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逸︰「政府越係諗住穩定社會，結果社會就越唔穩定。」
文：論盡採訪組
近些年來，五一遊行的隊伍的數量不斷上升，今年的遊行隊伍更多達有18個團體參與表達訴求。經濟的繁榮發展，與社會矛盾成正比。政府與市民的溝通，除了上街示威之外，仿似已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派錢解決不了生活素質問題
澳大政府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說︰「點解民眾要上街？佢地都唔想，但問題係佢地被逼到要上街，當越來越多人上街的時候，政府就唔穩，唔穩就一定要改變。」他認為，自回歸以來，澳門政府的思維一直沒有很大的改變，無辦法提升自身的管治能力，仍然純粹以為解決溫飽問題就可以穩定社會，「純粹只是派錢，派糖，什麼都是派。」
然而，現時澳門社會矛盾的核心已經不再是溫飽問題。例如，今次五一青年團體便以「重塑空間，還我好生活」為主題。余永逸說︰「現時社會所追求的是提升生活質素，但是，生活質素不是完全用錢就能夠解決，但是政府的思維卻仍然停留在用錢解決問題。政府的問題就在於只想發展模式，而不想市民的生活質素。經濟發展所做的任何嘢，都係傷害緊市民的生活素質，發展無慢下來的時候，咪影響居民的生活素質囉。」
前欠規劃，後難維持
他認為，自回歸以來，政府就沒有規劃好澳門社會的發展藍圖，到今時今日，由於已經牽涉到太多既得利益集團，政府根本無力再去規劃，難以平衡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依家呢個政府係做唔到，上一屆政府還好一些，但都沒有做，到今屆政府已經沒有這種能力。何厚鏵年代有能力平衡社會不同的力量，尤其是來自商界。到今屆政府只是維持現狀已經很難。」
余永逸認為，現任特首崔世安在既得利益集團的認受性不高，所以，政府認為維持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已經足夠。他認為，2010年五一遊行便爆發了嚴重的警民衝突，這並不是純粹本地居民的民間力量，而是可能一些人士有心讓一些比較激進的力量衝擊政府。「這是一個示警，今屆政府新上任的第一個五一，既得利益集團不壓住下面，下面咪湧上黎囉。」
「非正式政治」解決體制問題
「善豐佔街事件」最終以「善心人」出錢埋單，暫時平息了風波。余永逸認為，這是用「非正式政治」去解決公共事務的手法。「澳門政府的體制弱，整個體制係唔得既，包括法律，行政等等都沒有提升，咁就唯有透過一些所謂的民間協助，當中有否政府的參與，我們無法得知。」
他說，「非正式政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治體制上的不足之處。然而，過份依賴「非正式政治」會導致市場化。「點解人地要幫你？市場化就係利益，你俾利益我，我先幫你。所以，當善豐事件解決的時候，會有人問，會唔會有官商勾結，因為人哋幫咗你，係要有啲回報。」
越想維穩越不穩
余永逸指出，政府的思維必須要比市民「走快幾步」，「政府現時不動，所以咪不斷有市民撞佢囉。如果每次都將這些激進的力量扼殺，最後只會越來越多人上街。政府越係諗住穩定個社會，結果社會就越唔穩定。」
政府如果想透過「不和諧」的方式達致「和諧」，「除非將全部影響穩定的因素削除，但是當越來越多不穩定的因素出現的時候，你係無辦法削走。所以，市民咪迫政府去改囉，市民已經開始學習越來越激進，如果，到最後政府真係唔改，整個體制咪瓦解囉，但是，我相信澳門唔會出現這種情況，北京亦都不允許。」
互信被毀，政策難行
余永逸指出，政府每次有政策出台時總是「遮遮掩掩」，缺乏透明度，總是被市民懷疑政府背後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或者向利益集團輸送龐大利益。「當政策一出台的時候，你咪講清目的和原因囉，甚至出更多的諮詢文本，解釋政府的立場，點解要咁做。」
澳門政府現時的確做了不少諮詢，然而，市民感受到的是「被通知」多於「被諮詢」，因此，市民便常批評為所謂的公開諮詢只是「假諮詢」。余永逸說︰「一方面政策唔得，另一方面官員解釋政策沒有說服力。所以，就無咗個互信，無咗互信之後，就咩都唔洗行架啦。」他認為，自何厚鏵時代的第二屆政府開始，官民之間的互信就不斷受到打擊，直到政改一役，互信已經完全被摧毀。
挾民調以令民眾，社會怨恨推向兩極
余永逸認為，政府的所謂諮詢根本沒有吸收到市民的意見，每次都只是「Yes or No」，要還是不要的問題。「所以，讓市民覺得你既諮詢文本根本上就係通知我，唔係諮詢我。當市民不接受的時候，咪下下都動員囉，因為我無辦法修改的內容時候，我唯有唔要呢樣嘢囉。
他又指出，政府在推行政策上，慣用民調作支持，變相成了公投。「政府現時是依賴民調，用多數壓少數，將社會的怨恨進一步推向兩極，雖然另一極個班人都仍然佔少數，但係你一件事推一班人去，另一件事推另一班人去的時候，反對的極就越來越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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