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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寫於2013年6月，解釋社會主義者在佔領中環的政治立場，並提出所需的策略。
怎麼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的民主鬥爭正邁向關鍵的階段。中共發言人証實了所謂的2017普選承諾不過是空頭支票，《社會主義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獨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選的最後控制權，將選舉降格為「諮詢性」的儀式，任何與北京「對著幹」的候選人都不會有機會成為特首候選人。
親政府陣營甘為應聲蟲，竭力宣傳「真普選是烏托邦」的論調。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佔領中環」與中共一決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制陣營擔憂，這主意會發展起來，並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體則以陳腔濫調鋪天蓋地的警告，「佔中」會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經濟自殺。
「佔領」並非新的主意，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可以對此有專利權。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後，「佔領華爾街」以及歐洲類似的大動員成為世界新聞的頭條。如果「佔領中環」以動員大量群眾為目標，不加人數設限；如果佔領和遊行以公開和民主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2012年佔領添馬艦反洗腦行動那樣的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可以是群眾運動邁向重要的一步。
集體佔領的目標是什麼？
集體佔領的行動可以作為跳板，將為真民主而鬥爭的行動升級。但要達致目標，我們需要更有效的群眾鬥爭方法，例如罷工／罷課，以基層工人和青年為基礎建立群眾組織。不幸的是，溫和泛民主派領袖並非採取這方法，而是將「佔中」設想為有限度的、象徵性的佔領，其目標並非重重打擊中共獨裁，而只是向選民有所向待。若不打擊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戰略之前已經失敗過，在未來也不見得會成功。依靠與獨裁者談判，承認政府繼續統治，從而換取獨裁政權賜予民主權利，在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
近年溫和泛民政黨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佔中」議題去確保自己與中共談判的權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後，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眾原諒。泛民領袖害怕群眾抗爭，因為害怕會被迫走得太遠，甚至群眾會在鬥爭過程中踢開泛民，選擇更堅定的抗爭力量。但他們又明白到，2017年的選舉將至，如果自己無所作為，便會名譽掃地。雖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視佔中行動為鬥爭的機會，但對民主黨而言，這不過是捧自己做領袖的平台，並嘗試控制運動，避免其演變成為挑戰現行權力架構的全面抗爭。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制佔領和堵塞中環的人數為一萬人。在組織手法和政治綱領來看，這想法有幾個弱點。事先限定鬥爭的規模，或者強加組織上的限制，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現實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產階級」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導運動，因此貶低兩個鬥爭成功的關鍵元素 – 工人階級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這些主意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完全脫離真正的鬥爭經驗。遠的先不談，就算在香港，近五年來政治運動的潮流是由九十後帶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對此一無所知。
怎麼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溫和泛民領袖脫離現實，低估爭取普選所需要的力量，對未來的鬥爭是相當危險的。例如，戴耀廷發表了難以置信的聲明：「理論上，在我們要發動佔領中環前，北京就會先妥協。」（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這看法完全錯誤，低估中央政府態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領導的先天缺陷。李柱銘回顧三十年前中英談判開始時，坦白地說：「那時形勢不同，我們那時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會有民主。」（《華爾街日報》，2012年4月9日）。
單靠佔領行動並不足夠迫使中共妥協。再者，參看其他國家的運動，如果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民主的架構，長期的動員只會消耗參與者的能量，達不到政治上的變革。雖然如此，佔領行動可以作為開始，以動員群眾，並升級至其他模式的集體行動，最後不可或缺的，是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不同意泛民以「佔領中環」為最後手段 (正如梁家傑所言)，而應該是一個平台發動更有力的抗爭方式，包括罷課／罷工，以及呼籲跨越香港邊境的團結行動。最近，有泛民領袖又改變了立場，指如果「佔中」被警察暴力驅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體公民抗命延續。這反映泛民開始瞭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單靠佔領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讓。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場仍然欠缺贏得勝利的對策，而佔領僅僅是群眾挑戰極權的政治抗爭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終控制香港的政制，不是擔憂香港失去控制的本地後果，而是擔憂對內地會產生的影響。中共最高領導愈來愈恐懼中國會爆發革命，習近平公開警告中共政權會在10年內滅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鬥爭一定要是群眾運動，並必須連繫至中國革命性的鬥爭。內地群眾（尤其是受盡超額剝削的4億工人）是擊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領袖希望），拒絕積極連繫並支持中國的反專制鬥爭，將不能夠成功。
同時，這場鬥爭並非單單反對中共獨裁。香港由少數富有家族主導的資本家階級同樣堅決反對民主變革，確保可以繼續榨取鉅額利潤。有大公司和大銀行正在威脅，如果佔領行動發生而造成「政局不穩」，它們將會撤出香港。可見，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政治自由遠遠次於賺錢的「秩序」。因此，民主鬥爭必然走向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否則就會停滯不前。
運動應該有什麼即時的訴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對「民主選舉」只有模糊的解釋。沒有詳盡解釋，只會讓中央政府有空間玩弄細節，繼續施展拖延、枱底交易和小修小補的技倆。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選方案應該與西方體制看齊，但這是真民主嗎？英國擁有上議院，美國的總統則由選舉團產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這種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以掩飾銀行和大商家的統治。
戴耀庭又說，只要選委會由普選產生，他會接受特首候選人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篩選。但是，如果要由一場選舉去決定誰有權決定誰有權參選，就連西方標準都不如了。如果這是泛民領袖的起點，當面對政府和商家反擊時，他們會退到哪裡去呢？李柱銘甚至說，只要五個候選人中有一個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篩選機制由現時建制派主導的提名委員會把關。由於輿論強烈反彈，李柱銘其後在48小時內被迫撤回這一主張。從「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誤」，可見泛民領袖是何等脫離群眾。
如果群眾不願再被出賣，一份爭取真正民主變革的清晰綱領是必須的。必須要求梁振英政府下台，必須要清楚表明立即廢除所有精英主義的小圈子架構，例如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絕不接受篩選機制（不民主政權的典型特色），所有政黨和個人都應該有權參選。這運動一定要拒絕枱底交易，例如所謂以普選換取廿三條。但是，只有這些低限度的條件，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普選，因為中共獨裁把持最終權力，決定誰去組成政府，因此任何選舉最後都不過是「諮詢性質」的！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站在群眾身邊奮鬥，支持寸進的民主改革，但同時主張民主鬥爭必須連繫至推翻中共獨裁和中港兩地的資本家。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由16歲以上人士普選產生，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制、調高最低工資、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價公屋、改善污染的政策，以及社會主義的綱領去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
再來一次「變相公投」呢？
在群眾鬥爭裡，各式各樣的策略是需要的，辭去立法會職務並觸發變相公投是其中一個方法。在2010年，社會主義行動積極參與在社民連等的516運動中，我們認為這場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516從激進化的群眾中取了50萬反建制的選票，這些選民大部分都永久地離棄背叛妥協的民主黨等溫和派。當時尚未分裂的社民連在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令運動有著反建制的性質，並將來自基層青年的忿怒反映出來。
現時有討論指，未來「公投」會由民主黨和何俊仁發動和主導，這將會和上次的運動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參與小圈子選舉的鬧劇裡，可見民主黨並無權自認為民運的唯一或主要發言人，包括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變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對2010年「公投」，並極盡所能減輕「公投」的影響，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對話。如果變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黨領導層的組織和政治控制下，將只會產生一個口號和行動「溫和」得多的運動，而和現時鬥爭所需完全脫節。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未來的「公投」運動必須建基於民主和公開的運動架構，將不同組織容納於民主鬥爭中，在關鍵議題上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
應該排除政黨參與嗎？
有民主黨和公民黨領袖表示擔心「佔領中環」會被「騎劫」，不點名暗指激進派分子。他們亦主張排除政黨橫額、徽號、出版物在運動之外。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佔領行動的手段。初看之下，這種「排除政黨」的主張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們正確地對資本建制的政黨採取蔑視態度。但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這些政黨的政客突然偽虛地反對政黨的自由呢？任何群眾運動若果不容許自己陣營內有民主（不同團體、政黨和個人公開運動並發表自己意見），這個運動根本不能創造民主的社會。
諷刺的是，最擅於禁制不同政黨的是中共政府。同樣，聲稱自己民主的領袖和團體抱怨運動會被「騎劫」，是自相矛盾的，與中共指責群眾反抗「別有用心」的說法一脈相承。無論是中共還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輕蔑群眾的表現，視群眾為無思考能力的人質，會被「外來勢力」操控或騎劫。泛民領袖這種說法反映其內心的憂心和虛怯，要保持運動的牢牢控制，並排除所謂「激進勢力」的影響力。這並非我們第一次見識到小圈子領導層如何用官僚手段控制運動。
泛民政客主導媒體上的辯論，但同時自己在實地上欠缺實力，沒有群眾政黨和活躍分子。這是國際性的現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體、廣告和選票主導，但完全沒有在群眾裡紥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黨轉右並淪為資本建制的附庸後，也無一倖免走上這道路。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主張組成新的戰鬥性工人政黨。歷史表明，這樣的政黨在民主鬥爭的路途上是必須的。
親資政客（包括泛民派領袖）害怕現實的鬥爭，時刻指望着妥協，不需要也不願意與示威群眾站在一起，宣傳自己的理念。他們只需通過主流媒體媒體傳播理念，試圖從最不積極和覺悟最低，而非站在抗爭前線的階層中獲得支持。各個政治派別（或無派別）的代表或領袖在曝露在公眾面前，對群眾鬥爭才是有利。民主黨領導之流反對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運動，因爲他們希望隱藏他們真實的政治主張，方便為與政府秘密談判。
反洗腦佔領政總一役，有何教訓？
去年，反洗腦運動演變成十萬人佔領政總九日的行動。但這群眾由非選舉產生的小圈子控制，主要由教協官僚（民主黨政客）及一些民間團體主導。「學民思潮」被捧為運動領袖，受到媒體嘉許並人氣急升。但「學民思潮」實際上不過是一個Facebook群組，由一兩個「政治明星」主導，組織並無民主架構的會員基礎。這鬆散的網路除了反國民教育外並無清晰的目標和戰略，令教協官僚非常容易將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們的術語，「騎劫」了他們。反國教的領袖在完全沒有民主諮詢群眾參與民意的情況下，突然解散運動，接受政府的半妥協（擱置國民教育），任由計劃在未來死灰復燃。群眾運動就這樣被出賣，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機會。
在「佔領中環」運動裡，戴教授取代了「學民思潮」的位置，作為掩飾民主黨之流的一塊「新臉孔」。我們認為，無論是佔領政總還是佔領中環，都必須完全民主並廣納，讓勞動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臨」的角色參與而不能發聲，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讓人們討論運動方向、訴求和策略。任何與政府的談判應該公開，而領袖的建議應該先通過群眾大會辯論，當中由不同團體表達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才能得到認可。
反國教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行動的年青成員積極參與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受到反國教大聯盟的部分領袖嚴苛抨擊。因為「大罷課」提出了一些「大聯盟」不欲見到的民主原則，例如容許所有國教的團體派發單張、籌款和收集簽名。「大罷課」當時印刷了超過5萬張支持罷課的傳單。
我們支持罷課的同志受到攻擊，並以中共的邏輯指控我們「分裂運動」、「騎劫運動」、「冒認學民思潮」（但學民思潮是反對罷課的！），甚至被身體上的暴力襲擊。正如我們當時指出，群眾鬥爭以「一黨專政」的形式進行的話，是相當荒謬和危險的。運動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為小圈子領導層想牢牢控制運動，防止運動升級，並竭力將其去政治化。具體來說，主辦單位竭力遏制佔領者對要求罷課、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訴求。以此，他們用演唱會代替政治討論。在突然解散運動後，很多參與者都感到驚歎和混淆。
運動應該非暴力嗎？
很多人希望不通過暴力而達致政治變革，是可以理解的。對於「香港自治運動」陳雲提出，民主鬥爭必須「勇武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並不支持。我們主張有組織、有紀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動，但我們同時警告，國家機器鎮壓的威脅，並需要在政治上所出準備。從來沒有統治集團會不戰而降，捨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因此他們必然會動用國家機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對付群眾。中共固然希望將鎮壓香港的任務外判給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選舉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條的政治危機時，香港統治菁英曾經討論動用解放軍鎮壓示威者。
雖然至今這仍未在香港發生，但鎮壓加劇已成趨勢，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嚴厲判處。甚至連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鄭仕廉也承認：「並沒有數據表明近年來的示威趨向激烈。」《南華早報》（2011年9月16日）
支持「佔領中環」的泛民主派領袖特別強調「非暴力」抗爭，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佔中」要與七一遊行和反國教佔領零舍不同。他們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篩選程序和宣誓儀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於行動外，完全扭曲政治抗爭的圖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卻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設鎮壓武器，不僅包括1萬個防暴手榴彈，以及發出高分貝和高頻率的聲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領袖說，示威者被逮捕的話不應反抗，顯然這是錯誤的。按照這邏輯去說，這等同讓政府和警察決定何時結束佔領行動。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展開運動呢？提倡這想法的人完全沒有建基於群眾鬥爭的實際經驗。參考天安門廣場的例子，示威學生組織基本的安全糾察隊，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間罪案率降低了）。較近的，是廣東烏坎村的群眾起義，見到有組織的社區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鎮壓，並安排自衛，將中共地方官員和警察驅逐出外，後來更迫使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妥協，令村落免於受到代價沈重的政治打擊。
在民主鬥爭運動的決戰時，認真的戰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會打壓，而增加政府鎮壓的政治成本。同時，以罷工糾察隊為榜樣，在運動中組織基本的籌備和自衛（防範親政府的搞事者）。這種措施會降低暴力發生的可能性。對警察打壓採取沈默態度是鴕鳥政策，只會令親政府陣營更放膽攻擊運動，增加爆發暴力衝突的危險。
為什麼罷工／罷課比遊行佔領更有效？
總結來說，如果佔領行動是反中共鬥爭的開始，並會發展至更廣泛和有力的戰略，佔領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結力量為鬥爭升級。但單靠佔領要打擊中共是不足夠的。
要完成這歷史任務，其他的鬥爭方法，例如號召全港工人罷工一天作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現實的力量所需。罷工應該擺擺一系列的訴求，包括全面民主權利，並將之連繫至被忽視已久的提高工資、八小時工作務、集體談判權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主義行動提倡學生罷課作為先鋒的行動，仿效1989年天安門的鬥爭。學生罷課和佔領校園可以作帶頭作用，接著以更強大、更關鍵的工人階級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專制鬥爭中，工人群眾開始罷工令運動邁向高峰。泛民主派領袖的戰略並不建基於任何實在的經驗，又害怕實際鬥爭。我們社會主義者與他們不同，我們緊貼群眾鬥爭和革命起義的新鮮例子，從而產生引領成功的理念、口號和策略，並在未來鬥爭爆發時應用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