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東北撥款一役後，臉書上看見不少同工「精神分裂」的埋怨：
「喺課室就教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程序公義；離開課室就見到出面有咁多荒謬不公嘅事，有呢啲零民意授權嘅物體打橫行。」
確實感覺到的，在689上台後，帶上他的好朋友謬波，僭建、劏房、囤地、講大話、謀私利，凡諸種都不知如何與學生交代。假如話初初議會抗爭係「教壞細路」，那倒不明白為何無人譴責689與謬波帶頭教壞細路。似乎「昔日的黃毓民」咁講，「不仁者而居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今日中国經常有人話要復興儒學，奈何中共與其代言人落後了二千年。
行政機關失效，大家早已麻木。不少人尚以為香港有集會自由，有司法獨立，立法會半民主但起碼仲跟程序辦事，然後原來一切脆弱得可於半個月內崩潰。
有利益衝突而繼續做財委會主席、有議事規則不從、局長不露面接受質詢，以至廿個泛民議員在主席眼前而列為缺席強行表決；白皮書發表以後司法界似乎亦要愛國愛港，律政司司長顧左右而言他仲撐白皮書無事發生；集會現場警察濫權選擇性拘捕、搜到把界刀不由律政司起訴卻先記招表示遺憾、便衣警員執行職務不出示證件。
香港全面崩潰，而我們繼續很理性地講三權分立的理想。通識科有一個課題係「政府對社會不同持份者的回應」，當中大談諮詢、參與選舉以及社會運動。試過有同學問，「阿sir，既然參加諮詢政府都唔理，咁諮詢嚟做乜？」我諗諗新界東北那五萬份反對七份贊成的意見書，又諗諗中環解放軍軍用碼頭的一萬九千對二十，都確實唔知點答好。只可以講：「其實政府係應該要理的。」
一位教育界前輩在講座上說，「學校裡要求的是道德高地，但同學出到社會面對的是道德底線。」但其實大多教育理論會講，教育的效果脫不開社會的影響，如果現實如此，有時工作都難免乏力。
昨日集會，坐在馬路上，抬頭望原來藍天一片，但相信在座的關心香港的示威者，內心卻是積壓著厚厚的陰霾。
廣場上遇上幾位教師同行，其實我知道不少同行選擇與學生談公義平等，又有人參與社運，來往奔走東北與佔中街站之間。我們相信社會應該是公義的、教育應該是理想主義的。但再望望議會內的暴力、門常關內的暴力、國家機器濫權的暴力、被收編傳媒的暴力、利之所在而向中共靠攏的暴力、以念力抗爭卻從不行動的暴力……
我望唔透。
假如兩年、三年、十年後我仍在教育界，除了白皮书和习近平思想，我還可以教甚麼？抑或選擇－選擇精神分裂地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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