝人倡政府管理旺角行人區 勿卸責殺街
Nov 20th 2013, 10:52, by 劉軒

(獨媒特約報導)油尖旺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將於明天(11月21日)繼續討論縮短旺角行人專用區時間,今日(11月20日)立法會議員陳家洛聯同行人區街頭表演者召開記者會,倡政府考慮他們早前向民政事務局及區議會提交的管理方案,保留公共空間特色,不要「一刀切殺街」。

政府研減開放日數 問卷針對街頭表演

現時行人區開放時段為星期一至六下午4時至晚上10時,及公眾假期中午12時至晚上10時。油尖旺區議員仇振輝於7月動議減少開放日數,只於星期五、六開放,其餘時間恢復通車。民政事務處上月向居民、商戶、行人發放問卷,提出兩個方案,分別是行人區只在星期五、六開放,或只在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開放,兩方案都將開放日數由每天大幅減至每星期兩天。據了解,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八成居民及商戶贊成縮減日數,市民則大部分支持維持現狀。然而,問卷內容針對街頭表演,問及對表演者的監管,卻隻字不提易拉架、電訊商、攝影檔等其他行人區使用者,無視他們對行人區的影響,抹去政府的管理責任。

議員批政府獨裁懶惰 犧牲公共空間

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坦言擔心政府今次是「先有結論後諮詢」,決意殺街。陳家洛指,政府逃避規劃街道的基本責任,採取最懶惰、最獨裁的殺街方法處理問題,只會犧牲了街頭表演、市民的娛樂、以及行人區啟用12年累積下來的街頭自由。陳家洛指事實上令行人區情況失控的是商業活動,近年更出現「陀地」式劃界佔用公地行為,街頭樂隊都備受困擾,政府即使縮短開放時間,不過是「斬腳趾避沙蟲」,商業活動依然存在,矛盾和衝突只會更嚴重。

PB202619
表演者提方案 倡政府規劃管理

陳家洛解釋街頭表演者提出的方案,表演者提出自律控制音量,以照顧當區居民的訴求;此外,現時鄰近商業區的空間大多被商業活動所佔,致令表演者要到接近民居的地方表演,影響居民,故促請政府處理商業活動,讓行人有更多空間,表演者便可到離民居較遠的地方表演。政府亦可在遠離民居處劃定表演區,例如登打士街,供表演者使用。

陳家洛續指,政府應考慮立法處理問題,現時執法人員隨意執法,結果欺善怕惡,縱容商業活動,打壓街頭表演。陳家洛認為立法可保障香港僅存的公共空間,同時讓市民知道有除了殺街,還有其他的解決方法,正如空氣污染嚴重,政府都不會禁止汽車行駛。陳家洛表示曾有官員向他表示,表演者受歡迎,可以到西九表演,不用留在旺角,陳指政府一副「唔好搞我,搞人地好啦」的態度,置一眾守法、願意和居民及政府商討的表演者予不顧。

樂隊自律願意合作

街頭樂隊「雄樂館」表示,樂隊自購了一部分貝機量度音量,表演時的音量不會超過表演未開始時的音量10分貝。樂隊「EBM」亦指他們會要求觀眾走近一點,以免阻街。

「3L」樂隊表示希望政府成立專責小組管理行人區,認為即使樂隊不表演,旺角街道一樣嘈吵,現時處理手法針對街頭樂隊,反而商業活動繼續「奉旨」,並不公平,更剝削遊人享受行人區空間的權利。「EBM」又指,若封街,易拉架和電訊商攤位會移上行人路,更加擠迫;如果縮減日數,原本一星期各自表演數天的多隊樂隊便要爭奪空間,情況勢必更混亂。

3年前協助街頭藝人蘇春就被控阻街一案的梁家傑指,政府斥資二百多億建西九文化區,但竟趕絕創意街頭表演活動,是「思覺失調」。他又指出台北和倫敦均有行之有效的街頭表演發牌制度,可安排樂隊到沒有民居的地方,避免聲浪影響居民,認為政府應解釋為何抗拒設立發牌制度。

相關報導:
旺角行人專區研減開放日數 政府卸責扼殺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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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中国:废止劳教不应留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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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废止劳教不应留下漏洞
Nov 20th 2013, 11:07, by 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

人权观察组织:
http://www.hrw.org/zh-hans/news/2013/11/15

(纽约, 2013年11月15日)-人权观察今天表示,紧接恶劣的劳动教养制度即将废止的消息释出后,中国政府应宣示不再用其他不经审判的拘押形式加以取代。

11月15日宣布的这项措施,是中共一场重要会议之后公布的60点文件中,针对经济、财政和司法等改革计划的其中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三中全会)宣布的其他成果包括放宽一胎化政策,允许夫妻中一人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胎;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严禁刑讯逼供、避免错误判决;以及可能使法院更加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改革。

"中国政府终于回应国际和国内多年来的批评,宣布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亚洲部主任布莱德・亚当斯(Brad Adams)说。"若要让这一重要步伐具有实质意义,中国政府必须保证在此之后不再建立其他不经审判的拘押制度。"

劳教原则上只适用于未达刑事处罚程度的轻微犯罪。但警方长期以来把它当做一种方便的工具,用来打压异议人士和监禁批评政府者、上访者、泄密者、维权人士、地下基督教会或非法教派以及其他被视为对公共秩序构成"威胁"的人。

中共在会议决定中提到,政府将"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根据司法部指出,社区矫正已自2009年起在全国进行试点,《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已在2012年二月颁布。《社区矫正法》的草案已提交国务院审批。该法草案尚未公开,拘押规定是否包含在内并不清楚,以及若有这种规定,其拘押决定是否没有获得法院审判及其他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例如得到律师帮助。

官方媒体的报导指出,有几个省分的劳教所已转型为强制戒毒所,这种行政制度也允许强迫劳动。

中国"一胎化"政策的改变

三中全会的另一项决定,如外界普遍预料,是宣布将准许其中一人为独生子女的中国夫妇生育第二胎。目前,只有夫妻两人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才能生育两个孩子。

这项决定将让更多夫妇可以生第二胎,但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由政府强迫的家庭计划制度──包括动用法律和其他强制措施控制生育选择。

中国官员为了执行生育配额,要求妇女定期接受妇科检查、生育子女前须申请许可、到达生育限额后安装避孕器或结扎、若超过限额则要进行人工流产。

不遵守规定者将被处罚。强迫堕胎和结扎的报导时有所闻。

"中国政府本来可以迈出大步,全面废止生育配额制度,规定所有强制手段均为非法,"亚当斯说。"目前的政策修正虽然已有进步,但仍是不当限制生育权利,而且无法避免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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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致函湯漢樞機,香港明愛變得不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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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函湯漢樞機,香港明愛變得不公義?
Nov 20th 2013, 08:30, by 李健文

致︰香港教區主教
湯漢樞機

香港明愛變得不公義?

近日,多份本港報章報導香港明愛呼籲員工於2013年11月19日晚上收看無線電視台慶的消息,理由是無線電視承諾若台慶節目達30點收視,便會捐出300萬港元予包括香港明愛在內的社福機構。

聖經說,富人捐大量金錢也不及一個窮寡婦捐的兩枚小硬幣,道理在於捐錢者的背後動機。無線電視面對增發電視牌照的風波以及「熄機賀台慶」的壓力,冀透過「捐錢」挽救收視和形象,向廣告商交代。據盛匯商機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李根興先生在網站文章透露,以每20秒廣告的收費為例,無線電視的黃金時段廣告約$30- 65萬元。若節目收視有下降跡象,廣告商所提出的價錢也會因此下降,因此無線定必力谷收視,以保證廣告收益。這是真心的奉獻麼?而香港明愛卻致函員工們,呼籲(Ask)他們為這筆捐款看電視,是「見錢開眼」的行為,並間接鼓勵這一種商業行為。即使是次事件並不涉及牌照風波,也非最理想的處理手法。

此外,2013年5月18日,將軍澳明愛專上學院舉行國際會議,出席者包括特首梁振英先生。但學院竟用兩塊佈告板遮蓋民主牆,以阻止學生透過和平手段向特首及其他嘉賓表達支持碼頭工人及反對加學費的訴求,而有報導更指指示來自明愛高層。這已證明香港明愛已非首次涉及不公義的事件。

香港明愛近年擴展服務範疇,更積極籌備香港天主教大學,因此被形容為討好政府,以換取將專上學院升格為大學。連串事件已讓人開始擔憂教會日後能否堅守行公義、好憐憫」的精神。我懇請湯樞機主教關注有關事件,並訓示各負責人吸取教訓,堅守教會的社會訓導。

主佑﹗

主內兄弟姊妹

李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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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2113的考古學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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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的考古學發現
Nov 20th 2013, 05:30, by Kit@社漫

【吶喊】2113的考古學發現
好耐之前,香港有個鄧敏琳,上台得奬時對頒奬比佢嘅特首梁匪振英直斥其非。某年某月,有一個顧問公司亞洲區總監伍珮瑩對其客戶(即港府)大力批評,指責佢地斷章取義同造馬。曾幾何時,又有過一個為民發聲嘅電台主持 李慧玲,佢因為敢於每日對政府嘅失誤作出批評而被指「影響特區政府施政」,其後不久就被調職。
2013年以後,CONSCIENCE 呢樣嘢就喺叫香港嘅呢個地方消失,人人為咗自已生活好過點就得過且過,真真假假算罷啦。直到2046年,全民都合作去講同一個大話,就係話共匪有幾好同有幾好,大家就係咁快快落落咁生活落去⋯⋯〈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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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扺抗扼殺人民自主公共空間   打壓示威自由政府行為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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扺抗扼殺人民自主公共空間   打壓示威自由政府行為不檢
Nov 20th 2013, 05:55, by 自治八樓

對於近日在觀塘海濱天橋底開始的工程,以及有朋友要求政府就工程展開對話而被補,我們有以下想法:

觀塘海濱天橋底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在政府作任何「規劃」之前,已經由市民自主起動、活化使用,在那裡進行放狗、釣魚、晨運、踩單車、踩滑板、玩遙控車、跳街舞、音樂會、放映會等等各式活動。這一切是在市民之間協調發生,這種有機自發的秩序並不需要政府的規管。

而政府進行的工程將天橋底變成康文署場地,大部份之前在那裡進行的活動,之後可預期不會被允許。尚餘被允許的活動,就在康文署的監管之下,即除了「場地指定用途」外,其餘活動一律禁止——政府叫你做咩,你就只可以做咩。

公 共空間,就是容讓市民主動參與,決定做什麼活動,協調大家如何共同使用的地方。這種由人去主動參與、形塑所生活的地方,是民主、人民自主的重要一環。而政 府現在做的這種由上而下的空降規劃,就是將原來的公共空間,以及其中市民的主動參與,改成之後的管理場地,人們民只可被動使用。扼殺人民的「自主」,以 「被管理」取代,這是政府欲對市民作出的規訓,理應抵制。

一 群朋友嘗試抵抗政府這種對自主空間的扼殺,早前在天橋底嘗試拖延工程,並要求有關官員到場見面溝通。久候未果,到附近「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得其中政府人 員承諾稍後時間會有官員到場會面。及後已過約定時間,未有相關官員出現,朋友離開辦事處之後,遭廿多警察圍捕,以「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為名拘捕6人。

「市民因受不合理政策影響,連結起來,一方面嘗試減緩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到有關部門示威,向政府施壓,要求見面溝通。」這是市民以抗衡政府不合理政策的一貫做法,在其他議題如是。這次的做法,基本上並無不同。而政府的反應,是在並無發生衝突之下,在示威者離去後,以警察圍捕,這為前所未聞。政府是否以此向民間社會宣示,及後就算政策如何的不合理、不公義,市民就連最基本的示威、要求對話,都已被禁止?到政府部門示威,一概以拘捕處置?

政府扼殺市民的自主空間,拒絶溝通之餘,尚要拘捕示威的市民,指為「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我們在此呼籲,各位關心公共空間,以及市民示威權利的朋友,請持續關注觀塘海濱天橋底,以及「起動九龍東」的各項事態,適時給予支援。

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自治八樓)
2013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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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什麽是貧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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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貧困?(四)
Nov 20th 2013, 04:28, by 山中

要對付貧困這個問題,在福利、社會政策和財富再分配(在實際操作中,大多措施都是三者的混合)之外,更重要的是貧困人士能夠參與其中的社會整體性發展。若果缺少經濟增長,增加收入的機會就會減少,整個社會就會停留在貧困之中,造成絕對貧困。同理,如果部分人因爲各種原因(受到歧視、社會轉變、傷殘、長期失業等等),缺少參與社會的機會,他們也將會陷入貧困之中,不管整個社會如何富裕。前者是社會的發展,後者是個人在社會中的發展,而兩者之間有很大的關係。

社會的整體性發展屬於宏觀經濟範疇,依賴政治體採用適當的發展策略的能力,而個人的發展也為經濟發展所左右。舉一個例子,當經濟從農業主導轉爲工業主導時,高生産力(等於高收入)的行業會吸引更多勞動力,成為一個比從事舊有行業的人較爲富裕,更具流動力的階層,這對經濟發展提供很大的動力。但是,這種發展會同時損害舊有行業的利益,這些行業的從業者並不一定能夠或願意加入新階層,又因爲收入追不上新階層,又或者失去原來的生計(例如自耕農的農地遭收購,工匠為工廠所取代),他們就會成為新的貧困階層,並因此敵視新型經濟,成爲社會動盪的因素之一。近代史上的轉型往往有極大的社會性恐慌相伴,納粹主義、共產主義都是因爲這種不安而出現的反應。

因此,如要經濟穩定地發展,除了要保持經濟增長之外,政治體也需要找方法去減輕因不平等而起的對立和不安。也就是說,政治體的發展政策必須有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策略。如果經濟需要往技術性行業和自由市場轉型,它就要介入市場,防範上述所說的不良後果。日本與臺灣的工業發展就是在這種保護中進行,它們的工業政策除了增加對新興工業的投入,更保護傳統行業,幫助這些行業提高收入。中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一下子私有化土地,而是透過承包制,一邊在邊際提高對農業生産的激勵,一邊穩定城鎮糧食價格,並利用鄉鎮企業走出市場化的第一步:生産力增加的同時,使負面影響受到控制(但行業的差異擴大就需要更新政策,制定能夠支持市場的制度,例如法治,而這是中共政權做不了的事,此是後話)。要經濟有序的發展,不管新興或舊有行業均需要政府的扶植和保護,只有讓提供足夠和即時的獎勵,本來衰敗中或缺乏發展前景的行業才能茁壯起來(工業化也需要保護和激勵,而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發展時期均採取保護措施,可參考Big Push model)。這是利用發展策略減少貧困的方法。

同樣道理也可以用於個人的發展。人可以因爲各種原因陷入貧困,如沒有外力的幫助,貧困者將難以以自身的力量跳出這個困局,加上社會環境和心理因素,貧困的環境只會製造更多的貧困者,久而久之就會形成部落民之類的現象。因爲貧困形成一種身份–社會性標籤–導致他們受到社會的排斥,加上沒有其他可失去的,貧困者也特別容易接受犯罪集團的招攬,成爲社會不安的因素。事實上,犯罪集團或所謂的黑社會的前身,往往是貧困者或社會中弱勢群體為保護自己而組成的互助組織。

故此,如想在源頭減少造成社會不安的因素,其中一個方法是讓貧困者和被社會邊緣化的群體有效的參與社會,容許他們在社會階層中流動:歧視和在政策上妨礙某些人融入社會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只會製造更多問題。要減少這樣的負面影響就要社會發展人類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原來得不到重視的人與其社會網絡做出制度性投資,藉此提升他們能透過自身的能力和社會網絡的力量來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這個著重個人與社會能力的互為關係的發展方法叫做「能力路徑」。這方法不單只為貧困者提供脫貧的機會,而且會大幅提高社會整體的生産力。教育、職業訓練、公共醫療、公共房屋都是不可或缺的發展機制,社會保障則能夠防止因爲各種風險,因工傷、失業、疾病等問題而產生的能力消退。

雖然如此,這些政策都有不足之處。這些政策雖然向所有人開放–所謂的機會平等,但這不代表他們會得到平等的結果。就算個人的能力相差並不太遠,因爲富裕的家庭能夠花大量的錢去參加社交活動以維持他們的人際網絡–對社會資本投資,不能作出這種投資的人就會處於劣勢,而這是哈佛商學院學生所面對的不平等問題。另外,這些政策缺乏針對性,不能夠有效地改變人因爲心理預期而決定行為的身份經濟模式;貧困家庭因爲生活環境而形成的習慣和觀念,再加上可支配收入的緊絀,使他們在心理上與實際上均難以做出有利於發展自身能力的選擇。

社會資本的平等發展需要各種政策,例如反歧視、累積稅、資本稅、更普及的教育等所支持,需要為處於劣勢的人製造更多機會,擴大他們的社會網絡並加深網絡各端的連接程度。而對人類資本的發展問題,美洲地區開始流行「帶條件的現金轉移支付計劃」(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此計劃不同於傳統的福利政策,不會只要根據貧困資格給財政補助,而是要求家庭達成某一些涉及人類資本的政策目標,例如到醫生處檢查(健康)或帶孩子上學(教育),只要達成目標,政府就會在原來的財政補助之外再給一些額外的獎勵。

這種帶條件的轉移支付有幾個好處。第一,鼓勵家庭將收入應用在對兒童發展最有利的地方。第二,將社會的發展跟家庭的發展連成一綫,對社會而言是一種有效的投資,而家庭則會更有激勵、更自覺的完成政策目標。第三,為貧困家庭改變行爲提供即時的獎勵,幫助他們打破心理上的困局,並同時增加他們的可支配收入,讓他們感覺到他們能透過自身的能力去改善生活。這種政策遠比什麽「儲蓄計劃」更爲有效,因爲貧困家庭能夠即時的感受到計劃的實際好處,而不是用遙遙無期的「累積資產」–扣除通脹和計算邊際稅率,家庭收入反而比領取福利更少–去欺騙貧苦大衆。另外,在帶條件的轉移支付計劃底下,貧困家庭可以自由使用他們以完成政策目標賺回來的收入,到時候他們要為孩子購買高達或牛肉是他們的事,但因爲家庭的選擇增加,加上政策的指向,他們大多會選擇購買更多營養更好的食物,對孩子的健康更有利。換句話說,這計劃是以提高預算綫的方法來為家庭更有效的使用收入提供激勵。

因此,這種以「能力路徑」為原則而制定的政策,是跟傳統的福利扶貧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傳統的福利扶貧只是想用有限的財政補助讓貧困者得到最低水平的溫飽,政府不會在這之上增加福利水平,因為這種政策概念認爲增加財政投入會讓人對福利產生倚賴,導致有限的資源不能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要想持有這種概念的政府要更多的福利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而且這種思想容易讓人產生領取福利者都是濫用社會資源的想法,因此才會出現「資源不足」的歇斯底里心理。

換成「能力路徑」,心態就會不一樣。根據「能力路徑」制定的政策以發展人類資本與社會資本爲目標,因此對扶貧投入資源的多少並不是一項有去沒回的支出,而是會在將來產生收益的一項投資。假如回報增加,擴大投資額度就是一個明智的決定;有回報但不去投資,則是一件很笨的事。因此,「能力路徑」的實際效果要比傳統的扶貧大得多,並且更有説服力。社福機構一般只要求公衆從道德、社會義務或意識形態的角度去關注貧困問題,不能使公衆和扶貧的利益連在一綫;這種道德或社會義務,最多只能感染某些人從個人的角度作出投入,貢獻所謂的「愛心」,但不能説服社會作出政策性的投資,因此大部分公衆都不會要求改變政策,而政策也難以有成效。用道理和知識去説服公衆作出某種公共選擇,其實就是在進行審議式民主,也是在增加社會的能力。

(稍後我會將四篇連在一起,使它成爲一篇連貫的文章。)

原文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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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糊塗工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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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塗工程進展
Nov 20th 2013, 03:25, by 盧松昌

據聞石油氣較煤氣安全?小弟有幸變身白老鼠,好彩未淪為犧牲品,過後想起,仍有些怕怕。

星期日發現大厦維修工程壓毀家居石油氣排氣管,即時拍照記錄,上傳致電報告,未獲管理處危機處理——星期日管理人員休假;石油氣公司無師傅返工;維修承辦商無人開工,待星期一嘉群上門視察⋯⋯

星期一等待 檢驗石油氣熱水爐損毀情況;改動移開工作踏板臺;量度、配置、安裝破裂玻璃;然後才能重新修理安裝熱水爐⋯⋯按照幾個單位的這些程序,未知等待多少天,才重新有熱水用——我唔好彩,總之要等待。閣下在按章工作,舍下卻正在承受飛來意外的懲罰!

數度主動致電,唯有當機立斷——繞過繁鎖程序,改用不需排氣管的電熱水爐。落街選購儲水式電熱水爐,不待送貨親自托回,聯絡師傅上門安裝。至晚上11時,開啟新換電熱水爐,可以洗個舒服熱水澡。從此,放棄不斷加價的昂貴石油氣,拜拜不必再見啦!

星期一10時許,管理處電約,承建商嘉群下午3:40上門視察。管理處連同嘉群,在小露臺現場拍照,量度玻璃,未有提及賠償問題。當面理直氣壯投訴,要求合理賠償。若不是無辜橫禍,不需更換熱水爐;若要即時繼續使用熱水,唯有馬上行動換更電熱水爐。既是承辦商過錯,要求賠償天公地道。承辦商嘉群一名技術職員量度玻璃和拍照存檔,另一貌似負責人,則全過程幾乎一言不發,狀似莫測高深。陪伴的滙秀管理處職員解釋,仍待承辦商研究決定,只將換下的原熱水爐拍照,未有索取賠償單據。

順道投訴客廳花槽外側滲水入屋,多年投訴未解決。工程已開展打鑿紙皮石程序,卻未發現觸及此滲水位置。趁著管理處與承辦商糕層在此,得以承諾指示前線人員,今勻大概、終於、有希望可以搞掂掛!?

美孚八期維修工程糊塗狀況

拖延許久的八期大維修工程,終於搭棚開工。還未見其利,小弟舍下首當其衝,便先受其害。星期五回家,發覺小露臺兩扇窗門,被維修工程的工作臺木板封死,心中已不快— —工程期間,不能開窗;而且數拾平方呎大工作臺緊貼頂著鋁窗框,也擔心窗框承受不起。做法雖然欠缺專業水準,但本著息事寧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態,仍是勉強啞忍。

至今天,收取小露臺頂晾曬的衣服,發覺石油氣爐頂的排氣喉,被工程板壓下,離開爐頂一呎,穿過排氣喉的玻璃也被壓裂。怪不得我這個鼻子嚴重失靈者,老是嗅到煤氣怪味!猶幸未釀成一氧化碳石油廢氣中毒事故!

即電管理公司管理層,答覆以各部門假期休息為名,星期一才處理。 大佬呀!請處理危機!我要用熱水!星期一才派員上來,若按章工作,那麼,只因工程的低級錯誤,還要令住戶忍受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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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居港權問題:第十四個苦候被理解的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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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港權問題:第十四個苦候被理解的年頭
Nov 20th 2013, 04:16, by 中大學生報

文:郭鎮齊

就讀港大的內地女生不幸身亡,個別人的麻木不仁即時引起大眾猛烈批評,可見港人對內地人絕非毫無同情。不過,這些仇恨言論無疑也顯示中港矛盾愈加惡化,我們有迫切需要重新認識這些矛盾的歷史。一九九九年的居港權爭議,正是特區政府開始透過塑造敵人、製造矛盾來操縱市民情緒的混帳手段。我們不妨由此開始,嘗試質疑當權者的話。

歷史:從有到無的剝奪

居港權爭議簡單地說,就是一大群原本可以一家團聚的人,成為政策夾縫下的慘烈犧牲品。

香港居民、居港權、單程證,其實都是1980年港府取消抵壘政策後的新產物。取消抵壘政策後,港人內地所生子女需要獲得單程證才獲批定居香港。本來,有關問題中英聯合聲明亦有處理,但特區政府97年後發現基本法24條「過於寬鬆」,會令人口「大量流入」,於是以緊急立法的方式修訂入境條例。

由於相關修例被質疑違憲,大批受修例影響而喪失居港權的人士,申請司法覆核挑戰修例。結果99年1月,終審法院對有關法例做出解釋,確認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所生子女,不論是否註冊婚姻所生、有否單程證、是否生於中國、是否父母成為香港居民後所生,一律可獲得居港權。

可惜,口頭認同判決的特區政府礙於經濟利益的考量,乃刻意製造公眾恐慌,再以「提請人大釋法」一途去扭轉終審法院判決。最終,99年6月26日,享受家庭團聚僅五個月後,人大與終審法院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釋,宣佈子女出生時,若父母未成為香港居民,則不獲居港權。

政府當時直指,釋法可減少49萬人的居港資格,但其實這就是將已經到手的團聚權利,從這大批家庭手中奪去。

抹黑:操縱情緒的醜行

要維護政商一體的利益,政府一直需要緊密地控制人口與社會資源,並引入趕走「經濟上無貢獻者」的思維與政策。97後要從金融風暴「振作起來」,輿論上的抹黑就成了政府的選擇。

99年4月,政府稱終審法院之判決會在十年內為香港帶來167萬移民,並因而大幅增加學校、公屋、醫院等開支,令香港在十年內需要額外$7100億財政預算(當時庫房只有$4000億),每年又需額外$330億的經常性開支。一時間,社會陷入「香港陸沉」的高度恐慌,原本抗拒釋法的公眾慢慢開始同意以此法「解決危機」。

不過,許多學者早已提出167萬移民之說是胡亂推算出來,比現實超出至少一倍。而$7100億之計算方式更是荒謬:政府先假設所有新移民都失業,於是失業率上升至30%而且需要大量經濟援助,後再假設他們全部無屋可住,因此要大建新市鎮與公屋。

社會一片恐慌之時,政府竟乘機在釋法爭議期間多次上門,將未知是否可得居港權而留港等待判決的港人子女,在父母面前粗暴地強行押走,遣返出境。對不少居港權家庭而言,那是他們最後一次與家人見面,自此一江相隔。

痛苦:骨肉分離的悲哀

骨肉分離本就教人痛苦,長年分隔異地更使婚變、親子關係惡劣等問題成為許多居港權家庭的結局。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所作的調查顯示,爭取者平均等候約16年仍未獲單程證,而95%以上爭取居留權人士,在成長過程中,更未試過與父母相處超過一個月。

更可憐的,是部份家庭還要因地方貪腐而面對更大的悲哀。以施君龍為例,原本一家三口得到單程證,卻因為地方貪腐,收起一個名額來敲詐。結果面對稍有經濟能力的姐姐與仍需照顧的施君龍,經濟能力有限的母親,被逼要在兩者之間選擇誰要留鄉,誰要到港。就這樣,十二歲的「弟弟」因為生活而與母親分離,自己撐過孤獨的成長期。而為人父母的,也被逼以經濟價值來計算親生骨肉。要將孩子當成可以拋棄的貨物,家長自覺虧欠子女幾十年的罪惡感與心理重擔,當然絕不好受。

當冒生命危險偷渡來港見一面父母也成為不少人的選擇時,骨肉分離之苦大概不言而諭。明明這些人的權利再基本不過,現在竟又因人大出於考慮「經濟效益」的釋法而要再經歷難過的分離。這種事毫無公義,無怪乎居權運動到今天仍要堅持走下去。

冷靜:重新理解的前提

這邊廂,家庭團聚的權利要用幾十年爭取,連容許「超齡子女」申請單程證的政策也要抗爭到2011年才獲認可。大批家長爭取十幾年,未及一家團聚便已撒手人寰。今年六月,多年來積極參與居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林道成先生,也在成功爭取一家團圓的兩年後,不幸辭世。

但另一邊廂,內地商人、專才、優才卻可以輕易申請來港賺錢。說明白點,其實還是政府繼續用政策實現其「冇經濟貢獻就死開」的想法。「權利」,不過是賺夠了錢才能要的「奢侈品」。

自99年起,居港權家庭一直被當作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來刻意抹黑,但公眾少能抽離政府刻意操作的情緒政治。十幾年來,這些代罪羊往往連辯辭都尚未出口便被攻擊。其實,居港權家長曾多次以遊行形式,要求收回單程證審批權,因為他們一直爭取的,只是一個基本的權利:要政府認同他們可以一家團聚。

近年愈演愈烈的中港紛爭,固然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確實受到各種影響。但不嘗試找出真正的原因,反而誤將責任推到一班同是弱勢的人身上,無疑是做過了火。

當居港權運動幾乎沒有任何人支持,只剩一班老邁的長者為自己的合理權益苦苦掙扎時,我們是要繼續「理所當然」的思維,順從政府製造的假像,對代罪羊大加鞭撻,抑或能從歷史汲取經驗,試.聆聽對方、質疑政府,並還他們一個真實的面貌,還他們一個合理的待遇?

延伸閱讀及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香港居留權爭議」

.張超雄,《居港權事件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居留權大學行動網誌, http://roau.wordpress.com/

.亞洲週刊(2013年10月13日.第27卷.第40期),《縱火案.居港權.悲劇根源》

.大紀元時報(2011年11月24日),《中聯辦被指以居港權斂財》

.獨立媒體,《爭居權十四年:遺忘、忽視、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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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HMV Kafé— 一切從音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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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V Kafé— 一切從音樂開始
Nov 20th 2013, 04:22, by KelvinYFL

還記得今年初,當HMV宣布破產時,全球大眾樂迷,有些在懷念一番,有些在幸災落禍,覺得HMV不思進取,導致今日的田地,而我也抽過水,寫了一篇HMV的回憶,只為懷舊一下。

後來有白武士出現,HMV暫時免於一死,而最近靜悄悄地起了革命,進軍餐飲業,跟咖啡集團The Coffee Academics 合作,在港島的跑馬地及中環開了兩間HMV Kafé。

中環的Kafé就在娛樂行的HMV唱片店內,佔據3樓的一個Corner。我到訪時是大約下午六時,正值中環人的放工時間,照道理應該吸引到不少人前來喝杯咖啡的,但現場所見,人流稀疏得很,看唱片的人固然少,Kafé的角落縱使只有大約五、六張桌子,但人客寥寥可數,跟90年代的盛世簡直是兩個世界。

Kafé擺放著專業上等的咖啡機,除了供應即磨咖啡外,也售賣咖啡豆和杯子等。食物方面,以輕盈為主,有多款蛋糕和沙律,跟典型的集團式Kafe無異。

我試了咖啡和蛋糕,水準中等,不算好又說不上難吃,但我對此仍有點失望,我想有以下幾點原因和小小建議:

一. 話明是HMV Kafé,又既然說咖啡跟音樂不能分開,那麼這店應該是音樂主題咖啡店。無錯,Kafé周圍是CD和雜誌,店內又播放著音樂(我到訪時播著美國Pop Rock組合The Killers),但全部音樂都不是食客自選的,你站在店的其他角落聽也一樣的,而店員又好像不太享受音樂似的,跟客人沒有交流,令我感覺到這咖啡Corner跟音樂的Connection並未夠強,都莫論要咖啡店員推介音樂給我了。

二. HMV的食物跟音樂又毫無關係,Gimmick欠奉,可以設計一些跟音樂人或歌曲有關的食物嗎?

三. HMV對我等窮人來説,最吸引不是買唱片,而是可以免費試聽唱片,然後走去較平的店鋪去買,現在既然有咖啡和小食,何不將試聽器和CD放在每張桌子上?就算我齋聽不買,至少我已經付了咖啡錢。

四. 延續上一點,如果看中免費試聽的歌曲,為何又不可在店內直接下載至手機內,既方便快捷,又增加消費慾。

五. HMV仍在死守CD/DVD的實體唱片市場,既然人流不多,應該索性騰出空間,定期舉辦活動,但聽說已租給客人搞生日派對,這個做法我就有點保留,我寧願他們舉辦DVD試影會、藝術活動,甚至Live House Kafé,令一些新進樂手有地方表演一下,總好過像現在這般拍烏繩吧,或者變得麥叔叔。

HMV最大的問題,就是想轉型但去得不夠盡,定位又左搖右擺,「唔湯唔水」地似在吊命,看不出改變的決心,既然從音樂開始,就應該繼續以音樂為考慮點。現在來HMV Kafé坐坐,就像去探望垂死的病人,希望他好自為之吧。

原文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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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佔領中環與香港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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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與香港之亂
Nov 20th 2013, 01:20, by 張鐵志

「佔領中環」無疑是香港今年最重要的政治議題,也是中共當前對香港最大的擔憂,當然,更可能成為明年香港最主要的政治事件。

今年一月初,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在報上為文「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他說過去的策略不論是遊行或者佔領政府總部在爭取普選的效用可能不夠強,因此要「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變立場。」

這篇文章在媒體推動下引起越來越大迴響,因為戴教授一來是法律學者,二來他過去被視為溫和派,如今竟主張為了普選不惜「公民抗命」(即台灣常用的「公民不服從」)。三月,戴耀廷與朱耀明牧師、中文大學社會學者陳健民教授三人公開發表聲明「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佔領中環是個複雜的過程。他們預計舉行三次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台灣較常翻譯成「審議」),討論佔中方向和普選的具體方案,並在明年初針對商討日最後決定的方案進行「公民授權」──可能包括模擬投票和電子投票。最後這個公民授權的方案會交給北京和特區政府考慮,他們如果不接受且不提出替代方案讓公民經民主方式同意,此時事先簽署過佔中同意書的公民就會上街,以非暴力方式佔領中環。他們事後會主動承擔罪責,在審訊中不抗辯,以感召更多人認識制度的不公義。

主要組織者陳健民教授尤其代表一個重要轉折。他過去經常和北京方面接觸,和民主黨關係良好,甚至是2010年政改談判中的要角;戴耀廷文章最初發表後不久,他和一幫學者決定不再接待來自代表北京來港了解民情的學者或官員,停止與中央對話,因為對方完全聽不進去。所以,他加入佔領中環,決定要從「對話」轉成「對抗」。

這也是當前香港的氣氛。

這個運動放在香港近十年的民主運動脈絡中,有幾個重要意義。其一、一方面香港主流民主派如民主黨在2010年和中聯辦談判政治改革方案,但這個談判事前在公民社會缺乏討論,所以被視為是「密室政治」,對民主黨聲譽打擊很大。另方面,泛民陣營中的激進派如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採取較衝的抗爭路線,較難爭取更多中產階級的支持。因此佔中運動試圖整合溫和與激進,談判與抗爭(戴耀廷呼籲泛民應結合為「民主理性激進派」)。

其二、香港政黨在當前的社會動員逐漸被邊緣化,如去年的反國教運動主要是中學生組織的學民思潮,每年的七一遊行組織者也是以民間為主,而佔領中環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新想像,在這幾年香港泛民主派不斷分裂時,卻能建立起一個廣大的聯盟泛民黨派和社運團體都或多或少參與其中,也都參與主辦各自的「商討日」。(但香港最有實力的社運團體之一「學民思潮」卻沒有參與。)

其三、這個運動的過程和結果同樣重要:第一次商討日是一次大型的數百人集會,第二次則是由參與的數十個團體自己在各社區、學校舉辦,讓更多香港市民一起參與對香港民主未來的討論,由下而上地形成共識,以真正建立起一個民主運動。

這個運動當然成為北京的眼中釘,香港建制派力量和商會都不斷妖魔化佔中對香港可能造成的動亂,《人民日報海外版》也剛在十一月十一日刊登題為〈香港不能亂〉來批評佔中,尤其是佔中和台獨勢力的結合,會搞亂香港 。

香港確實不應該亂。然而,要維持香港的真正穩定,不是北京的強力維穩,而是給予港人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普選,否則人民的抗爭只會繼續下去。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2013.1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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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壓抑與愛的漩渦——看《誰調換了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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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抑與愛的漩渦——看《誰調換了我的父親》
Nov 19th 2013, 23:55, by 呂永佳

很溫柔。整部電影都浸沒在一片溫柔之中。

一場因為妒忌而牽起的誤會,致使情感錯配,對沒有血緣關係的兒子傾注了愛,高高在上從未失敗的良多(福山雅治),猶豫著:是不是要換上一個長期生活在基層、不懂禮儀的親生兒子。所有人都彷彿活在後悔當中。

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現代社會:血緣在法律上依然凌駕於愛,兒子需要一個真正的父親,父親也需要一個真正的兒子。即使法律從未了解愛,在重大問題上,只有直系親屬才可以下決定,這是我們社會的秩序,也是一個盲點。愛不是一切。

可幸是導演還未認同這一點,電影關心的是孩子的將來。導演是枝裕和當上父親,整部電影都洋溢著濃郁的關愛氣息。可是電影鋪展一連串由成人決定的聚會,不禁讓我想起西西的《肥土鎮灰闌記》:為什麼孩子從未發聲?孩子可以選擇自己的父母嗎?因此《誰調換了我的父親》中的日本孩子是如此壓抑,他們的有禮律己,其實是生長自一片來自雙親的陰影當中:他們必須服從、必須諒解。這是東方社會,像一塊又一塊的沉重的鉛,不知不覺地壓在孩子身上。

父親曾經也是孩子。於是電影是建立在一大個問號上。電影中的父親其實都在猶疑,都在捫石渡河,像良多般帶著深深的憂鬱養活自己的兒子。良多是電影中的最重要角色,他不滿意父親對自己的愛,曾經離家出走,父親從不明白自己的內心世界,也不曾與他遊玩嬉戲。他用自己的努力換取自以為高尚的職業,有豐裕的物質生活,以為自己成功了,以為自己的成長方式一定正確。可是當他的親生兒子琉晴跟自己一樣離家出走,他便明白,他永遠要活在一個問號之上,世上沒有絕對的正確方法,情感像變幻無常的海,愛,從來不是平靜的湖,情感世界洶湧,任何時間都要全神貫注,不急不緩,一個決定,足以讓人抱憾──這是一個壓抑的漩渦。

在愈來愈複雜的社會,親子關係變得愈來愈複雜。電影中對簡單的原始小鎮生活,明顯嚮往。只是生活在大都會的你你我我,溫暖的愛就像一個大網,處處都是漏洞。但願世界上的人,都能像電影中的一樣,有無微不至的父母,也有永遠體諒父親的孩子。

本文同刊於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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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電視精的滅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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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精的滅種
Nov 19th 2013, 15:57, by 周回

去年今天,我寫了一篇叫《TVB,生日快樂!》的文章,祝賀曾經輝煌的TVB生日快樂。今天,同一句說話,我說不出口。

香港人的特性,就是「又要鬧,又要睇」。BBQ結局、千篇一律的穿越情節、C Drive上網大法,等等等等,都被年輕人抨擊得體無完膚。我當然是其中一份子。可是,無論TVB如何變成cctvb,一味舔中共的屁股,我仍然無法抵抗電視機的誘惑。

我已經20歲了,可是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鐵定是扭開電視機,風雨不改,只因我是個不折不扣的「電視精」。以上所談及的膠劇膠情節,我不齒,但其實我大多都有追看。不怕老實說,在大家都在說tvb如何沒落之際,我不但會繼續收看,有時甚至追看。(《天與地》於我心中貴已為神劇,追看是一定的。)甚麼《換樂無窮》、《衝呀!瘦薪兵團 》,要是現在tvb在黃昏重播,我也是會照樣看個目不轉睛的。但近日,我真的受不了了。

上星期日,我起床後依舊在家中扭開電視機,拿著機頂盒的遙控器,按出一週節目表。兩分鐘後,我崩潰了。週一至週五,什麼《法網事務所》,名字我記不住了,又不幽默,寫愛情又全不細膩,寫法律?也別提那些不合理的情節了,就連一個個案中最基本的起承轉合也毫不吸引!那麼《On call36小時》呢?先自聲明,首輯我是追到完場的(但也不代表我覺得出色),但這次,其實除了演員,還有演員身處的攝影廠,整齣劇的故事設定跟八時半那齣其實是大同小異的——主線也不就是三角戀?

好了,好不容易等到週末,不用看劇集,一看節目表,髒話不禁衝口而出。甚麼?道地星期日影院竟是《我愛HK開心萬歲》?若你並非電視精,你不會明白此刻我的心情是如何的惡劣!舉個例子讓你明白:看過《家有囍事》沒有?電影中有一幕,常家的電視壞了,關海山和李香琴就不停大叫「世界末日啦」!我的心情,就是這樣。我真的好想看電視啊!

節目質素偶有先手,我絕對會原諒。畢竟,每個觀眾口味各有不同,總不可能一年365日的節目,都能迎合700萬名市民的口味吧!可是,重點是TVB完全沒有尊重觀眾!平日膠劇派膠,香港人仍然看得津津有味,沒問題,這是我們犯賤。但《May姐有請》激起沸騰的民怨,tvb卻一再添食,那算甚麼?我明白電視台靠廣告生存,但現在簡直是對觀眾的侮辱!這情況是多麼足以令一個電視精崩潰!

從前,電視是身份的象徵,窮人只能到外面的涼茶鋪去看;從前,電視是我們茶餘飯後的話題;今天,要是你一個8、90後年輕人,跟同儕表示自已有追看電視的習慣,那是多麼的霸氣盡失。

其實香港電視業式微也不是一天的事,但我還是風雨不改地,甫回到家,脫鞋之先就要開電視,直到外出或睡前一刻才關上。就算要溫習或有公務,也不例外。我真的太愛電視了,無論是如何不堪入目的節目,我也能將就看上一會。可是,現在我的確崩潰了。也許你不明白,一個電視精,如若失去了開電視的動力,甚或在非外出非進睡的情況下,有關電視的念頭,那有多嚴重。就好像,CY不再玩語言偽術,陳茂波不再經營劏房,民建聯不再支持政府,那是多麼的可怕!

電視精跟電視台不是相輔相承的嗎?怎麼會是電視台要殺盡我們?早前王維基事件,我數晚走上街頭。起初,上街的原因是我因政治打壓而憤怒;繼而,黃維基屢次強調發牌與政治無關,我則堅持這是不公義的,我們無論如何也要抗命;到了後來,數次翻閱電視節目表,我再走上街頭,只單純地因為我想看電視。作為一個電視精,對著一台形同虛設的電視機,沒有電視可看,那種痛苦,凡夫俗子是不會明白的。寫這千餘字,我並不為諷刺甚麼,爭取甚麼,而是,我真的好想看電視。

小時候,母親為了賺錢每天早出晚歸。筆者又是獨生,獨個兒在家,不禁有點寂寞或是怯,只好扭開電視,求一點人氣,一點聲音。久而久之,就成精了。還記得一次,筆者發燒,學也沒上,當時ATV在每天中午一時也會重播劇集,我便堅持不肯休息,掙開眼等待。可惜電視精的功力不敵藥力,我還是去睡了。睡前,我千叮萬囑母親要打電話喚醒我。可是,母親最後竟沒有叫醒我!我猛然驚醒,眼前竟是完場播出的工作人員名單!嗚呀!那集可是大結局啊!當時我發了瘋,哭得死去活來。今天,我張著眼坐在電視前,卻再也找不到對電視的狂熱。

今晚,我關上電視,不是因為我憤怒,而是我覺得叻先生主演的《跪回家》,會比台慶,甚至《警戒線》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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