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資專上院校加學費問題猖獗，各間學院在2013-2014年度的學費加幅由0.6至25%不等，難免令人感到自資院校的「學店味」濃，一味只是借助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為辦學團體賺取可觀的收入。令人不解的是，在這個加學費的「潮流」當中，教育局的角色近乎被人遺忘，至日前有立法會議員詢問吳克檢有關學費的時間，教育局才「被迫」現身說法。筆者觀察之下，教育局近年的角色幾乎是躲在自資院校的背後，因為當局正面對一個監察與否的兩難局面。
面對近年來接二連三的自資院校問題，加學費、超收、師生比例超標、高層遴選不透明等問題，客觀的事實已經反映各校可以任意惘為，教育局都是後知後覺，根本沒有發揮監察作用，但當局若然之後才介入事件，反映的就是自身沒有準備、監察專上教育之過，好比自打嘴巴。面對這個兩難，教育局只好每次低調處理事件，但此舉既無法控制院校，產生警告作用，更無法回應學生和大眾的不滿，也無法就學費問題作出改變。
此時，我們必須在不增加教育局直接干預院校內政，同時當局可以發揮監察角色之間，提出一條新的道路，短期內處理近乎失控的自資教育「市場」，保障學生及其家庭的權益。
向上流動私有化？
自從零一年結，政府「急需」專上人口勞動力，在不增加資助學士學位的前提下推出副學士，在未來十年提升大專學磋人口佔整體人口中六成，這個「教育八萬五」的歷史人人皆知。隨著新政策面世，當時社會引起學歷認授的恐懼，最終政府推出「資歷架構」，希望學歷可以「明碼實價」供市場參考。十年過去，副學士人數由零二年的3732個暴升至2011年的27822個學位，比較之下，八大資助學位則停留每年約15000至18000個畢業生的水平，但單是副學士的畢業生卻有23000至27000多名，數量已經遠遠超過資助學位。由學位需求去看，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已經由「資歷架構」主宰，因為「資歷架構」明確地把學術為主的知識排序，由第五級的學士學位，至第四級的副學士，再至第三級或以下的文憑，「資歷架構」本身已經代表了社會上各人的價值和流動機會。然而，政府首先運用公權力推行教育改革，打開人口全面專上化的序幕，卻未有以公共開支支援政策，相反是透過代理人－自資學院處理新政策產出的上流動過程，無疑地是把整個社會向上流動的過程以公權力的方式進行私有化。「向上流動私有化」的結果就是青年人在上流的過程期間的成本－學債不斷增加，而按照「資歷架構」的層級分類及日益增加的自資學歷人數，更多的青年人換來的是愈來愈多的枷鎖、負擔，令人質疑這個向上流動是否真的可以向上流，坦白一點說，私有化後的「資歷架構」其實是一個虛構的向上流動。一方面提供升學的資助學士學位名額不變，另一方面青年人在「向上」的過程中只會不斷增加原本的負擔，如選擇自資學士課程（例如 Top-up degree）等出路。
《專上學院條例》過時
自資院校就在上述的政策下各自成立，首期的是以公營八大旗下的姿態出現，近年的已經獨立成校，借助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獲得學術認可。政府和各自資院校挾持向上流動的過程之下辦學，對比過去的樹仁學院及嶺南學院根本不可相提並論。前者曾經因為學制問題拒絕接受政府資助，寧願沿用「學院」多年；後者是因為校友堅持承傳廣州本校的辦學理念而重建的理念，辦學的原因與政府政策談不上關係，政策也難以提供兩校任何優惠。今日學費問題嚴重，根源之一是現行的《專上學院條例》已經過時，一方面沒有為學院和政府之間立下明確的關係，一方面未有就政府的角色和權力提供任何線索，監管自不然無法產生。
條例在1960年制定，多年來未有重大改變，教育局針對學院的權力的條文含糊。雖然條文給予「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可拒絕將任何專上學院註冊或取消其註冊」的權力，但內文純粹技術性，只要學院註冊及辦學其實符合基本的行政架構、課程資素等（詳看《專上學院條例》）就沒有「釘牌」危機，而近日議員質詢學費問題時，局長只是說「香港的專上院校在學術發展及行政管理上享有高度自主。總括而言，院校在釐訂自資課程的學費水平時，力求收支平衡，並採取審慎的態度，考慮多個因素，包括預計報名人數、市場上是否有類似的課程，以及收生對象的負擔能力等。」作回應，可見條例沒有符予當局介入學費水平的理據，難怪當局過去不曾評論學費升幅問題，更不用說監管。條例雖然要求學院設有基本的行政及學術架構，但則沒有規定組成內容，故此院校沒有必要加入職員及學生作為決策機構（如校董會）成員，留下一大片空白讓院校「走位」，所以學院可以隨時加價而學生卻毫不知情。
條例沒有確保一定程度的校園（師生、辦學團體）共治，卻為「黑箱作業」提供了根據。
「專上教育大煉鋼」
今日的自資專上教育局面就如「教育大煉鋼」一樣，自資院校在十年間不斷擴充由，由2001年的四間增至2005年的20間，今日又有「明德」、「港專」、「能人」等院校加入，政府應該自2001年推出政策之前已經預見學位及學院數量暴漲，然而條例未見更改，同時盲目相信「市場」需求。2013/2014學年，嶺大、浸大、港大旗下的自資學院及恆管出現收生人數大減，如未來學生人數一直下降，學費收益下降帶來的後果必然是行政和營運開支的問題，按過去各校沿用的「慣例」，最終受害的必然是學生及他們的家庭，因為學費將會再次上調以支持不斷擴大的規模，同時院校更會開拓內地市場，補充收生不足。
在過去的經驗看到，自資專上教育已經「中哂伏」，欠缺監管而產生的資歷認證等問題已經屢次發生，證明教育「市場」未能自我調節，「人有多大贍，地有多大產」的思維仍然普遍地存活於自資專上教育界。
修改條例 就院校財政評級
面對近乎失控的學費問題，教育局必需放棄自由放任之態，發揮監察的角色。教育事業不能交由私人市場主宰，把原來為社會眾人的上向流動過程成為私人投機工具，繼續延續社會階級的不平等。自資院校及政府沒有理由以「院校自主」作為借口，以「辦學」之名純化賺錢的動機，一方面拒絕提高院校行政及財政透明度，讓公眾永遠在「黑幕」之外了解「市場」資訊，另一方面政府卻又不斷鼓吹學生投入教育「市場」換取學歷。
未來，政府應首先由《專上學院條例》開始，規定院校行政架構的組成，必須包括教職、職員及學生代表參與最高決策機關（校董會／董事會），同時確立他們就校政及財政事務的知情權，保障學生及職工利益（如學費運用），確保校內監察，打破原來「黑箱作業」的根據；院校雖然擁有行政及學術自主，但教育局必須規定各院校公開其財政年報，並且每年按年報內容評審院校財政狀況，就院校財政穩健度評級，如院校決定於下學年加學費，教育局需就決定作出評估和評審其合理性，報告再交由立法會通過，為公眾（特別是學生）提出指標。
監管流程：
院校制定財政年報＊ ＞ 教育局就年報評級＃ ＞ 教育局向立法會遞交評級報告
＊經過校董會／董事會表決
＃如院校有加學費決定，教育局須就決定評估
︿由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質詢，通過教育局報告及評級
上述的過程仍然給予院校行政自主，因為政府沒有直接干預院校的權力，而是把資訊和指標交到公眾判斷，產生警告作用，而院校必須經過最少兩個關卡（政府評級、立法會，第三個為校內持分者）方可調整學費。上述政策可首先於公營大學旗下的自資學院推行，然而，長遠而言必須考慮就學費「封頂」，同時資助院校財政，增加教學資源減少院校向學生「開刀」的誘因，成立非經常性撥款申請金，支援院校教學設備及基建，讓學院以計劃書形式申請。
總結
面對自資專上教育學費問題，政府不可能再以「自資」、「院校自由」等「語言偽術」，掩飾政府的「假中立」角色。事實上政府與各大院校一直保持緊密合作，任由專上教育服務「外判商」大加學費，現階段必須確定教育局的角色及權力，由修例出發，監管「教育市場」。
（圖為編輯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