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是最好的公民教育。只有通過居民運動、工會運動，才能催化公民意識、工人意識、增加社會成員的社會歸屬感。如果沒有社運，人人都對社會漠不關心，變成了『反社會』，結果將會是很恐怖的。」朱江瑋（江仔）說。
他認為，反對並不必然反抗、打倒和消滅當權者。當一個人願意表達意見，他就要對話，提出社會價值，然後結連不同群體，同時承擔表達意見的責任。這是他參與香港各種社會運動十多年，以及內地勞工抗爭一年多的感想。
香港的問題多不勝數，為何他放下香港，轉而組織內地勞工呢？先從他投身香港的社運說起。
新移民與中港矛盾
江仔唸大學時，已有意服務社會。在朋友介紹下，去了深水埗社區協會工作，服務老人家。後來轉職街坊工友服務處，度過十年光陰。期間有份成立中醫和起居照顧員工會，協助電梯維修和紮鐵工人罷工，地區和立法會選舉，反高鐵，也是深刻經驗。
他經常反省，一邊參與運動，一邊反思社會變化，例如由排斥新來港人士衍生的中港矛盾。
也許，他關心移民群體，跟他的家庭背景有關。爺爺早年來港，父親在1979年申請由上海來港居住。他觀察到七八十年代，縱然有嘲笑新移民文化和教育水平低，例如「阿燦」，但這區分無異於內地本地人排拒外省人，較少用公民身分區分。新移民「問題」在九十年代才被提出，伴隨著政府削減綜援建議，首次在1996年，之後是1998年。政府、媒體和商界共同製造「綜援養懶人」，「新移民通常攞綜援」的刻板印象。這也是貢獻論的起源。
「那時新來港人士忍受，不去選擇參與社會。她們（大多數是基層婦女）跟本地人的關係，建基於利益，尤其是在1999年居港權事件之後。她們來港，被質疑是否來領取綜援。她們要證明自己，並非『攞著數』。我和父親以往沒有被問這道問題。」
「在六千元（2010年政府派錢）事件之前，新來港婦女不敢正面認同自己的身份，在新環境定居，被欺負也沒有辦法。那次事件後，部分願意站出來，認為自己有貢獻，是社會一分子，並會幫助其他人。」正如文首提及，江仔認為，運動才能增加社會歸屬感。
他補充，七八十年代的居民和工會運動，幫助香港逐步確立穩定的社會關係，並體現於定下權責，例如提出合理的居住環境和設施，換取願意在香港工作。
貢獻論與發展論破滅
碰巧，六千元事件前後，香港社會漸漸揚棄貢獻論。江仔認為，這是由於發展論－－貢獻論的雙生兒－－也破滅了：「貢獻論的前提是發展論。發展論是這樣：香港遍地黃金，每天也有發展，有手有腳，那會不行？當發展論隨金融風暴和沙士崩潰了，加上曾蔭權加劇新自由主義，發展論只剩下GDP和熱錢流入，民眾覺得發展論沒有關係，發展不會令他們受益。例如說：『你睇下租金物價猛咁升，你睇下我？』。發展論崩潰了，貢獻論也崩潰了。語言在沙士後逆轉，現在政府和商家反而說貢獻論，指新移民和自由行帶動香港經濟，但不再有說服力。」新來港群體成為社會問題的化身。
轉戰內地，才能總結香港經驗
漸漸，江仔意識到在街工工作到了樽頸，需要總結工作經驗，「尤其是香港民間團體走不出反發展的出路，失語起來。如果不談弱勢群體的貢獻，就只能講利益。政府願意給福利，但要換取放棄政治權利。這跟內地類似。如果我在裡面做，我難以做反省。」
他在2012年9月離開街工，10月轉職「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他的工作是教育工人，普及勞動法及倡議改善勞動法規。
內地工人抗爭難持續
在這一年半時間，他體會到一樣東西，是用經濟利益來換取工人包括參與權在內的政治權利和授權。工人如果「鬧事」，就會被老闆降職、解僱，甚至被拘留及起訴。
2010年開始出現大規模工人罷工、抗議事件，體現了大陸工人激進的維權意識。但目前工人的訴求，大多數還是停留在經濟利益的層面，如追討欠薪、經濟補償金、要求加薪工資、補交社會保障等，很少出現有要求工會直選等民主、政治訴求。工人鮮有跟政府談判，工人的訴求猶如燒香拜神，不知道有沒有作用。
很多勞資糾紛中，工人的訴求都是「買斷工齡」，說明工人對工廠沒有歸屬感，沒有信任感，只有錢才能信任。「買斷工齡」後的經濟補償金才是工人的保障。「這不是工人選擇的，而是社會告訴他，沒有什麼是信得過的。」江仔說道。
此外，目前大陸不允許工人成立獨立工會，官方工會要麼由共產黨控制，要麼由企業的管理層控制，無法有效地代表工人提出訴求，與資方談判。罷工難以持續。
「工人對工會改革，工會民主化的興趣不大，這與工人的身份有關……工人是城市發展的產物。目前在大陸工廠裡工作的工人，絕大多數是農民工。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的農民工，已經不適應回到農村，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正在增加。但目前，農民工普遍在城市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身份仍處在過渡期。」他說道。
勞工團體的轉型和挑戰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農民工對自身的權利已經很清楚。江仔認為，當前形勢下，勞工NGO的定位應是協助工人自我組織和發聲，「即是如何團結起來，選舉工人代表，與資方對話，尋求各界支援等等。」他們希望加強內地工人抗爭力量。
江仔補充，行動的時候是一種考驗，是建立信任的最好機會。只有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到了行動的時候，才會看出你自己有沒有勇氣和信心站出來爭取你的權利，才會看出其他工友的反應，才會看到工人團體會否互相支持和保護成員。
當然，轉型也附帶風險。由於大陸只允許官方工會代表工人維權，勞工團體若介入，則會面臨「尋釁滋事」等指控。
今年四月底，東莞裕元鞋廠四萬名工人罷工，要求廠方補交社保。深圳勞工組織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介入幫助勞資談判，結果主任就被公安暫時拘留，幹事至今仍被關押，被控「涉嫌尋釁滋事」。
十多個本地勞工團體及工會代表，在今年4月，到Adidas辦事處抗議，然後再到太古城中心的ADIDAS、NIKE、TIMBERLAND的門市示威，要求品牌商為裕元拖欠工人社保金額的事件負責。圖：全球化監察
中國政府對勞工團體一直又愛又恨。一方面，勞工團體為農民工提供進城後的生活指導，一定程度上幫助了政府穩定農民工群體；另一方面，這些團體的維權培訓，也一直引起政府警惕。
香港的勞工團體與大陸政府的關係，曾經處在「無合作」，「相安無事」的階段。一方面，在六四事件後，香港團體普遍不信任大陸政府，而大陸政府一直有對「境外勢力」保持警惕。直到2012年，大陸社會矛盾激增，罷工上訪的案例增多，政府難以控制，政府開始將責任推到了「境外勢力」身上。
江仔留意到，一般勞工團體的主要抗爭對象是廠商，避開政府。「香港NGO在大陸工廠的活動，主要是針對品牌商或歐美的跨國公司，配合西方的消費者運動，對象是資本，不直接與政府衝突。」
思考香港，不能撇開大陸
中港矛盾愈演愈烈，大陸與香港的信任感也在下降。不少香港人提出反對大陸，抵制大陸的各種口號。江仔認為這是「失敗主義」：
「現在整個世界已經是一體化，誰和誰都是分不開的。香港重新尋找未來的方向，不可能簡單地否認大陸、拒絕與大陸發生關係。這樣的香港我可以理解，但是令人失望。只有了解大陸，才能平等地與大陸對話，知道如何處理與大陸的關係，怎樣獲取大陸的尊重。」
他帶著這樣的信念，通過做工人教育工作來了解大陸，希望能為香港帶來一些改變。
採訪：一蚊健、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