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盛
劉銳紹5月16日在《港報》發表評論，題為《北京最愛激進民主派》，其主要觀點指出，激進泛民繼續激進下去，可達到三大目的：
「一是讓激進民主派「打殘」溫和民主派，令泛民分裂得更快，免得北京多花腦筋去應付一個團結的泛民陣營；二是溫和民主派在激進民主派的衝擊下，也會意志消沉，難成氣候；三是激進民主派不斷表演他們的盲目衝動，將令市民感到討厭，進而更討厭政治，最終對政改問題失去興趣，不再關心，這對北京最有利。」
【 B隊標籤法】
這樣的分析採取的是一種二分法，而且是靜態的、平面的二分，可稱之為「B隊標籤法」，其操作原理是，某方把對其持異議者，說成為對手的B隊。例如，在立法會選舉中，反對民主黨的，便是民建聯B隊；反對中國政府的，便是反華勢力等等。
不能說這種「B隊標籤法」完全沒有解釋力，只是須小心分析，這其實不是必然，停在這種標籤亦不見得可以促進香港政治發展。
說「B隊標籤法」並非完全沒有解釋力，因為以往政治光譜裡主要是泛民對建制，若謂泛民中再分為激進和溫和，則溫和的確會被左右夾攻的。對建制而言，泛民分化固然是好事，至於北京政權會否為此暗中支援激進一派，則早成為政圈話題，劉銳紹的文章特別提到「在歷史上，北京也在不同的情況下支持過某些激進人士，或沒有曝光的激進搞手。」這話是借古喻今，抑或含沙射影，要有更多證據才可判斷。
更重要的是，把對方標籤為B隊了，並不見得己方的路線必然正確。這是很簡單的邏輯：非黑並不即白，因為還有很多其他顏色，起碼還有不同深淺的灰。
【過份理想，還是不肯背書不平等？】
把Ｂ隊標籤法應用至公民提名的問題上，其論述大抵是這樣的：把堅持公民提名者視為激進，而北京政權早就聲明拒絕公民提名，最終政改談不攏，2017年便沒有普選，沒有普選的責任便須由堅持公民提名的人來承擔，沒有普選也就沒有民主，對專制政權最為有利，因此，激進的堅持公民提名者便是北京最愛。
問題是，為甚麼北京政權拒絕公民提名？為甚麼估計各方最後會談不攏？真的是因為沒有見諸《基本法》而建制派和北京政權很講求法治呢，還是因為公民提名的制度難以容讓北京政權操控選舉？
反過來說，為甚麼堅持公民提名的朋友認為那已是退無可退的底線？是因為他們故意激進以致達到拉倒政改的目的，給北京助紂為虐呢，還是他們看到特首普選被北京政權操控有虧公義？是因為堅持公民提名的朋友理想主義沖昏了頭腦，還是不肯為不平等的制度背書？甚麼時候，堅持原則、擇善固執被視為激進，北京政權一表態就自動放棄竟等同溫和？為甚麼我們的政治分析竟然如此單薄？
【要硬踫的不是人民而是政權】
更重要的是，公民提名是目下所見能維護平等參與的方法，要反問和交代的不是為甚麼要堅持公民提名，而是為甚麼不？若按陳方安生5月10日接受訪問所說，「最終決定權不在我們手上，中央已經講得好清晰，不會接受『公民提名』，甚至公民推薦都不一定接受，既然如此，我們是否一定要硬碰呢？是否一定沒有『公民提名』，就會拉倒整個普選呢？」這種取態即使爭取到普選，那又是否符合平等參與的原則呢？不硬碰的確是不硬碰了，但平等嗎？
為甚麼只要求人民這方面不去硬碰，卻不去計較政權志在操控選舉，專制政權及其幫凶拒絕平等參與，其實就是早已選擇硬碰了，屈服於此，當然不必等如認同專制政權的橫蠻，甚麼「投共」「賣港」的言論不過是掉進「B隊標籤法」的窠臼，可是，那也不等如可以反指極力追求平等的朋友為激進，要為拉倒政改負責啊！
古往今來，有多少特權階級會自動放棄特權的呢？追求平等、公義必然會對既有制度有所衝擊而被視為激進，甘地如是，馬丁路德金如是，19世紀末爭取婦女平等投票權的美國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如是，甚至在塔利班眼中的馬拉拉也如是，台灣的野百合學運、太陽花學運也如是，今天堅持學界平等方案的學聯和學民思潮也如是。只是，歷史洪流，浩浩蕩蕩，公義面前，不必介懷，可惜的是，我們的政治分析，竟然沒有道出真正問題所在，而汲汲於甚麼激進不激進的標籤。
其實，北京最愛又何干？拉一派打一派的伎倆並不自今日始，必須細想的是，為甚麼專制政權和特權階級要拉的是這一派？為甚麼某些宣稱追求平等、公義的朋友沒有加入被指為理想的一派，讓其壯大，讓其理想得以實踐？這一段政制發展的歷史將會怎樣記載，是溫和或激進的標籤重要呢，還是追求或放棄平等、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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