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凶宅
那是灣仔世貿示威現場，獨媒民間記者團變成了韓農聲援團，跳過海、吃過胡椒噴霧和水炮、並被催淚彈驅趕又返回；我與陳景輝周思中二人本不稔熟，卻在這同仇敵愾的過程中熟絡起來。世貿帶來的衝擊還未消退，正在尋找新居的二人和想搬離開老家的我一拍即合，於是一同從大角咀、太子、旺角找到油麻地，竟在上海街找到這間唐六樓。包租公很是客氣，據說因為我們三人「正經」所以租給我們，這叫超值的租金變得更加超現實，致使我們搬進來之後還在懷疑是否有古怪。直到在六樓度過的第一個晚上，半夜十二時有多，竟然聽到有小孩喊叫聲，我們不禁起了一身雞皮，終於，我們發現－－
那是鄰居的小孩，精靈活潑。自此，三個麻甩仔令此間陽氣逼人，怪事固然不少，但卻與鬼怪無關。
2 降頭
熱血漫畫式橋段是，隊友總要經歷過大事件方能交心；與陳周二人同住半載，雖然相處愉快，但「羈絆」還是要在那一天才建立－－nothing big，只是一屋人同時失戀，似中降頭；本來常有六個人出入的六樓，只剩三條麻甩仔，和一大堆好友。還記得那個晚上，一眾好友殺上六樓，與我等三人作典型的文青式解穢：亂彈的結他、北島的詩集、彌漫一屋的煙、灑滿一桌的酒－－還有背景音樂，是Loop了又Loop 的陳奕迅，是反高潮、人來人往和低等動物，我們有一句沒一句地和唱。
噢，還有，留低擊傷你的石頭從錯誤裡吸收。那是葡萄成熟時。
3 本土
那是十二月，我還在當議員助理，一天在區裡工作得天昏地暗後，在茶餐廳吃晚飯時竟見到一班人衝進天星碼頭工地的直播片段，定神一望，在推土機上的不就是陳景輝和周思中？看看手機的幾個missed calls，搞清楚事情經過，立即回六樓拿了睡袋、雨傘，在樓下買了幾支水和飯盒，去到天星碼頭支援。然後第二天工地被清場、我們攔路阻警車、集會絕食．．．然後，見證天星碼頭被拆，我們心頭滴血。
這個突如其來的行動，寫下了香港保育運動、本土運動的重要一頁；對於六樓眾人來說，之後大半年，中環成了生活的另一個重心。就因為天星皇后兩個碼頭，六樓不時成為社運會議室，擠滿許多後來被稱為「左膠」的社運人；而我們的團體，叫做「本土行動」。
4 重奪
皇后碼頭被拆、區議會落選之後，我離開香港去了差不多一年旅行；回來時，發現陳周二人多了一樣嗜好，就是研究七十至九十年代的港產片，特別是新浪潮電影。他們買下了無數早已乏人問津的舊電影VCD，而六樓的家常節目，當然就是喝著啤酒看舊電影。我沒有想過，港產片曾有那麼充滿能量和創意的時代：《凶榜》的詭異結局、《夜車》的青春叛逆、而《第一類型危險》更成了我招呼客人例必推薦之電影－－半信半疑的人，半推半就地觀看，但無一不在在第一幕就被震懾，那真是一套無可置疑的經典。
後來陳周二人更辦了兩個系列的放映會，取名「重新搶奪屬於我們的過去」。他們對本土文化的認真，你想像不到。
5 霸氣
我常說，六樓在方圓兩個街口，可以處理生命的所有需要，哪管是生老病死、吃喝玩樂、嫖賭飲吹，這就是老社區的有機存在。有舖就有人，在我們的社區地圖內，有永發的泉哥、街巿的佳姐、嗱渣面檔的法官、涼茶舖斯文老闆、還有啤酒舖的事頭兩公婆。不知從哪一年起，我們逢過節都會被邀在佳姐檔前BBQ，是，在廣東道上BBQ，還有甚麼比這更霸氣？還有不只一次，我經過啤酒舖時被事頭婆叫停，然後被告知她要去送外賣，著我幫手看舖；我當然義不容辭，雖然到現在為止我都只知叫她做老闆娘，而她則統稱我們三個做「光頭仔」。
我們是：四眼光頭仔、黑黑實實光頭仔、和高高瘦瘦光頭仔。（更多關於街坊的故事，請見周公子《六樓意味甚麼》）
6 死穴
三個麻甩仔的相處，其實不難。錢不是問題－－窮日子時常有，搬進來時幾乎全屋傢俬都是人家送的、喝的永遠是兩塊半一罐的滙泉啤酒和惠康一百元三枝的紅酒，不然就再忍忍手少買兩本書；窮得沒錢交租時，便三人互相湊合挺著過去。意見也不是問題－－喝了兩杯，爭拗從不上心，大家深知對方立場性格底線，這是幾年下來的默契；面紅耳熱之後，再乾兩杯，又是三條好漢。
唯一會成為問題的問題，是衛生；六樓再亂也好，大家還是有自己的死穴，而且是有關碗碟誰未洗厠所誰不抹的那種。這些爭執雖然討厭，然而恐怕我以後也會偶爾懷念。
7 窄路
也許油麻地有一道不知名力場，把社運朋友都聚到附近來。像住到樓下的Frankie和劍玲、一街之隔的Freddie劍青和可樂、還有小樺、Dora、Bobo和浩賢等等，以及就在六樓對面的活化廳和開張不久的蘇波榮。大概在反高鐵前後，這道力場最強，一眾「八十後」在油麻地總是朝見口晚見面；特別是在運動期間，每星期開會三四晚，開完會有時再去宵夜，然後才爬上六樓睡個夠。這些好友、戰友、街坊們，是我們在六樓這八年生活的重要部份，未來怎樣也好，這段日子對我們意義重大。
但，聚有時散有時，靠攏在一起的人總會漸漸散去，走自己的路，並轉化成新的群落。就像我們：周思中在反高鐵之後投身耕作，以半農半X的姿態追尋在地的永續生活方法；我卻走向另一個極端，揹起背包進行環球旅行；而陳景輝則繼續寫作，成為我們三個之中第一個出版自己專著的人。農夫、旅行作者、文化評論人，走的都是崎嶇窄路－－我們不知路走下去會怎樣，然而在這三條窄路之上，我們還是樂在其中，顧盼自豪。
只因，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共勉之。
（六樓臨別秋波波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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