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丟掉政客必須佩戴道徳光環的幻想，全力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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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掉政客必須佩戴道徳光環的幻想，全力抗共 Jul 23rd 2014, 14:43, by RickHui 近日，黎智英向泛民各黨、各立法會議員獻金數千萬一事，搞得滿城風雨，涉事者回應時狼狽困窘，左右支絀，更讓人感到事有蹊蹺。因此，相信有不少本身支持泛民的人煞有介事表示，泛民議員不外如是，欺世盜名。 但整件事最讓人感到恐怖的地方，公眾卻視如不見，最恐怖之者並非泛民議員的所謂道德光環破滅，筆者亦從來不認為存在著所謂的道德光環。整件事最恐怖的地方，是黑客入侵黎智英電腦，以致資料外泄，記住，相信黎智英的電腦並非你我所使用的普通貨色，但黑客亦可出入自如，而幕後黑手是誰，呼之欲出。你亦可以是下一個受害者。 黎智英捐錢給泛民各黨，根本不是問題核心所在。黎智英捐獻巨款，會否使他於泛民各黨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答案是無須置疑，會。你可以覺得這樣是不公平，可以覺得天下鳥鴉一樣黑，但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歐美民主國家如是，絕大多數政客都是為了利益辦事，但他們同樣有求於你，有求於你的選票。 政客是不可信的，制度次之，最可信的還是自己。政客與選民(你)，不過是互相利用，所以，你第一件事就是要丟掉你所幻想的政客應該要佩戴道德光環，你如何看待泛民各黨、各議員，核心並不是黎智英捐了幾多錢給泛民，核心並不是它/他有沒有道德光環，核心是泛民各黨、各議員有多少政治能耐，它/他反共有多用力，它/他於關鍵時刻是否與你同一立場。若它/他出賣你，你就用選票懲罰它/他，就這麼簡單。就憑這一票，你就可以制衡梁智英，制衡政客的貪婪。 如果議員是以個人身份收受捐款而不申報，這就涉及制度上的違規。這是個法律問題，就讓法律去處理，應該受到法律懲處的，就讓他受法律懲處。 從黎智英資料外泄可知，中共手中必定掌握了不少泛民大佬的黑材料，否則也不會有公民黨成員提出溫和方案。黑材料除了政治獻金，甚至包括婚外情、嫖妓、甚至看成人電影，不一而足。這些泛民大佬就是害怕黑材料會破壞自己的道德光環，才會屈服於中共，最終出賣港人, 其破壞力比起民建聯有過之而無不及。現時，很多市民帶著道德光環的幻想，陪中共及其爪牙一起審判那些政黨及議員，根本就是不切實際。若市民根本就不在乎這些道德光環，中共也會少些把柄去恐嚇議員。 因此，我們應該要丟掉政黨、議員必需佩戴光環的幻想，認真現實，那些反共最有力的，關鍵時刻與你同一立場的，它/他就值得利用，值得支持，就這麼簡單。沒有幻想，你就會多點危機意識，多點監察。 最後，你若認為誰也靠不住了，就自己落場，就這樣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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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滿街魑魅魍魎 大戰避無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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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街魑魅魍魎 大戰避無可避 Jul 23rd 2014, 12:31, by 韓連山 滿街魑魅魍魎 大戰避無可避 齷齪悶熱的大暑天，到街外稍走一會也覺炙熱難耐，不消一句鐘已汗流浹背。空氣帶著熱呼呼的濕溽，呼吸也特別難過。天空一片無奈的灰白，雲不動、風不起，壓得大地盡失喘息空間。 也不知是這一年的盂蘭節早到了？還是閻王爺提前把鬼門關打開？還未到七月初一，已經是滿街魑魅魍魎，鬼話連篇的嚇唬人，鬼計百端的誘騙人，三歲孩童、八十歲婆婆、本地人、外地人、識字的、文盲的，都不會放過。 也許是歷史在重演？二次大戰時的希魔、文革時期的毛魔，殺人如麻；所用的技倆：蠱惑人心、誘騙無知、煽動群眾鬥群眾等，歷歷在目。今天居然重現在特區，痛心疾首的是這一役更把這些鬼蜮伎俩發揮得淋漓盡致，宮女和宦臣敲鑼打鼓，庸官和奸官唯命是從，商賈和奴才見利忘義，老白姓被騙也懵然不知，做了當權者的劊子手。 可幸的是我們還有的是能看清形勢的市民，有良知求公義的群眾，七十多萬的公投票、五十多萬的上街者，訴求清晰不過、意志堅定不移，普選一定要包括全港合資格選民票值相等的提名權，絕無妥協餘地。泛民代議士聽清楚，休想扭曲我們的意願，弄一個與魔道妥協的方案出來！ 遠處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多渴望雷神有眼，斬妖除魔。齷齪悶熱的大暑天，再來一場大雨，洗掉全城的污糟邋遢。天神不顯靈，人間自有屠魔者，一場人魔大戰，無可避免。靜待著、靜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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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视野中的中西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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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历史视野中的中西政治秩序 Jul 23rd 2014, 11:26, by 墙外仙 ●历史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呢？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强大，法治和问责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一些会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会理念，我们有很高的经济增长。对未来中国可能最麻烦的一点就是社会动员，这一点也将改变现代社会。 我想要讲的主题也是我新书的主题，我的新书叫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共两卷。第一卷刚刚有中文译本出版，从前人类时代，一直讲到18世纪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我正在致力于写第二卷，讲从法国大革命到现在的故事。中国在这两卷书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本书第一卷的中文译本刚刚出版，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交流的原因之一，是我想知道关于中国我写的是否正确，我对大家的反馈很感兴趣。 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资料，中国的历史不幸在20世纪被中断了，由于政治因素，中国历史也没能被认真地研究。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历史非常重要，应该去关注，中国的历史，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没得到充分了解。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史也是基于对中国政治体系和其遗产的误解。 许多知道20世纪前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只知道清朝，但那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货真价实的中国王朝。西方是在那个王朝渐趋堕落的时候遭遇中国，所以西方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停留在那个特定的、不幸的时期。因而，重新回顾历史很重要。 接下来我讲下自己的国家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因为要理解一种政治制度，就必须将其与别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我认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在试图解决共同的问题，都必须要建立一种政治的秩序，必须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我们面临相同的问题，因为同是人类，但是，不同的社会采用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某种途径，就必须把它与其他的途径对比。我先从一点理论开始，谈谈发展和发展的维度，这是前奏，在这之后，我会谈论中国和西方，以及政治现代性。 一 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亨廷顿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我认为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并不是1990年代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而是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是1968年出版的，我从那本书中得到很多灵感，来写《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亨廷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影响了世界政治哲学。他说”不同的发展社会中的成分，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并不一定是彼此支持的”。也就是说所有那些好的事物并不一定会在社会之中肩并肩前进，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可能会削弱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进而减弱发展的进程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化并不一定是一个欢乐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充满中断的故事。 而我们要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发展的背景下来看，有些殖民地独立了，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约束，后面有很多的军事政变，比如军政府的统管，高度的社会不稳定。所以我首先讲一下亨廷顿的理论框架，然后再讲我的，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对中国和西方进行的对比。我先讲一下发展的五个重要维度。 “发展的诸方面”这张图中左上角的经济增长，是指人均收入的增长，大家都对这个比较熟，因为中国在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录。我们倒是可以谈论一下经济增长的原因，在此我就不再继续深入讲，但是人们确实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对发展的研究倾向于由经济学家主导，但是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图的右上角是我称之为社会动员的维度，也可以管它叫社会变革，社会关系的变革。它的意思，基本上讲就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家逐渐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显然，在你形成一个工业社会之前，是不会有工人阶级或者工会的，这些团体不存在于一个农业社会中。经济中女性的崛起，不同职业的中产阶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非常小的村落一直变革到城市化的工业世界。19世纪的社会学思想家，比如说马克斯·韦伯，还有爱米尔·涂尔干、亨利·梅因，包括马克思本人，都谈论这一点。马克思也是这种思想变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而这种演化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兰或者英格兰的一些思想家，其中也包括亚当·斯密。 如果谈到发展的政治维度，我会说不只有一个，而是有三个：国家、法治、问责，我会按次序给它们下定义。 关于国家最重要的定义，是由马克斯·韦伯给出的，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他说国家就是一个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垄断的地域是一个确定的疆界。这个定义有四个术语，第一个术语是权力（power），国家是关于可以强制人的能力，每一个国家都有军队、警察，他们可以用武器来强制其他公民去做事情。但是韦伯说，国家的这种权力必须是合法的，最有效的一种强制方式，实际上是人们愿意接受强制，将其视为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多数在稳定社会的人们，遵守法律的方式，他们遵守法律不是因为被武力威胁，而是他们认为这样是公正的。 其他重要的因素就是垄断。比如说今天的索马里，还有利比亚，有很多私人军队，那不是国家，而更像所谓自然的政府。真正的国家应该拥有对权力的垄断，国家使用这种权力是在一个固定的疆域之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我认为，第二个重要的区别，在于现代政府和马克斯·韦伯说的传统政府。有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的模式，我们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比如说大猩猩、黑猩猩之类的，还有其他动物，都有共同点。我们的社会交往是根据我们的生物特性，比如说亲属、家庭所产生的。我们认为离我们亲缘关系近的人就应该得到我们这边的好处，而这些东西人们都是不需要教的。在此基础之上，就可以进行社会交往。而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需要什么立法、宪法或者其他的社会的原则。韦伯说，在现代的社会并不仅仅是使用力量，而是基于一种公正的原则或者脱离个人情感的原则，政府不是建立在统治者的家庭身上，而是要建立在所有的公民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 从这种逻辑来看，非洲或者中东很多国家现在还没有克服这个困难，因为他们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朋友和家庭之上的，他们做事的基础是谁认识统治者，谁能够接触到政府官员。现代的国家是不应该这样的，现代国家中应该人人平等，把大家当作公民，不管你这个人是不是统治者的朋友，这个公民都有作为公民的权利。 第二点是法治。法治有很多的定义，在某些方面可以想像是以法律来治理，大家是不是遵守法律，警察是不是维护秩序，社会是不是安宁。我认为从政治学来讲，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是不是这条法律也适用于政治统治阶层，尤其是这个政府内最有权力的人。比如说国王、总统、总理，是不是也受法律管辖，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要遵守法律。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是不是有能力自己改写法律，符合自己的利益。在某种情况下来讲，政府就是权力的集中，使用权力。法治就是一种平衡，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它武断使用法律的权力。 最后一个发展的元素就是我所称为的问责。我本来想写民主的，但是问责可能是更好的词，可以更好地描述我想说的概念。在英语中我们把民主和一些程序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多党的公正选举制度，我认为问责范围要更大一些，它所涉及的是政府是服务于全人民的利益，还是只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总统所关心的只是以权谋私的话，那就不是现代政府的目的。如果政府关心的是全社会的福利，并且也以此行动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负责的政府。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书中进行了区分，他说”政府可以服务于全社会，或者是可以服务于它自己的利益”。这也就是区分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因素之一。我认为这在中国背景下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对人民大众有负责感，即使在古代中国的时候，虽然没有选举，但是中国政治传统是有一种问责制在里面的。我认为这种传统在今天仍然还重要，不仅是中国政府，在东亚其他政府，比如说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府都对民众有一定的责任感。我们把它叫发展型的社会，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都是处在中国政治影响力之下的这些地方。所以中国政治传统中的这种负责任感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在西方问责性的前提必须要有秩序问责性，也就是说真正问责性的前提必须要有选举或者是其他的机制，让公民能够替换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人。我认为这两个有一种重叠现象，西方人认为选举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问责的目标不应该是程序本身，他的目标不仅是要举办选举，他的目标是要让政府对人民负责，当然还有其他的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这就是我认为的发展的三个重要的维度。放眼世界，可以看到亨廷顿当时是正确的，他说这些元素不一定是一起发生的，比如说你的发展程度可能很高，这三个维度有的维度可能发展很快，有的就不一定。比如说今天的阿富汗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可言，也没有法治，没有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有民主选举，虽然质量不高。在新加坡有契约形成的强有力的国家，法治很好，没有公开的民主选举，但经济增长又很快，也有很多社会动员。比如俄罗斯，法治很弱，但是有一定程度的民选，普京几个月前又被选上台。所以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来描绘他们的制度的变革过程。 我想社会学家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不同的维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回答是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他当时是在《国富论》中提到劳动分工受到市场程度的限制，这是《国富论》第二章节的题目。在那本书的开头，他提到别针工厂，工厂中的工人分为不同的任务小组，比如有的人做第一步，有的人做第二步，有的人做第三步，有制造别针的，还有把这个别针放进箱子包装的工人等等。他说这类工厂是非常有效率的，比那些一个人从头到尾做完全部工作的小作坊效率要高。但是如果没有市场拓展，那么不能得到有效的市场分工。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比如十万个别针的话，你就没有动力进行劳动分工。所以市场的程度是驱动劳动力分工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是19世纪欧洲的一个主要政治理论，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劳动分工现象的扩大。今天这种现象仍在持续，我们管它叫全球化。今天因为交通成本降低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巨大的市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力量的崛起，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外贸和投资带来的巨大市场。 这个理论对社会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经济发展的过程驱动着劳动分工，大家需要教育，再也不是像早期社会式的从头到尾什么活都干的工人。在现代社会中大家都有自己的分工，你可以是学生，你可以是教师，你的一生工作都是比较窄的专业领域。这一类的劳动分工前提就是我们住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它的特点是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和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还有法治的推动，比如说法治可以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契约。有这些制度的建立经济增长就会加速。在韩国、中国台湾，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动员促使更多的问责。当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人们开始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会有各种社会需求，其中一个需求就是政府必须要更对人们负责。我认为民主政体在过去三十年间的数量大增的一个原因就是产生了中产阶层革命，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南非，更不要说东欧和亚洲其他地区，我们见证了中产阶层的兴起，他们要求政府越来越对民众负责。 还有第四个维度，那就是思想或者合法性的维度。在美国的政治学领域，通常是经济学家来研究这一点，但是我想说，经济学家并不太关注思想的问题，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物质利益驱动的。实际上，思想绝对非常重要，因为思想是独自发展的，你不能像马克思那样简单地用经济利益解释思想的演变。 任何哲学家都会告诉你，思想会有自己的内部逻辑，它们自己演化的方式是不同的，它支持不同的政治制度。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是比如说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同时这种合法性和思想也支持着社会动员。我们在中东看到伊斯兰教旨的党派和自杀式袭击恐怖分子有时也可以用这个来解释。这两个现象不能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他们不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他们的动力是非常复杂的元素汇集而成，是由来生的愿景、意识上的政治形态等等驱动的。 显然，思想在法治的正统性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大家不相信政府是正统的或者法律合法性，就不会遵守法律。另外很明显，思想和合法性也推进了问责。法国大革命的基础就是人权，17世纪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没有启蒙运动，没有人权概念、现代民主观念的话，就不会产生法国大革命。 所以，在某些方面，你需要这六个维度来定义现代发展的范式。所有这些维度都彼此相连，相互作用。你解释每一个维度，都必须要把它和其他的维度联系在一起来解释。如果只看经济增长而不看制度，比如说法治、政治稳定性、知识产权等等，那就是不对的。还有的人只看问责，而忽视了经济增长，这样的话就无法研究国家为什么会成功。 所以政治发展的维度，也就是图中最下面这三个维度，对它们的研究必须要放在大的框架语境中来研究，因为经济增长也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出发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出发点是非常不同的，稍后我会解释。 二 之前谈到的比较抽象，我现在进入历史性的描述，讲的是中国的情况。大家可能很熟悉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1929-2008）这个政治哲学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很多年书。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欧洲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驱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谈到早期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战争的角色，他说欧洲的国家启动是非常晚的，现代欧洲国家直到16世纪晚期、17世纪的时候才开始，18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形成现代国家。蒂利观察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以后提出国家创造了战争、战争创造了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或者政府所做的就是使用军事力量，而各国之间的军事竞争促使各个国家进行现代化，让它们来改善政治制度。所以我相信这就是欧洲一些早期国家形成中的问题。 现在来谈谈中国周代的情况。在接近一千年的时间内，中国统一之前，这不光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时期之一。春秋时期，中国不同的政治联盟之间打了1200多场战争，政治联盟的数量取决于你如何计算，最开始可能有数千个，慢慢减少到几十个。在历时254年的战国时期，差不多有470场战争，随着联盟规模变大，战争不那么频繁。 而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实际上非常巨大，如果和欧洲来比的话，一场战役就可以伤亡几百万的士兵，也许这是一种历史的夸张，但即使只是其中十分之一的话，那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时代中国的战争是和罗马的战争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样的进程也是制度建造的过程。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有这样的政治制度的形成，而在中国社会也那样早。所以军事、政治的模式变了，周代是驾驶着军车来打仗，到后面是由步兵、农民拿着武器去打，这要求很多的社会动员。这就像欧洲当时有社会变革的时候一样，是从骑士拿着重兵器，一直演变到拿着弓箭的步兵，那是在中世纪晚期发生的变革。所以这种为了军事战争的动员，其发生了变化。 要调动这么大的军队，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收税，这也是在战国时期发展出来的。鲁国是第一个收田赋的国家，他们测量土地，看谁有多少地，然后政府来收税。公元前548年，楚国收税，导致了官僚体系的产生。他们不仅需要军事的制度，还需要整个税务的制度来支持军事的制度，所以愈演愈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民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就来支持贵族，而贵族很多已经被杀了，这样国家看到必须超越狭窄的范围，而农民也应该有更多的技术以适应这样的制度。而实际上经济、科技的变化也使从青铜时代到了铁器时代，武器有所变化，比如说像犁地的工具也从木头改成了铁器。我认为这一点很有趣，也就是稳定性在政治层面是由中国的一个自由社会所决定的，来回应一种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政治的动乱。所以像孔子、孟子、韩非，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写出了中国思想的正典，而国家也正好是在这个阶段，一个政治不稳定的阶段发展出来的。所以，尽管在口语上存在差异，统一语言文字的存在，给了中国在其他国家都不具有的连续性。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印度的文明，印度也曾有一个王朝统一了南亚次大陆，差不多在中国的唐朝时期。但是他们并没有文学文化，所以关于这个王朝的知识在接下的一千年里都失传了，直到有英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记载当时政治制度的一些石碑。 而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非常复杂的文学系统支持了国家的大一统，从很早的时候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在书中所提到的，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中国首次大一统，中国不仅建立了国家，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那时，中国就有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化国家，意思就是说统治不是基于招募统治者的家人或朋友。大家还记得我说过的集权政府和现代政府的区别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以家人为基础的统治方式，转变为建立一个非个人化的官僚的系统。而实际上，这在秦大一统之前就实现了，秦统一中国之后，其制度又成了整个统一的中国的制度。我以为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的现代性制度。而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俄国，它们一直到18世纪才实现。在这意义上，中国要比欧洲先进1000多年。 关于中国为何能在这么早的时期就发展出了现代国家制度，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问。我并不认为自己可以非常自信地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这跟地缘政治有关系。比如，你看欧洲，很多国家是由山河所分割，在欧洲大陆的边缘就可以看到，这些地理的实际状况使中央集权的政体很难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统一的政府。西班牙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试图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还是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他们只能够统一大陆的一小部分，之后就失败了，因为遇到很多军事抵抗。 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在秦朝就实现了大一统。中国有个观念，就是中国应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在其中的一些阶段有分崩离析的状态；必须有在统一的政治权威下建立的官僚体制。如果你对比中国和马克斯·韦伯列出的现代社会具有的特征，你会发现，那些特征中国基本上都符合。我们有一个官僚制度，有一个法律制度，还有家庭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管理方式，还有一些公共的服务等等，而韦伯认为这些都是现代官僚统治制度的特征。 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最早的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并没有被西方学者所承认呢？韦伯自己并没有说中国当时就是一个现代国家，他说中国仍然是一个集权社会，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他们有很强的传统。而19世纪以来的西方汉学传统也不这样认为，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点是西方所看的中国都是晚清的社会，当时中国的一些社会制度正在衰落。而另外一点就是早期的这种政治的现代性，并没有工业革命，所以19世纪的那些社会学家认为政治的现代性和经济的现代性要连在一起，而中国当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不认为中国有现代的政治制度。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非常重要，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都是如此，那就是一个国家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政治上的衰落。 政治衰落的第一个原因是制度的合法性。在一种情况下建立的制度不一定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还有用。而另外一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讲尤其如此，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我用很长的一个英文单词来形容，就是重新集权化（repatrimonialisation），也就是说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想使用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统治国家。所以如果我们建立了非个人化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总处在被精英重新控制的境况中。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 在汉朝崩溃和隋朝兴起统一国家之间的300多年，家族在国家管理中极其重要，是实际的控制者。而在隋唐，国家并没有回到汉朝所建立起来的官僚化理性统治，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早已建立，但直到11世纪的北宋才重新得以建立。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以为不能认为制度的现代性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可能出现倒退，从高水平的发展倒退到低水平的发展。 总结一下，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是有这样的轨迹，它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现代化的政治机制，但是现在成了所谓的路径依赖,意思就是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里，你还呆在那个路径上。因为中国早期就形成了现代的有权力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阻止社会组织的形成，阻止其他组织能够挑战它权威的可能性。我们也可称之为血缘性的官僚制度。它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来统治，这样也可以阻止商业性资本主义的形成。 在中国社会，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商业在发展，但这都是政府所控制的，他们不能够独立，成为城邦。这和西欧完全不一样，西欧允许这种城邦的出现，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我们也就没有独立的一些政治经济的组织。如果他们有很强的审视性，他们甚至可以拒斥政府的一些做法。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欧洲有什么样不同的图景。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不同点，确实没有法治的存在。为什么没有法治？在不同的文明之中，比较强的法治基本都是从宗教衍生出来的，所以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些文明是一种超越性的宗教所衍生出来的法治。有这样的一种宗教的等级制度，它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力量之外，所以天主教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他们是独立于苏丹之外的。婆罗门在印度是一个祭司的阶层，而国王必须要到婆罗门那里才能被承认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政治力量从属于宗教的力量。 而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国教，佛教常常是一种比较抗议性的宗教，除了在唐朝之外，就没有一些什么政治性的力量。而皇帝的祖先崇拜是一个相当于国教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司法的制度让皇帝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你不能像宗教机构的领导做的事情那样。国家最初的发展是这样，而法治也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也就没有了民主的问责。 我还要说一点，关于中国治理的特征。虽然中国没有正式的法治，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很多层面上，我认为儒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的道德成为了一种替代品，成为了正式的法律的替代品。 所以在西方，宗教法提供了法律，而在中国，儒家的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他们制定这样一些规则，他们声称这是为政治的权威所制定的一些规矩，所以虽然没有正式的问责来限制政治权力，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道德的限制，来限制皇帝，来限制那些中央权力的持有者。在中国的传统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皇帝必须要通过官僚制度来统治，而这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了西方法治的一个替代品。 这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效果，正如我所说问责成为了一种传统，成为了一种东亚的传统。而这种传统都是被中国所影响的。 如果你放眼看世界的话，最重要的集权是在哪里？都是在东亚。日本在19世纪民主过程之前是如此，是军事寡头统治，朝鲜也是这样，而原来在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是一党独大，新加坡也是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所统治的。所以即使是在今天快速发展的阶段，他们的政府仍然有这样的责任，发展他们的社会。而其他，比如说非洲、中东、拉美的集权国家就没有发展出来。 因此这也是这种文化官僚主义的一种传统。如果你要统治，要对被统治者有一定的问责性。在亚洲虽然有这种传统，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就没有这种传统了。所以所有东亚国家的发展顺序是不一样的，在东亚来说，你可以认为国家就是存在的，比如说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的政府都是非常强势的，有高质量的官僚机制。在非洲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在殖民时代之前非洲根本也不存在，欧洲的殖民者也没有给非洲人带来这种官僚制度。今天东亚很富有、非洲很贫穷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一点，东亚有非常强有力的官僚制度，而非洲没有。 三 欧洲的发展规律，和东亚是不一样的，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这些不同制度出现的时间和顺序不一样。首先欧洲的政治制度出现的不是政府，而是法治。法治的根源在欧洲，是从天主教来的，一直到11世纪之前，天主教都是教皇教宗统治的，但是11世纪末出现了冲突，宗教开始大分裂，天主教开始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我们都知道神父不允许结婚生子的，这不是因为基督教禁止他们这么做。在此之前，11世纪之前是可以结婚生子的，但是他们禁欲的原因就是，当时教皇格雷格里七世说，天主教想成为道德机制的前提就是要清理腐败的行为，如果结婚生子，就会把自己教堂的地产传给自己的儿子，如果你不禁止的话，就会出现大问题，结果教会就有了禁欲机制。经过和教皇进行了激烈斗争，经过几代人的斗争赢得了这种权利。到中世纪，有了独立的教会，它就是欧洲法治的来源，他们在博罗尼亚建立法学院。 欧洲封建制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它不是建于血缘关系，它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一方面是强势的人，一方面是弱势的人，这个关系必须在法庭上进行管理。比如，在中世纪末期，欧洲的法治已经很强势了，国家不可能随意地将自己的政治意愿强加给人民。 现代欧洲国家是在17世纪、18世纪才兴起的，所以当路易十四、瑞典国王查尔斯二世，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想要建立权力集中的官僚制度国家的时候，他们反对的是法治，当时的法治阻止他们行使某方面的权力，而中国当时的皇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德国直到19世纪末才形成统一的强大国家，原因就是因为法治的约束，就是因为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给德国那些大公国有独立的权力。这些原因都是法治和制度的建立所造成的。 总结一下，在欧洲最开始出现的是法治，然后出现的是国家。 在17世纪，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称为议会的制度，在西班牙，它被叫作Cortes，法语叫parlement，在匈牙利叫作Diet。这些国家让国王有收税的权力。在欧洲，这些议会很强势，可以拒绝国王收税的权力，可以把国王脑袋也砍下来。 英国17世纪中期的内战就是这样的，17世纪末内战的结果就是，国王同意”如果没有政治代表权力的话，就不会收税”，也就是说如果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就不许收税，这种原则的前提是议会是有军队的，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和国王斗争，国王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同的方面都同意，必须要取得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平，而不会兵戎相见。所以这就导致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美国1776年的革命是英国革命100年后发生的。原则也是一样的，没有政治代表权力就不能收税。因为当时美国人是给英国君主交税的，但是他们在英国议会中却没有政治声音。当时英国国王想要增加税收，所以这些在美国的殖民者决定独立，1776年制定了独立宣言，英属十三州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当时就是要考虑正统性。 所以约翰·洛克在诗中写到，任何一个正统的政府，前提都是被统治的人同意。这并不是封建君主制的原则。封建君主认为他的统治权力是上天传来的，是传统给他的，是传下来的。而洛克说，唯一的正统性的政府就是一致性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也就是必须要有政治权利才会交税。有这种正统性就导致了美国政府的产生。虽然有点复杂，但美国政府的一些建国原则，也是美国民主的一些建立原则。所以在欧洲，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建立的顺序，先是法治，然后是国家，再是民主问责制。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些不同，这是在社会发展方面。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超越宗族关系来发展出一种流动性更强的个人化社会。在此就不细说，因为非常复杂。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天主教在解放欧洲个人方面、超越宗族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发生在欧洲早期历史上，那些野蛮宗族的后代，当时有自己不同的部落，结果接受基督教以后，一个世纪以内，基本上这些宗族的血缘关系就都消失了，社区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妇女可以自己经商，而不用首先请教自己的家长或者是丈夫。 在古代中国有这种部落宗族式的制度，它从来没有被现代的个人主义所取代，所以今天在中国南部、台湾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很多宗族祠堂等等，在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也是这样的，在很多现代社会，这种大的家庭氏族宗族关系仍然是存在的。中国可能受到的破坏比其他地方要严重一些，但是就欧洲而言，在社会层面1000年前就出现了个人主义，它并不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个人主义。 四 现在总结一下刚才说的，刚才谈了很多历史学和社会学。总结历史以后想谈谈未来，既谈中国也谈西方。 我过去几年来中国好几次，很多人都想让我谈谈”中国模式”，谈对”中国模式”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做出的一个观察就是，在某些方面，当代中国政府和历史的中国之间有一些传承，很强的传承。就像我之前说的，中国一直擅长做的，就是集中的官僚制度。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这种制度的国家，两千年前就建立了。 而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这样，中国现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有这种比较优势，那就是比某些国家集中办大事的能力要强。事实上来讲，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在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方面，有很强的传承性，是一种威权制管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传承，那就是对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也传承了下来。秦朝当时只持续了16年，因为秦朝是非常严酷的独裁统治，结果造成自己的军队暴动。秦朝实现了很多事情，比如大规模的土地改革、焚书坑儒、改变意识形态等等，这些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利用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很少见的。 另外一个描述的方式，如果你有一个现代的权力集中的国家，但是又没有法治和民主问责来平衡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独裁统治和暴君统治，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可能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原型的独裁暴君统治已经出现过了。如果你这个社会很大的话，那么最集中的问题就是，你想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的社会因为技术的问题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不是想批评中国，因为我下面也要谈美国，美国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后面也要批评美国政府。 历史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呢？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强大，法治和问责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一些会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会理念，我们有很高的经济增长。对未来中国可能最麻烦的一点就是社会动员，这一点也将改变现代社会。在现代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有全球化，有高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也随之变化。 在中国大家可以看到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庞大中产阶层的兴起，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有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的改变会不会导致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我的观点认为，中产阶层，不管在哪个社会，他们的行为都是差不多的，当你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你有自己财产的时候，当你与其他国家和其他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的时候，你要求会越来越高，你对自己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中国社会早期的那种缺乏社会动员的情况会改变。现在这种改变已经在发生了，问题是这种变化会不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权力平衡的变化。 最后，我要谈一下西方自由民主制会不会发生变化。毫无疑问，欧洲和美国以及日本的民主制度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过去几年间我们看到的，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出现了巨大的金融危机，在美国过去30年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也就是99%和1%的差距，现在大家都承认这是美国社会的现实。我们长期以来财政方面也有问题，财政赤字是无法持续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些表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并不能够再继续产生这样的共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在欧洲，他们有一些比较不同的问题，是在欧盟内部出现的，不是在每一个成员国内部都出现的。德国、丹麦、瑞典都不错，问题就在于决策者。这种决策者的机制就欧洲本身整体而言有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做出决策说如何解决欧元危机问题，他们越来越无法决策，问题就越来越大，基本上都要毁掉欧元作为一种货币的体制了。在我看来这场危机还要持续，已经伤及经济的增长，也许还有更加糟糕的后果，比如说民粹主义的兴起，精英在欧洲却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等等。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使我们非常不满。他们没有办法采取恰当的措施来代表更大社区、更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问题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就变得更加严重，就算我们暂时把它抛开，它还会回到我们这里，而且是以更加糟糕的形势，在美国尤为如此。 我们一直很骄傲地说我们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我们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的一种政治体制，制定了这样的体制正是因为要让政府不能够专权独大。在历史上来看这种制度一直都很好用，但是在你需要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可以说很幸运，我们一直有很好的领袖，比如说像林肯，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做出集体性的努力。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一个有力的保障，在未来也会一如既往的像这样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存在了一些制度上的障碍，让我们无法去做出重要的决策。如果我们的体制还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我们要做出一些解决的方案。 我要就此做结论了。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思考政治衰落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如果有政治的发展，与此同时又有政治的衰落，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就出现同时既增长又衰落的情况，所以就有很多的抗议团体，有一些银行家，有一些强有力的个人，都要使自己的权力能够在政治体制中有一席之地。但是美国很多人很讨厌这种做法，他们痛恨，但是无力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历史上来看，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的精英绑架国家的做法，有一个比较固定化的模式，有一些传统，有一些强有力的统治良好的政府会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模式也面临着一些危机，就是在于我们缺乏制衡，一旦在集权国家之中出现了一个”坏皇帝”我们怎么办，如果有一个”好皇帝”我们可以很快地决策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稳定性。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能够确保一直有好皇帝呢？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彻底地解决过，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我们就要看到有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政治上的衰落对于每一个人的好处，我们知道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相关日志 2014/07/11 -- 张千帆：香港民主有利于主权统一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6/29 -- 香港獨立媒體：暴力，革命，和平抗爭，2014年港人的抉擇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6/24 -- 摊牌：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6/23 -- 劉銳紹﹕《白皮書》發表後的政局走勢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4/08 -- 萧瀚：台湾"反服贸运动"平议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4/01 -- 我們造了神，才發現他們只是神棍：台灣政治崩壞的5大病灶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2/07 -- 独裁制度为什么能形成？放诸古今皆准的权力规则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28 -- 莫之许: 九评中国民主转型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7 -- 高安华：文明的差距 ( 镜像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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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解構城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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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城規會 Jul 23rd 2014, 11:24, by 俊彥 城市規劃委員會 "簡稱城規會"與一般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咨詢委員會不同，法定機構有些根據法例成立，有些則不是，為人熟悉的例子有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藝術發展局等等。由於不屬於政府體系，故不如政府部門直接受立法會監察及制衡，卻擁有較一般部門更多的決策權協助政府執行行政程序，加上委員由政府或特首委任，經常被批評有權無責、橡皮圖章(向政府放水)與行政透明度不足。 近年，但凡涉及有關城市規劃議題的法定機構。 例如進行古蹟評級的古物諮詢委員會、執行環評程序的環境咨詢委員會及執行市區重建的市建局董事會，都成為民間與專業團體極力批評的對象。 當中固然與政府施政的既定程序偏袒城市發展及地產商有莫大關係，另一方面法定機構所以成為焦點源於其不屬於政府體系的特性，導致民間以政治行動施壓藉此嘗試對行政會議及特首作出制衡。這亦正有助我們了解目前香港官僚體制的行政主導形式，就是法定機關在制度上對行政會議及特首沒有制衡能力，行政會議及特首的決定可以由此濫權將公務員體制變成介入特權遊戲的工具。 根據地產霸權一書作者潘慧嫻指出:"自八十年代起，大地產商透過囤積農地，當大地產商認為時機適宜，就將農地改變為住宅及其他用途。........唯一風險就是，有些農地可能屬於法定分區計劃下的[農地使用]區，遂變得沒有開發價值，即使在這情況下，地產商仍可申請重新規劃。"P.82TO83節錄 筆者在此對地產霸權內文作出一些補充，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所用的程序，有別於地產商就更改土地用途所按的程序。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的四千平方米換地安排，附以由政府出手大規模更改土地用途，實質上就是一個將發展區內土地用途得到重新規劃的程序，換地就是將在發展區的總體土地用途經行政會議落實後，仍然無發展潛力的土地換到可建私人住宅的土地，換句話說，城規會程序絕對可以左右地產霸權的分佈，在地產霸權的運作上絕非閒角。 根據城規會其網頁指此法定組織，主要職能由香港法例第131章城市規劃條例條例第3條規定，即透過有系統地擬備行政長官所指示的香港分區計劃大綱圖及發展審批地區圖，並根據條例第6條及第6A至6H的規定，讓公眾進行就該等圖則提出的申述，對申述的意見及進一步申述的程序，然後根據條例第8條的規定，將草圖連同申述程序中各階段所收到的意見及修訂，一併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最終決定； 城規會亦考慮根據第12A條、第16條及第16A條提出的申請，並覆核其對第16條及第16A條申請作出的決定。"(節錄自城規會網頁) 城規會在職能上未有清晰說明的是有別於條例第3條、第6條及第6A至6H條，公眾(地產商)就更改土地用途所按的程序，第12A條向規劃委員會申請，第16條就圖則而申請許可及第16A條修訂就圖則而批給的許可三條條例中內文皆有"規劃委員會可拒絕考慮該申請" 的字眼，即城規會在職能上的當對象是行政會議及特首其角色是執行機關(極其量只可建議修訂)，當對象是公眾其角色是申請的審批機關。故此在發展商私人項目及原居民丁屋申請時規會就可不時突然發揮作用，建立把關形象掩飾其橡皮圖章的醜行，但到行政會議的項目如反對高鐵的一萬四千份反對書及反對解放軍碼頭的兩萬份反對書，就可厚住臉皮通過，再將爭議焦點放在城規會，始作俑者行政會議卻置身事外，實乃地產霸權的共謀。 同時城規會在這雙重角色底下，加上以往由利東街民間規劃"啞鈴"方案開始到近年解放軍碼頭等民間抗爭，漸次暴露城規會有關機構中立性與官員行政操守問題的多重問題，例如在行政上以至會議文件皆由規劃署掌控，曾經在審批及申述會議中強行中止公眾發言，三十多名委員中雖有不同專業界別人士，但法定會議人數只需五名非官方委員等等，不勝枚舉，佔領城規會一文已有詳述在此不贅。 職是之故，城規會會議無異於假借專業技術的外觀包裝，掩蓋實際為行政會議小圈子利益服務，所作的各式各樣違背公共利益和低效低能決定(鄒崇銘語)。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中，行政會議小圈子假借[增加房屋用地供應]之名，藉此換地與更改土地用途，進行破壞鄉郊拆散社區，浪費土地資源以利益輸送等種種惡行。出席城規會會議就是要透過行動與發言癱瘓行政主導程序，迫使政府撤回計劃，打擊官鄉商勾結，重奪人民在土地規劃的審批權，重奪城鄉未來! 召喚所有就東北規劃向城規會遞交過意見書嘅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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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催眠大師》：悲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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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大師》：悲催 Jul 23rd 2014, 09:32, by 葉七城 （原刊 av magazine 18-07-2014） 看大陸電影，最沒勁是看到「鬧鬼」的情節，因為大陸電檢不容許有鬼，所以還是要找個理由，最常見是角色的幻覺，醒來冒一身汗，剛才見鬼的情節當沒存在過。 看《催眠大師》比看｢大陸鬼片｣更沒趣，它玩｢催眠｣，比「見鬼」可以更不負責任，拍了一大堆天馬行空的情節，然後催眠師手指一扣，｢得｣的一聲，重回現實，既往不咎。 《催眠大師》比一般催眠題材電影更｢大鑊｣的是，它是｢雙雄對決式｣的催眠電影，打從任小妍（莫文蔚）步入心理醫生/催眠專家徐瑞寧（徐崢）的辦公室開始，我們便知道事有蹺蹊，自從《鬼眼》後，那些扭橋很難再令觀眾有驚喜，加上宣傳預告必然地洩露了少許風聲，所以很靠導演的功力去營造氣氛，將情緒一直保持到尾。 在這種｢催眠｣與｢反催眠｣的較量，醫生與病人角色不斷互換的情節，縱是偉大的編劇，亦難滴水不漏，自圓其說，必定存在犯駁的情節，但編劇及導演可以｢攞正牌打茅波｣，因為被催眠後的情節及意像，是他們說了算，觀眾無從（亦無謂）辯駁，但重點是：切忌真相大白後，倒過頭將故事重說一次！尤其只澄清和確認導演指定的｢真實｣，其他 fake人技倆當沒發生過，這只會惹惱觀眾！ 《催眠大師》最悲催的是，在 fake來fake去個多小時後，導演突然煞掣，然後告之樓上坐著一排與徐瑞寧有關的親戚朋友，宣佈大功告成，然後非常直白地將故事從頭細說，令觀眾｢恍然大悟｣，心滿意足離場，它的直白程度可媲美《殺人犯》譚真一小朋友突然自我踢爆。 其實我並不介意《催眠大師》的犯駁情節，但很介意它故弄玄虛後的真情剖白，兩部份的落差太大，犧牲了所有的電影語言，導演自我矮化，難道擔心觀眾看不明白？我還期待導演再扭橋，什麼反反催眠、反反反催眠或催眠反反反……更荒謬的我都可以承受，就是不接受以現在這方式結束。 除了劇情，本片的美術、攝影及音效均可以｢災難｣來形容，徐瑞寧的古老大屋辦公室設計十分醜陋惡俗，地面及掛牆的令人目弦圖案，處處在提醒觀眾要隨角色進入迷離境界，反映了導演及設計師的拙劣的品味，同樣地那些故作奇幻的攝影及誇張的音效，絕對過猶不及。 還是電影海報設計師「識貨」，其中一款作品直接向 Christopher Nolan 的《The Prestige》(死亡魔法)「致敬」! 雖然《The Prestige》不是講催眠，而是關於魔術(或魔法)，但它是很出色的｢雙雄對決｣，氣氛一流，導演不斷扭橋，最後還超越魔術範疇，「吹佢唔脹」之餘，又不得心悅誠服。 導演是一部電影之神，看你夠唔夠薑玩下去，《催眠大師》的導演陳正道，未到戲肉已經「淆底」！ 原文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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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黎智英政治捐獻所犯何罪？罪證何在？──黎智英撐民主，我們撐黎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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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政治捐獻所犯何罪？罪證何在？──黎智英撐民主，我們撐黎智英！ Jul 23rd 2014, 08:35, by 劉桂標 昨天，本港多份報章以頭版方式，報導一名自稱「壹傳媒股民」的人士爆料，披露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兩年內曾捐款四千萬元給本地泛民政黨。緊接著，是本地的親共勢力對黎智英全面展開批鬥，想將事件描劃成政治大醜聞。 　　 共（估計背後是中共主使）這種做法，其實是徒勞無功的，要將其政治抹黑澄清，其實不難。以下為筆者對土共指控的主要回應： 1. 政治獻金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民主選舉是浩大工程，資金是必須的，有人因政治理念相同而捐獻政黨是無可厚非的；故此，黎智英作出政治捐獻，一般並無問題。 2. 黎智英的政治捐款的主要對象是政黨，而香港根本沒有政黨法，故其做法亦沒有抵觸法律。 3. 即使當香港有政黨法，土共的指控也有問題。因為，若政治獻金是違法的，則必須指出是違反了什麼條例，以及，更重要的，是有沒有決定性的證據？這兩個問題，從目前土共的指控中，我們完全不能確定。 4. 一般違反政黨法的政治捐款，通常是附有不正當的利益為條件的，例如地產商捐款政府，令後者的土地或房屋政策向其利益傾斜等。然而，黎智英捐款對象，是泛民政黨，而後者在香港目前的沒有真普選的情況下，根本無可能執政，別說不正當的利益，一般利益也難以設想。相反，我們說這是為民主的無私奉獻更順理成章。 5. 有土共暗指黎智英背後有外國勢力，這種指控在理據上屬莫須有。有土共列舉黎智英與外國政治人物有交往，但單單有交往不能是確定的證據。 　　 最後，筆者要說的，本文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撐民主、撐黎智英而要大家漠視不正當的政治捐獻的問題。相反，我以為後者其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會嚴重影響民主選舉的正當性與公平性。 　　 其實，這方面若有問題，主要問題反而在土共方面。 　　 首先，土共的資源遠比泛民多，黎智英的四千萬捐款，其實只有一千萬有單據證明，但土共所得的捐款，有證明的反而多得多。例如，民建聯4月時透過籌款晚會形式，單單一晚已經透過拍賣等，籌得接近7000萬元；當中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一幅書法再加一首歌，已替民建聯募得超過2000萬元。民建聯主席譚耀宗當日曾說，民建聯一年使費達8000萬元。因此，若有不正當的政治捐款，土共的問題肯定比泛民嚴重得多。 　　 第二，在現有制度下，是土共而不是民主派才可能是執政黨（雖然名義上不是），因此，土共或其支持者，才擁有龐大的政治力量，從而更有可能成為黑金政治的誘因。 　　 第三，土共的許多活動，有黑金政治的嫌疑比泛民大得多。最多人病詬的，是其地區工作上的許多「蛇齋餅糉」的收買人心的小恩小惠，令到區議會選舉土共一面倒佔優勢。另外，近年來土共辦的支持政府的活動，包括集會、遊行等，傳媒很容易就找到證據證明有人付款費用給出席者。 　　 總而言之，黎智英的政治捐款，我們不覺得有問題，反而土共本身的疑似黑金政治，我們更有需要須徹底查辦。 參考資料： 黎智英向泛民捐款　六報頭版報道 JohnCoal：政治捐獻有罪？ 肥佬黎捐錢泛民內幕遭起底　兩年總額不及民建聯一晚籌款六成 黎智英「被洩密」事件　報道暗指勾結外國勢力 維基百科：「政治獻金」 Wikipedia: 'Campaig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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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在野大包圍 台灣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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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大包圍 台灣大視野 Jul 23rd 2014, 09:27, by 林保華 圖：北市無黨籍參選人柯文哲（自由時報）。 我對二○一六總統大選缺乏信心，因為朱立倫會出戰，除了國民黨的資源與奧步以外，還因為他的岳父走中國路線（去年上海的和平論壇），他本人走美國路線（維基解密所披露他與美國的關係）。要救台灣，就在今年打好九合一選戰，讓馬英九處在內外夾攻的困境而無力賣國，美國也進一步看到台灣人民的力量而徹底轉變政策。 國、民兩黨都看到九合一選戰將「決戰中彰投」。但是台灣人民光佔領台中，還不會給馬英九集團造成真正的打擊，只有再收復台北市，才會給他比較致命的一擊，因此還必須「突破北北基」。 柯文哲的在野大聯盟走出了成功的一步，要挽救台灣的命運，不止是台北市的在野大聯盟，而是要有全台灣的在野大聯盟，包圍執政賣國的馬英九集團。只要認同與捍衛台灣這塊土地，拒絕與中國統一，不管是叫台灣，還是中華民國，都應該放下歧見，團結合作。因為馬英九集團連中華民國也不要，只要「中華台北」。 我有許多熱愛台灣的朋友，但是他們當中有的因為太愛台灣，太關注本土，以致視野不夠開闊、長遠。例如我關心陳水扁的處境，但是我很少為他公開說話，因為只要阿扁還是社會熱點，馬英九就覺得「奇貨可居」，更不會放人。容我講比較冷酷的話，只有馬英九覺得阿扁只是他嘴裡的「雞肋」，才有獲釋可能。民進黨與台灣民眾對阿扁有各種不同看法，但都不會像馬英九那樣仇視他。很高興最近看到陳致中對姚立明出任柯文哲競選總幹事的講話，他的視野開闊了。 台灣的最大敵人還是中國。美日安保條約的明朗化，讓台灣的軍事安全得到很大保障。中國對日本的挑釁已經減少，因為他們沒有戰勝日本的可能，何況還有美國撐腰。中國的鑽油船也從中越爭議的海域撤走，因為美、俄支持越南。 主管港澳事務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匆匆南下深圳聽取香港的政改諮詢報告，也是為了趕在北戴河會議要討論。雖然北京堅持要篩選特首候選人，但是已經不得不承認民主要「一步一步」來，亦即承認由提名委員會篩選是不民主的。當然，這是緩兵之計。中國內部權鬥激烈，今夏的北戴河會議可能有好戲看。 今年甲午年印度選舉出現大變局，印尼選舉也很可能出現大變局，傳統勢力衰落，牽動兩國十五億人口。我們要讓台灣也出現大變局，大家努力，倒馬拒統，強迫中國改變政策。目前台灣安全的最大威脅是經濟安全，這就是馬英九極力要達成的賣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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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財經版晉惠帝：領匯賺得唔夠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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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版晉惠帝：領匯賺得唔夠盡 Jul 23rd 2014, 08:28, by Brandon Yau 又要回應利世民膠論。 今日「利字當頭」，題為《八成民意支持納稅人埋單》，諷刺抗議領匯出售資產的「領匯監察」。單是標題已夠可恥，八成「民意」支持「納稅人埋單」，難道「香港市民」與「香港納稅人」是兩個物種嗎？還是利世民緊跟建制派口徑，擔心落實普選後會導致福利主義，「因為從來都沒有人會去想埋單找數的是誰」，主張香港要回復到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以私有財產與納稅多寡決定政治權利呢？ 利世民的奇幻世界 利世民指市民「反對領匯出售資產，是因為怕唯利是圖的新業主，會瘋狂加租」，卻不深究瘋狂加租賺到盡的禍害（事實上領匯已做過很多），話鋒一轉，質問為何無人為領匯股東發聲，何不現在就賺到盡。 在利世民的世界中，大概不存在壟斷與大小商家之分，所以壟斷公屋商場的領匯不賺到盡就是開「善堂」，小租戶卻是可惡的尋租者，「最好是一旦進場，不加租亦不趕客」。他大概也忘記了，領匯原本就是公共資產，反過來要領匯進一步為股東利益背棄市民利益、漠視洶湧民意，完全是本末倒置。 利世民大概更不會明白，低於市價不等於「水魚」、補貼，也不等於「納稅人埋單」。在壟斷的市場裡，「市價」正是強者抬價、尋租的結果，不知為何念茲在茲小商戶尋租的利世民可以如此雙重標準。 納稅人補貼的不是公屋，是領匯 事實上，納稅人從來都沒有補貼公屋。是，沒，有，補，貼！因為在領匯上市前，房委會一直有盈餘，乃至「賺錢政府要分，蝕錢政府不賠」（見參考文章）。這個沒有納稅人補貼的空間，卻透過與市場價格的隔絕，一方面維持穩定而合理的屋租，另一方面保留眾多街坊小店，滋養了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充滿人情味的香港。 納稅人真正補貼的，其實是搜刮民脂民膏，壟斷維生的領匯。私人房地產市場的所謂「市價」──明明自負盈虧收回成本、卻被形容為福利的公屋系統，與領匯商場、私人樓市場的差價──反映的不是納稅人如何做了「水魚」，而是地產商食水有多深，香港人被壓搾得有多嚴重！地產業快將吞噬香港，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榮登全球之冠，如果我們到今天還相信未曾存在過的自由市場，反而不相信民主決策，才是超級大水魚！ 反對領匯，支持抗爭，更反對在2014年，仍然大言不慚地維護地產霸權、詆毀人民覺醒、民主鬥爭的財經版晉惠帝。 參考：公屋非福利 居屋乃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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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鐵甲威龍（2014） vs 鐵甲威龍（1987）- 新不如舊，預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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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甲威龍（2014） vs 鐵甲威龍（1987）- 新不如舊，預左。 Jul 23rd 2014, 07:38, by hevangel 荷里活近年鬧劇本荒，不斷重拍中古賣座電影，尤其是經典科幻電影。大慨片商心裏打著如意算盤，以現今最尖端的電腦特技，夾著當年響噹噹的名字，必定能夠吸引新舊觀眾入場。鬼才導演Paul Verhoeven的兩大科幻經典，「宇宙威龍」和「鐵甲威龍」分別先後重拍，可惜兩套新版均難逃翻拍必爛的宿命。看罷「新鐵甲威龍」實在令我太失望，徒有外表內容空洞無物，於是找來舊版重看一遍以解心中苦悶。舊版小時候在明珠台看過，早已忘記大部份內容，只記得兩腳機械炮台滾下樓梯一幕。原以為重看廿多年前的過時特技，必定不堪入目甚至會笑它老土，想不到經典即是經典，人大了才懂得欣賞舊版故事的深度。廿年後重看依然劇力萬鈞，甚至當年的演員套鐵皮裝甲，採用模型停格拍攝也別有一留風味，比起沒有靈魂的電腦特效好看多了。 新版鐵甲威龍的最大先天性致命缺陷，就是其老少咸宜的PG級別，減去了舊版R級的爆頭爆身噴血的暴力鏡頭，只剩下壞人中槍不見血自動倒地，打遊戲機般的機械人連環爆炸，動作場面顯得軟弱無力沒有氣勢。新鐵甲威龍比舊版顯得身手靈活和動作敏捷，但戰鬥場面卻完全看不出鐵甲威龍有何優勢，他與戲中其他機械人能力上並無差異。只不過憑著主角威能，主角槍法如神百發百中，而敵人雜魚則總是打偏了。這種只靠蠻力一面倒的戰鬥，打得太假完全不好看。反觀舊鐵甲威龍雖然行動笨拙，過份依賴防彈裝甲和電腦瞄準，但每場戰鬥花心思設計巧妙，特顯出人類腦袋的優勢。劇中不乏經典動作場面，如隔裙打爆強姦犯下體，第一次打ED-209不夠打落樓梯逃走，癈鐵廠設陷阱以一敵四，第二次遇上ED-209用大炮一槍解決它，令壞人炒魷魚才開槍避過程式限制等等，在打鬥精彩之餘亦帶點黑色幽默。新鐵甲威龍也同樣有程式限制，不能夠向帶有紅色手帶的人開槍。第一次是靠警察拍檔來救駕，第二次則用意志力衝破程式限制。可是克服這個難關的過程實在太行貨，我還以為編劇會聰明一點，既然不可以直接開槍殺他，便利用環境來間接殺死他便行了。 時下荷里活電影流行說教，新版鐵甲威龍也不例外，不過手法卻甚粗糙，畫公仔畫出腸。電影中途不斷加插的偽時事節目，很明顯是批評美國政府近以保安為藉口，乘機剝奪人民的自由。Samuel L. Jackson演的極右時事評論人，表情實在浮跨奸到出汁，現實中觀眾早就轉台不看，沒有收視那來影響力。舊版對時事的諷刺深入全面得多，電影中途加插的新聞報導，虛構商品的廣告，表面上十分荒謬好笑，因為跳出我們日常認知的框框。但在用心細想回味後，卻會讓觀眾反思消費主義，當資本主義推到極端，當新聞變成娛樂，廣告變成資訊，主播笑笑口在報導天災人禍，當政府連警察服務也私有化，無良企業剝削員工令警察罷工，控制警隊的大企業在法律之外，會否是一個我們想要的未來。 舊版的主角是一個悲劇英雄，從他失去記憶復活成鐵甲威龍開始，他便一直為生存而戰鬥，反抗當大企業用完棄掉機器的命運。最後打死大奸佬救了總裁，總裁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很自豪地回答，他便從機器中找回身為人類的自我。儘管失去了記憶，過去的感情亦己變得模糊，但人類與機器的分別，在於如何找到自我。雖然鐵甲威龍火力和裝甲很強，但觀眾不會覺得舊版主角一面倒所向無敵，反而有小人物挑戰巨人的可歌可泣式故事。新版主角由始至終保留自已的記憶和人格，不過是身體換成機械人，主角成長的故事大大遜色，加插行貨重遇妻兒場面也挽救不了主線的虛弱，他不過是另一個荷里活的平板無敵英雄。力抗逆流的重任變成落在博士身上，可是他的個性飄忽無蹤，一時把人腦當機器亂來做實驗，一時又良心發現當好人去救主角。 新版故事有幾個大看病，實在讓我不吐不快。第一個漏洞是在早段說博士為求鐵甲威龍反應加快，以程式去直接控制他的射擊動作，然後才告訢他腦袋有自主的假像，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科幻點子，不過卻完全沒有下文。若果自主意識只是幻覺，鐵甲威龍和普通機械人還什麼分別，身體的機械規格也不見得特別優勝，那弄個鐵甲威龍出來豈不是多餘。第二個吐糟是到底鐵甲威龍的定位是啥，是人腦安在機械身體上，還是人肉Google超級電腦？中段主角騎著電單車追尋仇人看似很有型，但用Google大法捉賊完全搵戲來做，反而舊版那種老式辣手桿探暴力查案更有味道。 按照這個重拍潮流去推論，荷里活應該快重拍Paul Verhoeven科幻三大經典的最後一套，星艦戰將Starship Troopers。希望片商不要好大喜功，胡亂改寫劇本越寫越差。其實按舊劇本忠於原著重拍，只需要把電影特技場面升級便已經很好了。請高抬貴手不要再次破壞我們美好的童年回憶。 原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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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區議會劃界】選管會疑針對泛民 助建制收復劉江華老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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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劃界】選管會疑針對泛民 助建制收復劉江華老巢 Jul 23rd 2014, 05:50, by 歐陽聯發 （獨媒特約報導）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的劃界諮詢將在今周五（25日）屆滿。選舉管理委員會（下稱選管會）建議全港新增19個選區，另外調整111個現有選區，強調所有劃界是基於人口變動，和政治無關。惟於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已有批評指劃區偏袒建制派，深水埗區蘇屋邨與李鄭屋邨都被指劃得「巖巖巉巉」，與「社區完整性」的標準不符。最終選舉由建制派大獲全勝，泛民失落不少原有議席。今次劃界諮詢，獨媒發現上屆被新民主同盟丘文俊攻陷的劉江華「老巢」乙明區、及出現種票疑雲，最終民協林健文在補選中勝出的油尖旺京士柏選區，劃界後均出現重大改動。兩位現任區議員均認為政府的劃界明顯有政治選擇性，本篇先談乙明邨。 建派老地盤 上屆區選失守 沙田區有不少新增屋苑及屋邨，集中在大圍、馬鞍山及博康附近的水泉澳邨，選管會在沙田區作出大改動，涉及18個選區，劉江華老巢，上屆被民主派攻陷的乙明選區便是其中之一。乙明邨是民建聯成員、現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起家之地，劉江華從政之路正是由乙明邨互委會幹事開始。自1994年起，公民力量的林康華便當選區議員，直至去屆才被首次出選，新民主同盟的丘文俊以不足200票（2296票對2049票）擊敗，事後更有網民及街坊慶祝，表示一吐了劉江華背棄港同盟（民主黨前身）十多年的烏氣。 這個可說是2011年區議會選舉最具代表性的選區，建制派當然不會甘心，丘文俊指出，建制派近年一直在加強乙明邨的工作，除了志在收復失地公民力量（已加入新民黨）辦事處外，最近工聯會陳婉嫻亦在乙明邨開設議員辦事處，明顯是針對丘文俊而來。可是除面對這些建制地區辦事處壓力，如今更要應付選管會改劃選區之舉。 改劃選區有很多政治後果，包括可以劃作某些可能較多支持泛民主派的原選民、劃入一些未知取向、不認識當區議員或更傾向建制派的選民，特別是劃入一些新屋邨，居民從外遷入，所有地區工作者均要從頭做起，這些新增選民便可以影響選舉結果。 圖：上為上屆區議會選區劃界，下為今屆，可見乙明選區被劃走沙田圍村屋群，新建成的水泉澳邨與乙明邨中間有屬另一選區（R08）的博康邨區隔 水泉澳邨鄰近博康卻劃入乙明選區 原乙明選區的人口集中於乙明邨及部份村屋群，然今屆屬該選區範圍，但實際距離甚遠的水泉澳邨即將落成入伙，第一期人口約為8000人。雖然在上屆選區，水泉澳原址確是屬乙明選區，不過在地理上水泉澳邨其實是較近博康邨。不過政府直接將水泉澳邨建議劃入乙明選區，令丘文俊須從頭再在水泉澳邨為居民開展社區。據選管會文件，乙明選區人口將20189人，比上屆增近40％，對於一個上屆只羸不足200票的議員來說，如果丘文俊下一屆希望連任的話，明顯是一個巨大挑戰。 丘文俊：「點解我一贏就變？」 丘文俊又表示，他在上屆區議會選舉打破公民力量的「不敗紀錄」，沙田圍的村屋扮演重要角色，「贏到唔少票」，可是新建議的劃界將該些村屋劃入博康選區。丘文俊質疑政府的劃界是政治決定。乙明一到泛民手上，當局立即建議改劃選區。「點解公民力量年代廿年都冇變過，但我一贏就變？」。他認為今次劃界反映一種「親疏有別」的態度，親政府黨派的選區傾向不變，相反在泛民選區則加入「白紙」製造混亂。丘文俊認為選區維持不變極大優勢，「可以令地區工作更穩定，甚至拓展到其他選區」。丘文俊指出，現時區議員每月獲發的資源有限，乙明邨和水泉澳邨距離距遙，這個乙明選區的區議員需在同一選區開設兩個議員辦事處，意味著有限的資源要再分散，服務質素難免受影響。相反對資源豐富的建制派來說，設兩個議員辦事處則說不上是問題。 比較乙明及博康兩個選區，乙明上屆人口為14742人，博康則為17186人。根據選管會文件所寫的《法定準則》，2015年每個選區人口要符合約12,000至21,000的標準。水泉澳邨人口預計為8000人，如直接加入乙明人口將會超過標準上限，因此選管會建議剔走沙田圍村屋群加入博康選區，這樣的安排看似合理。 建制派穩勝區獲優待 少作改動 然而大家打開地圖，其實能明顯看到選區分界的不合理，乙明邨及水泉澳邨之間有博康邨相隔，來往兩區必須經過博康邨，在新建議的選區劃界中乙明邨及水泉澳邨竟然是同一選區。較合理的做法，再翻查乙明鄰近選區上屆的選區結果，則更添這項政治決定的證明，博康上屆公民力量陳國添以2781票對1504票擊敗民主黨的彭少英，沙角則由公民力量楊倩紅以2425票對844票擊敗獨立的張德榮，兩區在結果上均可被視為建制派的穩勝區，因此對兩區不作改動或較少改動，對建制派十分有利。三區的人口偏差，在新建議的劃界中亦有極大分別，乙明比標準多出19％、博康多出7.5％，沙角則少於標準達11％，假如選管會真的只看人口，理應同時改動三個選區，令三個選區的均能平均地符合標準。 即使丘文俊捱得過今屆，下屆亦很可能要面對再次重劃選區的問題，根據政府文件，水泉澳邨將會繼續發展，最終目標人口將達29000人，這意味著再下一屆區議會選區必然會再次重新劃界。 圖：丘文俊建議以社區完整性為原則，將水泉澳邨獨立成一選區 丘文俊建議政府應社區完整性作選區劃界考慮，將水泉澳邨獨立作區。丘文俊指出水泉澳邨全部入伙後人數將超過8000人，若將水泉澳和附近沙田圍、沙田圍新村、灰窰下新村等村屋結合並獨立成區，人口將會過萬，亦與目前法例許可的人口下限相約，地區相連性亦會較強，劃法比政府建議為佳。 按選管會文件所寫的《法定準則》，2015年每個選區人口要約莫符合12,000至21,000的標準。但人數不是唯一考慮，法定準則亦要選管會顧及「社區獨特性」、「地方連繫」等地區因素。準則亦要求選管會在考慮多個劃界方案時，以變動最少為基準。本網就丘文俊提出的建議向政府作查詢，不過截稿前未有回覆。 記者：歐陽聯發、黃俊邦、林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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