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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維穩悍婦」屈穎妍突然間對警察母性大發，連續幾篇文嘉獎警察十分「辛勞」、「好慘」，在幾十度的高溫下默默執行職務，又要容忍示威者的無理取鬧。最後，掌聲落在示威者，罵聲淋在警察上，順便再對年青示威者的「好食懶飛」亂開數槍，以為可以將反動勢力一槍斃命。
真遺憾某大報的專欄，可以容忍這樣質素的文章，文章暴露了作者對歷史和文化的無知，亦顯示了嚴重的邏輯謬誤。在恥笑悍婦的言論之，不禁驚覺悍婦的言論大有市場，連我的家中兩老都認同悍婦的言論，認為警察被示威者弄慘了。至於警察如何打人，向示威者施虐，玩弄法律漏洞之便扣留和留難示威者，他們就好像選擇性失聰，不明所以。
不過，有趣的是，如果這些人看古裝劇時，如果見到劇中的奸官和衙差對無辜者施虐的時候，總是咬牙切齒，要這些奸官衙差伏法不得好死。為甚麼現在警察做同樣的事情，他們又雙重標準起來？再設想一下，如果這些人看包公的時候，如果包公在劇中突然間說「我只係打份工攞份糧」，拒絕追查真相，他們會否拍桌離場？
這就反映了這些人在判斷問題的時候概念和思想十分混亂。本文嘗試點出為甚麼這些人（老一輩？）在思考時，出現了甚麼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古今思考模式的混淆。
首先如果根據傳統中國文化和現代的政治觀來說，屈悍婦的言論是站不住腳的。古中國雖然是一個不民主的社會，但是自《論語》、《孟子》以來，儒家一直對平民百姓沒有甚麼道德上的要求（只求他們耕田交稅就可）；相反，孔子和孟子對統治階層和掌握公權力的人有嚴苛的道德和操守要求。不信你可以翻一翻《論語》和《孟子》，裡面大多記載了兩人對君子，即有志作官，掌握公權力的人的鉅細無遺的要求。相反，要求平民有甚麼道德的內容極少。所以古代也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說法。刑意指簡單的律令，禮則是複雜的道德守則，人民的義務只需要守刑法，相反統治階層就需要守禮，學習複雜的道德規訓來管治國家。孟子更加指出，當「君不君」的時候，統治階級是要準備滾蛋的。
正如超人說：「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古中國也認為誰掌握公權力，誰應該有更高的道德操守。如此說來，「警察好慘論」自然不攻自破，因為警察是擁有公權力的人，他們有更大的權限去管制人民，所以他們的道德責任亦很重，不能以「打份工」或「好辛苦」來卸責，甚至對示威者施虐，刁難。你見過包公因為「打份工」或「好辛苦」而草率辦案？
而以現代的政治觀來看，警察的人工不是他們的靠勞力得來的，他們的薪高糧準是靠全部人民的血汗錢來供養他們服務社會的。他們對人民施暴，就是失去了正當性。
這也是為甚麼警察辦案要看《警察通例》，但是民眾只須了解自己一般權利就可。
這樣簡單的道理是顯然易明的，但為甚麼落到現在的香港，會有許多人反而同情起原本按理應該負上更大道德責任的警察好慘，盡管他們對人民施暴？
這就是因為思想模式的混亂所致，亦是現代化下的危機——人人想高舉黃子華的一言：「搵食啫，犯法呀！」，失去了對自身道德的要求。
在這裡，有必要用韋伯「世界的解咒」這個概念來理解現代化之下人的思想轉變。
古代是一個充滿目的和意義的社會，人們在宗教和文化的指導下，都容易對自己的人生抱有一個目的、意義和責任。如果是一個讀書人，就會想入朝為官為國為民，如果是一個農民，可能會在農田終老。所以古代人比較接受自己的身份和隨之而來責任。當然也不否定有例外情況，即是孟子所言的「君不君」、「臣不臣」。
但是現代化卻將這個充滿意義和目的之世界撕毀。隨著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開展，傳統的權威遭到重大的破壞，伴隨而來就是人們不再相信自己被權威所賦予的人生意義，他們被拋進這個世界，只能自己為自己找尋意義和目的。而現代性另一個特徵是資本主義的崛起，在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崛起下，人們不再講無契約根據之下的道德（即是所謂的古道熱腸，「做多啲」），改為用合約來明分立約者的權責，除此之外人們沒有任何責任再作多一點義務。注意：這裡不是說現代人比起古代人更無道德，而是他們在職業道德的判斷模式而經有改變，不再太重視和社會的關係，其中的表表者就像弗利曼所言：「企業的責任就是為股東賺錢」，破壞社會管他娘（之後的金融海嘯就這是樣思考模式的悲劇）。這就是所謂的「世界的解咒」，現代化和資本主義固然對人類的解放有很大貢獻，但是卻導致了新的文化危機。
這個文化危機揭示了為甚麼不少人會支持「警察好慘論」。因為在現代化的社會，連政府（掌握公權力的機構），也是由僱傭勞動制所構成，公務員只被要求遵守合約和法律，但是不用考慮進一步的道德和操守，古代所言的「慎獨」和道德要求，在現代化後就派不上用場了。就像之事的明愛事件，明愛醫院那個員工，明明心臟病人在醫院外心臟病發也因為職責沒要求而不通知醫院救人。
結果就正如曾蔭權所言，做特首只是打一份工，工作範圍以外的東西不用考慮。警察也只是打一份工，他們是否對被捕者公正，就不在考慮範圍。對警察的要求低了，就在於我們錯誤地只視警察為一份工作，而忘記了背後警察所需的道德和責任。
然而，如果示威者「挑釁」（只是喊「雙普選」）了警察而被打和虐待，就是活該了，因為我們受到長久而來的專制統治，尤其是明、清、共產中國以來的君主專制，人們活在這個白色恐怖下惶惶不可終日，為了明哲保身，受壓迫的人反而會屢屢自我審查，要求自己提升自己的「奴隸」道德水平，以免激怒當權者。他們也會互相監察弱者，以免弱者做了一些觸怒當權者的事，然後遭受無妄之災。
就像二戰時期的集中營，囚犯不是團結反抗納粹的暴政，而是反而壓迫那些反抗納粹的人，以求自己苛存多一天，雖然最後的下場都是入毒氣室，但是不多人反抗。
總結而言，這種輕輕放過當權者失德，卻重罵反抗的弱勢，反映了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可以是因為我們在現代化時面對的沉重災難，造成我們有這樣的奴性。要扭轉這樣的惡劣環境，我們必須承認，政治，是需要講道德的。而掌有公權力的人永遠比無權的人民擁有更多的責任，決不能像屈悍婦所言，「他們只是打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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