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禁毒常務委員會（下稱禁常會）展開「驗毒助康復計劃」的諮詢，希望就這項極具爭議的計劃諮詢公眾。禁常會成員多次表示，如果計劃未能取得公眾共識，絕不會強推計劃。可惜，在4個月的諮詢期中，禁常會無論在諮詢文件的內容、諮詢方法，以致禁常會成員的發言，到諮詢的總結，明顯是有既定立場，極度偏頗。禁常會表面上是進行諮詢，實際是在竭力「推銷」，企圖說服公眾支持計劃。
2014年7月2日，禁常會公佈第一輪諮詢的結果。從諮詢的結果，禁常會進一步顯露「狐狸尾巴」。對整個「驗毒助康復計劃」的諮詢工作及報告，以「胡亂砌詞」、「隠惡揚善」、「混淆視聽」等詞彙去形容實不為過，下文為禁毒常務委員會強推社區驗毒「四大罪狀」。
（一）胡亂砌詞，指鹿為馬：「驗毒助康復計劃」廣受社會大眾支持？？？
在「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總結報告內，禁常會多次表示驗毒「廣受社會大眾支持」，惟整份報告並沒有提供充份理據支持。
第一期諮詢期間，無論在意見書、公眾論壇、社會各界團體舉辦的研討會，以致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討論，「驗毒助康復計劃」也備受爭議，支持和反對的意見參半，唯一能支持禁常會作出此結論的就只有秘密委託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所做的民意調查。
7月8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多名議員先後表示對民意研究的代表性存疑。張超雄議員指出過往有關政策或一些特別計劃的諮詢，像這次另做民調的手法實屬罕見，難免會令巿民質疑禁常會的諮詢工作根本就是「輸打贏要」。陳家洛議員亦批評有關的民調在設定問題上欠缺代表性，民調結果看似獲大部份市民贊成計劃推行，但他指出這類民調的提問偏向有關「社會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的問題，例如問市民是否期望香港財富分配更平均，問市民是否希望有更多機會給年青人發展等，受訪者回應支持根本是意料之中。陳志全議員亦以「製造支持，輸打贏要」，狠批諮詢工作欲蓋彌彰。
其實，在1000個受訪市民中，高達52%巿民表示從未聽過驗毒計劃內容；故在統計學的分析上，即使有91%巿民贊成推行社區驗毒，其結果也難以作為合理數據。
石丹理教授又於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強調，諮詢期發現「愈認識、愈了解毒品問題的人，愈支持驗毒計劃」。意想不到石教授作為學者，竟會說出這種顛倒黑白的不負責任說法，他完全蔑視香港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在諮詢期間，就「驗毒助康復計劃」進行的一系列研究，調查發現：跟毒品問題愈遠，愈認同文件所講的計劃目的；對毒品問題愈認識，愈對計劃有憂慮。結果，沒有接觸毒品的外展服務使用者較有接觸毒品的外展服務用者表示支持，區議員也較社會工作員表示支持。禁常會不但對浸大的學術研究掩眼漠視，更公開誤導公眾，既無恥也不負責任。
「驗毒助康復計劃」廣受社會大眾支持的說法，只是禁常會一廂情願而已。
（二）搬弄有利數據，隠惡揚善
為了捏造驗毒計劃得到不同界別的廣泛支持，禁常會不惜搬弄有利數據，隠惡揚善。
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的文件中，禁常會引述為吸毒者及其家長提供輔導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於2013年11月發表的調查結果，指逾九成的家長支持擬議的驗毒助康復計劃。遺憾的是，有其他非政府機構做的調查卻得出不同的結果，例如救世軍在去年11至12月以焦點小組及深入訪談方式向青少年及家長進行該計劃的意見調查，結果發現受訪家長不認同以報警方式處理子女吸毒問題，並指出戒毒應屬自願性，若強制轉介有違康復的原意，且擔憂警權過大。
另外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亦分別於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舉辦聚焦小組、諮詢大會及相關服務網絡會議，廣泛收集業界同工的意見。綜合業界討論，業界非常贊同「及早辨識、及早協助」為禁毒工作的重要策略及目標，但就「驗毒計劃」能否有效達成目標，則存在不同觀點與考慮。而業界不同機構所作的調查指出，無論吸毒過來人、吸毒者家人或一般市民對「驗毒計劃」的看法亦甚為紛紜。由此可見，在社福業界的諮詢及研究與禁常會所指驗毒計劃得到廣大支持的說法差異甚大。禁常會明顯在掩耳盜鈴，選擇性引用有利推行計劃的數據，居心叵測。
在「驗毒助康復計劃」諮詢總結報告內，禁常委亦多於一次指出在教育、醫生及護士等的界別中得到多數人支持。事實上，在不同的界別中的，一些具代表性的團體都有清晰地表示反對計劃的推行，例如教育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社工界（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及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醫學界（醫學會）等，可惜在報告的總結只有輕輕描述，實在令人懷疑禁常會有淡化反對聲音之嫌。
何秀蘭議員也有批評諮詢總結報告內容偏頗，特別是有關瑞典考察結果的描述。她批評，若禁常會是以中立公正的態度去外國考察的話，絕不會是將考察的經驗，只用作推銷自己的立場；反之，禁常會應該主動探訪當地不同意見的團體，繼而就不同的論點作研究和討論。
整個諮詢報告只有單方面、一面倒支持驗毒計劃的資料，一再隠惡揚善，反映禁常會已有著既定的立場，然後巧妙地搬弄有利數據去配合擬定劇本。
（三）缺乏實證：「驗毒」、「康復」之互維關係成疑
由2013年9月禁常會展開「驗毒助康復計劃」的諮詢至今，當局一直未能提供清晰證據，解釋如何令計劃達到目標，「驗毒」如何助「康復」。
根據禁常會，驗毒計劃的目的是要提供一個額外方法，以協助及早辨識吸毒者，以便及早提供輔導及治療。從不少非政府機構所做的調查可見，計劃的推行有可能導致反效果，令吸毒人士變得更隱蔽。以基督教服務處為例，服務處曾於2013年年底訪問過百位吸毒人士，逾七成人表示驗毒計劃的推行會令吸毒者更加隱蔽地吸毒，包括在私人地方及清除痕跡，近八成甚至認為計劃令他們更難以得到支援。
禁常會至今一直未有回應公眾疑慮，只在報告簡單描述瑞典驗毒的成效以支持其進一步推行驗毒計劃的研究及諮詢。雖然根據聯合國轄下的毒品與犯罪處（UNODC）公佈數字亦指出瑞典的濫藥人數處於歐洲的低水平，從數據上而言，瑞典的政策似乎有效處理毒品問題，但其實歐洲其他沒有推行社區驗毒的國家，例如：葡萄牙、匈牙利都有接近甚至更顯著的成效，不禁令我們質疑，社區驗毒並不可能是唯一的出路。2008年瑞典校本研究更發現學生濫用大麻有倒頭上升的趨勢，反證了社區驗毒絕非打擊毒品的靈丹妙藥。根據Swedish Drug Users Union（SDUU）和International Harm Reduction Association（IHRA）在2007年的研究報告指出，儘管瑞典對毒品相關的罪行採取強硬執法和在推行社區驗毒後，注射毒品的人數仍然上升，亦未有證據顯示政策的推行能對青少年濫藥的情況有減緩的效果。而根據The Swedish National Council for Crime Prevention（BRÅ）（2000）和不同瑞典的學者所做的研究及檢討，實行社區驗毒後，瑞典吸毒的情況沒有改善，青少年吸毒情况有大幅的增加；更甚的是，吸毒導致死亡的數字在十年間增加多於一倍。
縱然石丹理教授表示禁常會在到瑞典考察時，曾詢問「有關方面」指以上的問題是「無中生有」，但從不同學者、團體，甚至政府機構的研究結果和數字都是鐵證如山。禁常會一再偏頗地引用瑞典的數字支持驗毒計劃，實在是難以服眾。
（四）混淆視聽：沒有驗毒 = 坐以待斃？
相信對於禁毒和防止青少年濫藥的工作，沒有人會反對。不過方法實在是有很多，為何一定要引入極具爭議的驗毒計劃呢？
何秀蘭議員於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表示認同社工的工作，協助青少年尋找及建立人生的方向和目標，倡導社會認識吸毒者，繼而給予接納及支持，才是治本的做法。而驗毒計劃重點只在於讓警察「捉拿」吸毒人士出來懲罰或轉介至戒毒所，卻沒有處理問題的根源，相信最終也會一事無成。
禁常會在整個諮詢期間，不斷以「與時間競賽」、「拯救生命」等詞彙強調推行驗毒的必要性。他們一直企圖鋪陳二元分化的局面，不推驗毒就等於沿地踏步，罔顧生命，讓公眾誤以為反對計劃的就是「冷血」的一群。除了社區驗毒外，就沒有其他選擇了嗎?
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曾舉辦兩場研討會及香港毒品問題民間高峰會探討驗毒以外的可能性，前線同工均作出不同的建議改善服務空間，可惜禁常會充耳不聞，執意推行社區驗毒計劃。
總結
禁常會以既定的立場進行諮詢，實在是有欠公允。既然禁常會強推第二輪諮詢已經無法改變，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懇請有關方面，將「語言偽術」、假諮詢的劇本收起，公正誠實地進行第二輪的諮詢。
白艾榮 @ 反社區驗毒社工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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