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社會上鬧得熱哄哄的自然是「佔領中環」活動，然而在這個討論當中，大家似乎只著眼於香港的民主未來應該如何，卻未有對香港民主未來的一個政治理實阻力－－中國共產黨，作出相當的理解及分析。作為一個全世界最大的極權政體，要在「虎」身上謀取民主的「皮」，必先對「虎」的思考方法有一定認知，否則將無從入手，各自喊陣而不得寸進。本文以劉兆佳的新作《回歸後的香港政治》作切入點，去分析中央政府或接近其的建制派對香港民主的想法，再嘗試分析這樣的看法將如何影響到我們對香港民主未來的考慮。
本書為劉兆佳就回歸後的香港政治提供的分析視角作一個整合，縱觀全書，主要的觀點有三，形成一個頗為完整的思考框架：一）香港的政治問題歸根究底是經濟的問題，政治問題只是經濟問題的延伸；二）政治問題之所以得以有效擴散是因為外部勢力而非中央／特區政府的管治制度；三）這些問題之所以會延展開去，只是因為中央不作主動及公開介入，當中央主動協助特區政府，就會得到港人支持，駕馭諸等問題。 劉兆佳一書讓我們可一窺中央政府或接近其的建制派對香港民主的想法，特別在處理他的第一個觀點中，我將不厭其煩的引用劉兆佳的原文，因為他的理解將直接影響我們如何思考香港的民主未來。
Ⅰ
「政治問題」是「經濟問題」的延伸
這樣的想法散諸書中各章節，要數最為集中的必是第五章「中產階層與香港政治」。在章節開首，劉兆佳嘗試把政治問題與中產掛鉤：
「簡言之，香港在回歸後的政治混亂與管治困難存頗大程度上源於中產階層在結構上，心態上和行為上的顯著改變。」[1]；
「在回歸後香港中產階層的質變在頗大程度上改變了特區的政治形勢和生態，總體結果是形成了一個政治動盪不安，政治衝突頻繁和管治艱難的局面。」[2]
在劉兆佳的想法中，從大量的社會研究中發現，超過百分之七十的被訪者都會說自己屬於中層，因此在主觀層面上，香港已經進入中層社會。[3]不過，他重視的是「教育程度較高並從事專業、行政管理、教育、社會服務和自由職業工作的中層人士的政治心態和行為的轉變」，因為這些人佔香港勞動人口的比例持續增加（約百分之二十左右），但政治能力卻可以很大。[4]
劉兆佳的說法是，基於亞洲金融風暴、公營事業市場化、香港的經濟結構轉型，中產階層的經濟機遇名前景不明望甚至已經身受其害，遂使中產階層與上層之間所存在的「非正式社會契約」[5]瓦解，所以「提升了中產階層的不滿和怨對、推動了中產階層激進主義和憤世嫉俗情緒的抬頭，驅使部份中產人士投身政治，並讓部份中產人士拒絕香港的建制和現狀。」[6]
對劉兆佳來說，近年社會的「泛政治化」[7]統統都是經濟不景的問題，近年新興的社會訴求都只是對經濟不景氣的心理補償。在以下這一段的文字可以看見此想法的重要性：
「對小部份人來說，事業上的挫敗，正好從非物質或後物質方面的追求中得到撫慰與補償，同時可讓自己覺得因懷抱更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生活品味而恢復自豪感，保育、環保、愛護動物、反對地產霸權、抗拒金融霸權、社區與鄉村保存、為弱勢群體請命等過去較少受關注的議題都紛紛被提到公共議程上來，受到社會各界一定程度的關注，也成為各種新興社會運動的主題與訴求。」[8]
換言之，這些訴求只是經濟問題的延伸，這訴求所關涉到的民主要求（社會公義、下而上的民主發展，政治合法性等）都不是社會真正的訴求，因為香港人的民主觀是「實用主義，視民主政制為工具而非理想，同時對此工具能否有利於繁榮安定心存疑慮，尤以中產階層為甚。」[9]
政治問題得以有效擴散源於外部勢力
如上所述，所謂「政治問題」的基礎在於經濟的不景，而「政治問題」之所以能夠迅速擴散及得以在港人心中有效發展，主要是基於外部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人的陰謀」。
劉兆佳認為為，英方在80年代初「偷步宣佈」要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推動政制改革，目的就是要「催生一個『本土』的同時又『親英』的政權」，而且將會在九七後「架空」中國主權，破壞九七後中央的有效管治：
「代議政制改革其實旨在讓英方扶植它屬意的治港人才」；
「英方除了對行政機關和立法基關的產行辦法動手動腳外，它也在原有的政治體制大大小小各方面作出改動，其總體效果是削弱香港總督和行政機關、強化立法機關、壯大反共勢力......」[10]
劉兆佳又認為，英國勢力在九七後仍然有在做破壞中央管治的工作：
「[英國及其親英分子]利用港人的反共情緒和對香港前途的焦慮不安大力宣揚和推動其屬意的回歸後香港的新政治遊戲規則，並努力使之成為現實。」；
「由於反對派在港人心目中享有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反對派幾乎壟斷了政治上的話語權，並隨心所欲地塑造港人對政治的認識和理解。」[11]
意旨未明的所謂「西方國家」也一直在干預香港：
「回歸初期，西方媒體、政府和政容不時就香港事務發表意見，當中屢有批評。他們尤其頌揚香港反對勢力，並給予不少道德上、政治上、輿論上和物質上的支持......西方利用香港來對付中國的動機和舉動有上升之勢。」[12]；
「一些西方勢力......的另一個目標是藉助香港的反對勢力製造香港內部的不隱、激化港人與中央的對立和引發香港『分離主義』的抬頭，從而使『一國兩制』落實困難，讓中央『面子』難看......」[13]
這樣將「政治問題」的擴大歸因於外在勢力，而忽視本身特區的政治設計以及其內部的民情變化，只會使建制派及中央在面對香港問題的時候失焦及應對錯誤，這其中的原因會在後文處理。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央在此等視角下，中央如何處理問題。
中央主動介入
經濟與外部勢力的影響之所以能夠成事，對劉兆佳來說，是因為中央主動的不作公開評論，把話語權「拱手相讓」了反對派，才使致特區管治艱難的局面。而在他的分析中，中央在早年不作評價不作參與的表面原因是尊重特區的高度自治和特首的管治自主性[14]，然而實際的原因卻是因為在2003年以前，中央對特區政府的不熟悉：
「中央對於應否、如何和何時『介入』香港事務『沒底』。基本上中央對回歸後的香港局勢缺乏深入研究，更缺少擁有相關知識的研究人才，從而難以擬定工作方向。」[15]
而由於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以及其連帶的愛國力量在2003年區議會選舉受挫，要求民主改革的聲音高唱入雲，中央懼怕有政治危險威脅到其管治，所以投放了很多的資源去研究香港問題，建立一套由中央最高層直接領導香港事務的機制。[16]在此之後，由於「中央加強了對香港情勢和問題的研究，領導人和官員越來越有信心和能力對特首和特區政府進行『耳提面命』。」[17]
在中央信心滿滿的同時，它如何干預？其中是更加積極主動在對港政策的談話和論述上表明清楚的立場：
「中央肯定國家在香港今後的發展中必須擔負重要的、積極的和主動的角色。中央除了自行發揮其作用外，也會密切與香港進行合作，同時也對香港方面有要求。國家與香港『共同發展』和『共同承擔責任』是今後中央對港政策的核心，過去在『不干預』政策下的分割發展已經不復存在。」[18]
既然中央要「主動承擔」香港的責任，那該如何承擔？主要的手段為以經濟因素去撫平香港人對特區及對中央的不滿。由於中央對香港「政治問題」的理解被還原為「經濟問題」，要處理香港，自然是推出大量有利經濟的措施：開放自由行、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鼓勵內地企業到香港股票市場上市、在港開設人民幣業務、讓香港參與國家的五年規劃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以往香港一直被認為是為中國提供外匯收益，是要「充分利用」的。然而在這一堆經濟政策的安排後，由於香港對中央的經濟依賴日深，劉兆佳的看法是「國家刻意向香港『讓利』是彰彰甚明的」[19]，使致中央對干預香港事務顯得更有本錢。
從加強主動對港政策的論述以及經濟融合，劉兆佳認為中央這樣這樣的轉變舉動可以發揮主動，適應新政治局面，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駕馭局面」。[20]如此一來，劉兆佳整個思考的框架就大功告成，認為這樣可以處理到香港的問題。
Ⅱ
經濟問題Vs價值轉向
在劉兆佳的分析框架底下，近來的諸多社會議題都被還成經濟問題，所以在處理香港問題時，中央著意推動經濟措施，以期將問題解決。這裡忽略了兩點重要的面向，其一就是香港人開始有價值轉向，對民主的理解不再限於工具性。儘管對所謂價值轉向，有論者（劉兆佳亦然）多訴諸於03前的經濟不景氣，但如Inglehart及Welzel所言，歷史事件的出現可以突然間帶來很大的社會價值轉向。[21]而這樣的改變，將不能再回到過往的階段。
香港人的政治參與要算到近十多年才較為熱烈。直到九十年代初，香港人的政治只是「積極的旁觀者」(Attentive Spectator)[22]。其意思即是說香港人在政治的關注上非常積極，對政治有一定興趣，在大眾新聞媒介的消耗(consumption)甚至比其他先進國家更高；然而在實際的政治動員上卻較少參與，而且幾乎大部份的參與都較個人，離不開物質關注(material concern)，甚少把矛頭指向制度。
這個情況到了2003年的七一遊行有明顯的轉變。在2003年的遊行中，多達50萬人上街，是僅次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政治動員。相對於當年八九年流行的「民主抗共」論，即以民主抵抗北京，保留香港經濟生活模式，零三七一遊行其中主要的口號是「還政於民」。這有象徵意義，我們可以這樣閱讀：政治不再僅是工具式(instrumental)帶來某理想的後果，而更是在價值上的認同政治要由公民決定，認同民主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同時有關的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市民覺得自己關心政治，有能力參與政治。
「民主價值的認同」及「自覺對政治參與有能力」兩點的結合使更多的香港人參與政治行動，要求制度變得更民主而非僅強調就單一事件的結果理想。當香港人愈發擁抱民主價值時，會有幾個重要的含意。第一，因為對政治工具式的理解逐漸消弭，即使政府能提供社會經濟成果，若果民主依然未到來，大家依然會不滿意；第二，以社會經濟表現作為政府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來源的想法對香港人來說不再吸引，大家會進而追求程序公義，包括民主的政策制定；第三，因著程序公義，政府的決定會更易受公民社會的動員及挑戰。[23]
這種對民主理解的轉向一直蔓延，超越了「經濟作為社會訴求的根本」的說法。依照這樣的理解，各種新興議題及其連帶的民主要求都不能被簡約為「經濟問題」。
而且，過往殖民地除了因為經濟環境良好、港人政治參與不熱烈外，更重要的是沒有「管治認受性」的問題。這並不意味殖民政府就得到港人支持及擁戴，反而是因為過往在戰後到80年代抵壘政策結束前，來港華人是為了逃避共產黨及其所帶來的戰亂而主動選擇到香港生活的，他們對作為殖民地的港英政府沒有甚麼要求，因此不存在認受性的問題。[24]然而，九七回歸後，特區政府要直面群眾，其管治的認受性便每天都可能受到質疑，認受性的來源可以是因為performance legitimacy，即政府的經濟表現，又或者democratic legitimacy，即政府工作的民主成份及其有無廣大選民授權。因此僅以經濟角度去理解香港諸多社會議題顯然是不足夠，以及無法處理新的政治價值問題。
經濟問題Vs世代政治
另一個把社會問題簡化為經濟問題的不足就是忽略了世代政治的重要性。自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把世代政治提上公共議程後，產生好大回響。論者無論立場如何，都逃不掉一個中心想法：不同年代的人的成長經驗及社會歷史會影響一個人的行動取向及其價值觀，而這些取態將會反映在他們的行動上。[25]
這樣的一個想法，其實在與上述所說的價值轉向議題暗合。由於年青一代（80後）生活的歷程與上一輩不盡相同，他們的價值系統與上一輩人也同樣相異。在1966年，年齡在十九歲或以下的人口，佔當時總人口比例的50.5%。由於人數眾多，他們是社會的critical mass，他們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他們的意識也就成了香港意識。香港從五十年代的貧苦到七十年代經濟轉型以致經濟起飛的故事，恰巧與戰後嬰兒成長的經歷重疊。他們踏足社會之時，正值經濟快速發展，加上上一代人因為戰爭的關係而人數較少，他們可以很迅速的向上社會流動，換來較好的經濟地位。因著發展的順境，戰後一代選擇性地挑選了某些個人經驗成為他們對香港的理解，把香港定義為經濟城市，這樣的定義也因為他們人數之多以及影響力，成了普遍對香港的理解。中央對香港問題的掌握，正如上面所提到一樣，並無深入掌握，也因此分享著香港作為經濟城市的想法。
然而，年青一代（80後）有他們的生活經驗以及歷史，他們對香港的理解與之有好大的出入。年青一代在呂大樂的界分裡面是第四代香港人，他們活在一個被第二代香港人（戰後嬰兒）霸佔社會上流位置的時代，他們的生活經驗沒有甚麼急速的向上流動，反而在最青春開始懂事之時就面對著九七後接腫而來的社會問題：主權移交、新機場混亂、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等等。他們這一代人大都經歷過零三七一，成為不少人第一次的意識啟蒙和覺醒。[26]這樣的生活經驗和社會歷史使得他們打從一開始就不相信「經濟城市」的論述。他們是因為從不相信經濟城市的價值－－而不是相信過後而有所失落－－所以有其他的價值系統，包括後物資主義的傾向。這個世代政治是無法僅以搞好經濟作為解決辦法的。
外部勢力Vs混雜的吸納政治
在香港，之所以政治問題會成功擴大無法處理，如果只從外部勢力干預的角度去解釋（雖然何為外部勢力干預語焉不詳），將會忽略了香港政治制度的自身問題。其中一個好重要的面向，就是中央的對港政策，基本上那是港英時代行政吸納政治的延伸。
在九七前，中共著手打造新的治港精英以鞏固勢力，它採取了和港英一樣的手法：行政吸納政治，甚至把之轉化為政吸納商界勢力。[27]中共在九七前，他們認為香港化所以「成功」，原因在於一個競爭性自由市場外，還有因為一群受支持政府政策的商界精英。這個情況對中央來說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在1979到1995年間，香港為中國提供了接近三分之二的總外資投資，中共擔心若商界精英不接受香港的管治由英國轉到中共手上的話，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受嚴重打撃，因此中共非常著意吸納這這群商界精英的支持。[28]除了商界精英外，為求統戰各階層，亦因為他們同樣保守，對民主化並不熱衷，所以中共亦希望吸納不同的專業人士，以圖平穩過渡九七。為此，鄧小平定下兩條原則：港人治港的管治人才應盡量為商界及專業階層；及這些管治人才唯一的要求是要持中共政策的「愛國者」。[29]
政府要保證他們的利益，在施政中偏向他們。[30]而保證他們利益的做法，就是把他們吸納到政治體制內，讓他們同時能有政治力量，與政府共進退。在九七前，中共的做法是把他們吸納到不同的團體內，包括基本法委員會、港事顧問及區事顧問、預委會、籌委會、選委會、臨立會以及行政會議。在九七後，他們的做法是在立法會內保持功能組別，以及在不同的諮詢委員會中委任商界及專業精英。
這樣做的問題在於這群政治及商界精英雖然大致都有政治保守傾向，以及支持北京政府，然而他們會各自為界別利益爭奪拉扯，甚至未必一定都是自由市場的堅定支持者。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一個政治群體，特別是在非重大政治敏感議題上，將不會和政府事事一致，這自然大大減低政府施政的順利。[31]
外部勢力Vs港式比例代表制有利激進勢力
如果只從外部勢力干預的角度去理解香港問題，另一個亦會被忽視的重要問題就是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制度，港式的比例代表制將有利激進勢力進入議員，不利政府施政。
好些民主制度可以限制激進意見的冒起，但香港的情況就非常有趣。當年回歸前，由於其時左派未成氣候，在當年曾經實行過單議席單票制中，民主派搶佔了絕大部份的立法局議席。為防止民主派坐大的情況在回歸後發生，中共就定下了比例代表制的選舉辦法，再加上採用了「最大餘額法」及「黑爾基數法」[32]，使整個選舉制度不利大黨，希望可以阻止「勝者全勝」的局面－－即得票較多的黨派可以奪取該選區的議席，無論雙方有多接近的得票率，舉例6成對4成，這樣不利未發展成熟的政黨－－扶持處於劣勢的左派政黨。
這一著非常成功，當日未成氣候的政黨在比例代表制下獲得一定議席，加上中共的大力支持，慢慢就發展成為成熟的政黨，雄據立法會，今天的民建聯成為最大黨就是證明。但是這樣的比例代表制度下，一定會鼓勵「激進」政黨的冒起，因為好些小政黨只需要提出較為「激進」的見解，穩定那些「激進」的支持者，即使是少數，也就足夠在議會上找到立足之處，而他們也自然會將社會的氣氛推高。當激進黨派能在議會站得著腳，共識自然難尋，政府施政自然會面對較大的困難。
Ⅲ
中央看法對香港民主前景的影響
上述所說都是本身中央在理解香港，設計香港政治制度時的問題。中央對香港問題只是還源為經濟問題，而當出現問題時又只將焦點置於外部勢力：前者把問題的核心誤判，後者將焦點放於敵我鬥爭思維而無視香港制度問題。基於這樣的情況，我們似乎能夠預視中央只會推行更多的經濟措施經濟融合，以圖解決香港社會的種種問題。在中央對港人「實用民主觀」的理解下，中央沒有原因要推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因為在它眼中，只要經濟好景，「民主」的訴求就會消弭。
在中央整個思路裡面，最好是把香港「冷凍」為經濟城市，把特區「去政治化」，僅將特區看待為實視中央統治的被動對像，最好是一個非政治化的中性地區。[33]然而，這樣的期望是漠視社會現實的。如果香港要走向全面的民主，似乎一定要處理得到社會的民主價值轉向，再無法以半桶水式的民主去矇混過關。更重要的是中央要放棄敵我思維，要認真看待香港的社會現況，政治現況，去作出政治改革，而不在停留於敵我思維的自我界限當中。
然而，在中央這樣的一套思路下，我們期望中央自覺讓香港走向全面民主及高度自治，似乎並不實際。據Robert Brickers的說法，當年英國之所以給予香港高度的自治，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英國的殖民地部官員並不了解香港實際情況，往往只能夠相信或任由港督判斷。[34] 而Goodstadt的說法是因為香港財政獨立不需依賴英國，甚至可以貢獻英國，所以香港才有本錢爭取自治的空間。[35] 如今看來，在中央對港的掌握漸趨豐富、可收集資料的渠道愈來愈多、以及在03後香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日深的時候，香港以乎沒有可以就自治權討價還價的本錢。
中央認為在採取經濟段及公開表述對港政策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駕馭局面。如是者，要香港走向全面民主及高度自治，似乎只能夠告訴中央：你無法駕馭。因此，香港理論上需要發展多元化的產業，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也要以不同的形式去令中央知道他所表述的那種過時政治取態我們不會接受，大家對民主的要求不僅限於工具理性。佔領中環似乎是一個能對中央造成壓力的方法，讓我們看看歷史會怎樣走下去。
[1] 劉兆佳，《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頁200。
[2] 同上，頁203。
[3] 同上，頁206。
[4] 同上。
[5] 劉兆佳所言的「非正式社會契約」意思是只要有供中產人士及其下一代向上社會流動機會的話，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以及種種的問題都可以容忍。
[6]劉兆佳，《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頁226。
[7] 雖然社會上幾乎每事都是政治，然建制派人士仍然喜歡以「政治化」指控各種社會聲音，以為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這當然又關乎於他們對香港「理應」是一個經濟城市的想法有關。
[8]劉兆佳，《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頁228。
[9] 同上，頁123。
[10]同上，頁118。
[11] 同上，頁120。
[12] 同上，頁63。
[13] 同上。
[14] 同上，頁42。
[15] 同上，頁11。
[16] 同上，頁32。
[17] 同上，頁43。
[18] 同上，頁27。
[19] 同上，頁49。
[20] 同上，頁277。
[21] Inglehart and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pp.21, 39-43.
[22]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Attentive Spectato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23] Ma Ngok, Value Changes and Legitimacy Crisis in Post-industrial Hong Kong
[24] 呂大樂，＂思想「九七前」與「九七後」香港＂，謝均才編，《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出版社，2002），頁469。
[25] 見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
[26] 岑學敏，＂本土Lost In Translation＂，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編，《本土論述2008》，（香港：上書局），頁140。
[27] Leo F. Goodstadt,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3 (Sep., 2000), pp. 727.
[28] 同上，頁728。
[29] 同上，頁726。
[30] 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94。
[31] Ma Ngok, "Reinventing the Hong Kong state or rediscovering it? From low interventionism to eclectic corporatism",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ume 38, Number 3, August 2009, pp. 510.
[32] 這裡採蔡子強先生的解釋：在最大餘額法下，先定下一個「當選基數」，然後把每份參選名單與此對照，名單中排名第一的候選人，便可獲分配該組總得選票的全部，第二候選人則獲分配總票數減去一倍於當選基數選票剩下來的餘額，至於第三候選人，他又可以獲得分配總票數減去兩倍於當選基數選票後的餘額，餘此類推。最後，檢視所有參選名單，按各候選人所獲分配選票再行分配議席。香港採用的「當選基數」是所謂黑爾基數（Hare Quota）法，那是把選區的有效票總數，除以選區議席總數。
[33]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126。
[34] Robert Brickers, "Loose Ties that Bound: British Empire, Colonial Autonomy and Hong Kong," in Ray Yep ed., , Negotiating Autonomy in Greater China: Hong Kong and its Sovereign Before and After 1997,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3), pp. 29-45.
[35] Leo Goodstadt, "Fiscal Freedom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s Capitalist Society," in Ray Yep ed., , Negotiating Autonomy in Greater China: Hong Kong and its Sovereign Before and After 1997,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3), pp. 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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