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映畫手民》。
四面牆圍住一個人，你會想到甚麼？今時今日，大家可能想起劏房。我心裡想的卻是更亭，中間有個保安員。
八十年代後期，我父親不再駕駛，也做過保安員，最初叫watchman，似守門大漢，後來換了個較煩的名字，叫property attendant，則像行政人員。那些年，他偶然抽很淡的香煙，回家被母親發現後給罵個半死，也不在意， 講多句都懶。我哪裡明白世道艱難，只知道那應該是很沉悶的工夫，常常懷念他的專線小巴那段曲折的山路。
保安員當然不是「自有永有」的職業。就是在那個溢滿鄉愁的九十年代，在這個城巿，他們隨著中產屋苑的普及與管理主義的蔓延，漸漸「興起」。這種就業結構轉移，其實是微妙的社會管治工程。工業勞工隨資本北上失業轉行，舊的行業或公司被淘汰，「不夠競爭力」的員工被裁員，保安員與清潔員，便往往成為收拾這個社會問題的職業（保安永遠是再培訓中心的主菜）。因此，從一開始，他們便是議價能力較低的一群。
陳浩倫與馬智恆的《女實Q》，選擇以短劇形式透視保安員的辛酸。短短廿多分鐘，劇情以多面向的張力推進。工作與家庭的張力、同事與上司的張力、同事之間的友誼（也是一種張力）——中間加入社會現實的側寫，例如兩年轉一次外判公司、人手不足以致無法補假、管理層有事找替死鬼孭鑊、安插親友等等。保安已是底層職業，女人還要兼顧家務，當中的雙重剝削，幾個主角都不亢不卑，如履平地。結局則相當曖昧，一場風波後，公司有了炒人的借口，女實Q主管阿咕選擇犧牲自己。阿芳保住份工，但阿咕反而重拾生活觸感。兩人的友誼有否因為公司的風波破損，則未有言明，耐人尋味。
草根電影工作坊組員（林森擔任導師）執導的《稻草人》，則選擇完全不同的面向去捕捉保安員。保安員有甚麼工夫要做？我們不知道，只知道阿強的生命在狹小的更亭裡寧靜地消秏。每天上班下班，跟家裡年老的母親無話可說。毫無意義的工作與沉悶，有天把他帶到夢中，那裡有舒暢的郊野、奇異的花。原來阿強對於母親一直有份鬱結與虧欠，卻總是無法說明。所以他最後終於肯打開更亭的門，報名參加了「共生舞」班。母親慢慢找到了忘懷的舞步，但阿強仍在摸索，重新學習。
劉偉業的《榮伯》則是紀錄短片。主角榮伯在土瓜灣一幢洋樓上班。他做了二十多年，希望能快點退休，但只做了年多的垃圾工友比他更早離開崗位，因為「每個月希望有一天假期」。
在短片有限的格局裡創造，其實比往往長片更困難，這幾場電影都短小精悍，達到他們各自的目標。我想多講的反而是電影的閱讀方向。《女實Q》試映後，有篇在蘋果港聞版的報導，述說女工苦況。雖然女工苦況當然應該報導，但電影的主題、形式，帶來的思考，似乎記者都無意追問——如果我們只願聽到女工傾吐現實生活，那麼口述歷史的體裁或者更適合。我覺得藝術作品應該有它更大的辯論潛力，擾亂我們非黑即白的感知，把我們從涇渭分明的政治立場中拯救出來。《女實Q》強調的不止是勞動者的人權，還有職場裡微妙的友誼、女性低調的韌力。《稻草人》既探討母子的疏離，又呈現了工作的規訓形式——剝削保安員的，不止是低薪長工時，還有沉悶、疲憊、無意義的工作內容。《榮伯》反映的不獨是保安的日常生活，還有保安員與清潔工的關係、青年與老人的關係、紀錄片導演與拍攝對象的關係。
今次的「保安員系列」，沒有乞求觀眾同情，在展現勞動有價、勞動有尊嚴的政治觀點之餘，還捕捉了勞動者的敏感，他們在職場中與權力對奕的點滴智慧。始終，這是現代社會自由的命題。自主的生命，不一定只是街頭上的高聲吶喊，有時候，它可以是沉默的思考，或看似輕微的掙扎。有人，慢慢推開了更亭那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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