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发表首份《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和平占中"组织的"6·22"全民电子公投如火如荼、港府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拨款申请引发部分民众冲击立法会……香港近期可谓风波不断。而在这颇为纷乱的政局之下，香港各派政治力量总是扮演着至为关键的角色，他们不仅掌握政改方案能否获得通过的生杀大权，也是参与议会选举的主力军。如果要妥善处理香港问题，就必须对各个政治力量的性质和立场有清晰全面的认识，并加以明确区分，唯有如此才能在治港时把所有的正面因素发挥到极致。可惜，现实未如理想，简单地将不同力量的划分固化、教条化正是人们在判断香港问题时的最大弊端，而这同时也是内地一些思想僵化官员对港政策的最大缺陷。
20世纪80年代，香港正式开始推行代议政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更多港人可以通过选举和议会参与香港的管治，加上社会对1997年后"港人治港"的憧憬，参政议政的团体在短短七八年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很多政团，诸如太平山学会、新香港学会、励进会、汇点、港人协会、新界社团联会、香港民主民生协进会（民协）、新香港联盟、民主促进会等等……都对推动香港那段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香港的政治团体从一开始出现就与其政治生态互相适应。而以上林林种种的政治力量按照政治光谱划分，逐渐形成了"亲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两大阵营。
这种区分效应在1991年香港立法局第一次引入分区直选议席时得以显现，民主派成员由于大都是推动香港反殖民地运动的积极分子，支持走"民主回归中国"的道路，在是次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而回归之后，两个阵营之间最重要的分野体现在与政府的关系定位上，建制派通常在基本政治原则上与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的立场一致或者接近（故又称"保皇党"）；反观民主派则都以"争取民主普选"为旗号，要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尽快全面普选，两派的政治立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泾渭分明。而中央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处理手法简单一贯。一言以蔽之，就是厚此薄彼、亲疏有别。北京将建制派的政治力量视为"自己人"，至于民主派则全部看成是"敌对势力"。无论在各方面都倾全力扶助前者，寄望建制派可以忠心效力，唯自己马首是瞻，而民主派也会在"断粮"一段时间后自动消失。
但近年来这种"保皇建制派"与"民主派"的传统划分模式正随着香港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亦发生转变。而政制改革，更成为这一变化的催化剂。在2007年普选时间表确定、2012年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之后，香港政党分化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保皇建制派"开始分化为"既得利益者"和"骑墙投机者"。而最明显的则是"民主派"愈来愈清晰地分化为"温和"与"激进"派系。2009年，当激进民主派中的社民连针对政改问题与公民党合流发动"五区公投"时，民主派阵营中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民主党拒绝参与，并且推动成立由10个团体及14名议员组成的"终极普选联盟"，形成温和民主派。另一方面，建制派中的自由党在2008年立法会选举惨败后出现分裂，四位退党议员成立"经济动力"，后发展成为"香港经济民生联盟"（经民联）；前港府高官叶刘淑仪在晋身议会后希望与素有"保皇"形象的民建联区隔，亦于2011年创建新民党。而传统两大阵营差不多同时出现内部分化，也让温和与激进力量之争取代建制和民主派之间的角力，转而成为当下香港政治生态的缩影。
对于有心想读懂香港这本"厚书"的中共而言，这种转向可以说既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契机。"挑战"是指在各方势力重新组合后，北京以后很难再像原来那样"一面倒"地支援一派，打击另一派。而之所以说这可能是一个契机，是因为香港政治力量生态的转变恰恰有助中共改正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一直存在的教条化划分弊病。公允地说，香港任何的政治力量，只要其并非激进派团体，试图从根本上挑战中共对港的管治，就不应该被视为敌对势力。各式各样的政团都应该构成有利于香港发展的积极力量，而中共也理应将它们全部视为交往对象。
这其中建制派的大多是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代表直接进入建制，参与政府的决策，因此不太可能跳出来公开与中央"唱反调"。北京真正需要努力争取的是温和民主派，因为他们不仅是理性政治的倡议者，更加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得以巩固落实的积极力量。中央在面对这些人时，不能只要一听到不同观点便上纲上线，将其定性为敌我矛盾。相反，作为优秀的执政者，要能够清楚区分温和理性与激进政治的不同，鼓励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抵抗。同时，北京也应看到，与激进派相比，温和民主派最重要的支点是"中国认同"。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默认了当前存在中共的中国，在政治口号上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有竞争的多党制。
这种要求对中共来说虽然并不顺耳，但确实是香港目前政治文化的"流行"口号，不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就好像不是民主派。然而，他们根本无法参与中国政治，事实上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就以"六四"过去二十五年的情况，人们就不难看到他们参与到中国政治的程度。像去世了的司徒华这样的主流民主派领袖，他们内心依然牵系国家，而他们的反对力量也达不到与中共意识形态的较量，所谈到的一些问题也确实是中国社会目前所关心的。若中共空口无凭质疑这些人背后有外来势力下"指导棋"，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显然是对温和民主派的极大偏见，也高估了他们的影响力和执行力。事实上，外国势力在香港成事不足，混淆视听有余。香港市民根本不重视这些外来势力，即使日后真的有外部势力在香港"发功"，只要应对得当，中央也根本不用过度忧虑他们的存在。
与温和民主派相反，激进民主派的核心观点中隐藏着对目前这个由中共治理的中国的整体否定，他们站在宪制的对立面，不只是要求消灭"一党专政"，甚至还提出香港应该独立或者重新回归英国这样的愚蠢嚣张的主张。如果说中央与温和民主派的争拗是内部矛盾的话，那么与激进派之间的冲突则无疑属于敌我矛盾。然而，激进民主派和建制派中的极端力量两方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都希望模糊这一点，他们依然坚持自己是讲理的，依然披着"善良"的外衣。令人担忧的是，在近两年讨论特首普选的过程中，激进势力已经成功抢班夺权，成为民主派的主流之一。而"无能"的温和民主派只要一提出任何类似妥协的声音就会被激进派"乱棍打死"，再加上建制派从旁夹攻，他们没有找到如何"温和"的落脚点，更找不到如何在"温和"的战略下找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这既是香港的不幸，更不符合中共的治港理念。
对此，中共必须认知到目前香港的这种政治困境，并根据具体情况来策划自己的对港政策，不应该打一场稀里糊涂的仗。总的来说，北京在治港的过程中需要做到"两手抓"。首先，必须对激进的政治力量予以全面性打击。一方面这些团体都是损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消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现代文明和人民利益的破坏者。我们必须深信：绝大部分香港市民不会认同这种行为和观点。即使有一些人认同，那也只不过是一时之间情绪上的反应，只要施以适当的方法就一定会改变回来。但同时这种坚决打击也务必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动作，因为激进力量的形成也是有其客观土壤的。特别是面对近年甚嚣尘上的香港"本土化"运动，中共应该清楚了解问题的性质，沉着应对，绝对不能鲁莽。
如果检视香港激进力量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中"本土派"的特殊结构就会发现香港本土力量的产生与壮大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有"本土化"意味的行为本身并不可怕，相反还非常值得鼓励。世界上有很多"本土化"其实都是值得推崇的，就好像纽约人要积极推动纽约成为世界大都会，巴黎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现代文明的领导者一样，都是极为正常的行为，根本不会被其他美国人和法国人所鄙视。真正让人感到忧虑的是激进的政治力量劫持"本土化"的议题，将其与"去中国化"连成一体。正如"占领中环"行动一样，中央政府要打击的对象不是那些参与的本土力量，而是劫持"本土化"，令整个运动变质的激进派力量。北京方面一定要用对方法，正确区分两者，相信"一只手打、一只手扶"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除此之外，回归后一直被中央视为"自己人"的建制派内部也亟需大幅整顿。长期以来，建制派中的一些人狐假虎威，靠假传圣旨享受政治贪污的分赃，却无法交出一个和谐稳定的香港。假如中共想要在香港得到更多的民众信任，就必须要让港人看到北京并不是紧紧地抱着被贴有"保皇党"标签的党派不放。一味地讨好建制中人非但没有必要，更是错误的策略。正所谓，放弃一小块土地，可以拿回整个世界，中共完全无需替建制派背包袱。清理亲建制阵营里的"搏懵"一族，将这些政客彻底铲除，下决心培养优秀的政治文化在今日的香港势在必行。
当然，这里所指的建制派不是铁板一块，更不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民主派亦如是。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本身就不符合现实，在策略上更不应该。关于这一点，中央需要将香港的政治版图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转换为利益格局的重构。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传统分类中存在的固化问题，也可能将温和力量整合到一个方面，从而终止持续进行的无聊争夺。相反，如果不通过与建制派之间的关系重整，中共就无从着力，一切努力也都只不过是徒劳的。
总而言之，香港政治团体的发展历程与这座城市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面对温和与激进两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北京需要打破固有的派系划分思维，争取一切温和的力量，并对激进派予以全面性的打击。唯有刚柔并济，恩威并施，才能够鼓励温和理性的政治文化成为香港社会的共识，也才可以避免在政改议题持续升温之际，给激进民主派提供又一次混淆视听、劫持民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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