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電子廠女工 (圖片來源：高添強提供）
編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兼任副教授馮可立博士舉行講座，分享其有關六七前後的轉變。1960年代中期，香港經濟逐步起飛，但另方面卻被國際社會稱為「血汗工場」，貧富懸殊距離越拉越遠，積累著不少社會怨憤，而政府的社會政策仍抱着最低程度的干預。在1966及1967年的兩次騷亂下，殖民政府終於警覺要脫離以往的舊觀念，推動改良主義，使民間怨憤得以宣泄排洪，同時要吸納社會運動的能量，改變傳統的殖民心態及改革制度，最終成為今天比較現代化的政府。
（獨媒特約報導）馮可立認為戰後的香港，城市殘破，政局不穩，經濟不振，被描述為一個「垂死的城市」。當時工資相當低，而且工作條件相當惡劣。在1949年，一個受過訓練的紡織工人平均日薪是六元。到了1955年，受訓工人日薪上升到7-12元，半技術工人可賺到5-6元，而沒有技術工人只是維持3-5元左右。一般的工人因為沒有其他保障，需要日夜苦幹才能糊口。可以說，從1946年到50年代初期，大多數的香港人都陷入生活困境。
通貨膨脹人口激增
糧食，燃料和副食品缺乏供應，價格高昂。1941年，一斤牛肉的價格只是四角，但在1945年12月，價格上升到二元。租金上升，普通民房市民每層月租由三十元上升到100元至150元。1941年，香港人口有160萬人。1945年8月日軍投降時，香港只剩下60萬人。1949年，大量難民再次湧入香港，非官方的失業人數估計達25%。1951年人口達224萬，1959年更超過300萬。
1957年的香港年報報導：「從1949年到現在，有70萬難民來到香港，他們對香港的勞工情況有大的影響，主要特色是有過量的非技術工人。以前，工作人口的升降是與中國和香港的經濟機會有關。但是，就算香港不能夠提供一個合理的生活前景，現今的難民並沒有回鄉企圖。」
各行各業的罷工行動
1926年，海軍船塢7000多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電力公司、渡海小輪工人，都相繼罷工。最大規模的罷工事件是1947年的華人機器工會的罷工，9000多工人要求提高工資。戰後起初幾年，勞工福利及權益成為社會政策的重要一環。1946年政府採取一個全盤但逐步推行的方案，確保香港履行國際勞工組織協約，恢復勞工處，開始擬定法例，限制勞工和女，提供學徒訓練，發展就業。
當年志願機構承擔了三分之二的難民服務。(圖片來源)
實際的服務由志願慈善團體提供
從戰後1949年，在這短短的數年間，不少志願機構如香港家庭福利會、香港房屋協會、婦女聯會、香港兒童安置所，救世軍葵涌女童院、聖公會聖匠堂相繼成立。它們主要集中在收容服務以及基本的衣食照顧，以免戰後的難民流離失所。雖然沒有詳細的數據顯示政府與志願機構所提供的福利服務津助比例，但一般估計都是政府佔三分之一，志願機構佔三分之二。
當時，被遺棄的兒童是社會福利的重點。社會福利辦公室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家庭，其中包括婦女及兒童這兩大類別。政府在1951年修訂保障婦孺條例，成立兒童組及婦女組，對接受監管的兒童進行督導。1956年，政府又通過領養法例，使失依的兒童得到家庭溫暖。在人手及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政府主要的任務只能是訂定法例及監管。
經濟好轉貧富差距愈濶
港督柏立基(1958-1964年) 的6年任期內，香港看來發展十分理想，沒有嚴重的社會民生問題。社會整體的生產力提升，經濟高速發展，市民有不少機會改善自己的生計。1962年大會堂與啟德機場大廈啟用，使旅遊及運輸業有更進一步發展。1959年，香港工業產品輸出已超越轉口質易，香港已經從一個轉口港發展到一個工業出口港，同年第100座徙置大廈在黃大仙落成，全港獲得安置的居民已遲21.5萬人，民生問題似乎得到很大改善。這些數字、事件及新建設，都顯示著香港正踏上一條康莊的經濟發展大道。
六十年代的觀塘工廠區 (圖片來源：高添強提供)
馮可立認為繁榮背後，卻是制度滯後的情況。香港的政治嚴重落後於經濟發展，決策與行政制度發展仍然維持著以往的殖民地模式，未能追上新的發展，引致出現政策樽頸地帶。政府官員本地化的速度相當緩慢，紀律部隊貪污舞弊的情況也十分嚴重。人民覺得有冤無路訴，而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到1963年才成立辦事處接受市民的投訴及不滿。這個政治滯後的制度使市民不滿的意識在增加，終於引致1966及1967年兩次政治動亂。繁榮的結果只是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中，漏斗作用相當緩慢，一般勞工的生活及工作質素仍是相當困苦。
1949年，革新會(Reform Club)成立，要求改善官民關係，協助建立一個健康的輿論，用建設性批評來協助政府施政。1964年一個「激進」的組織「香港社會主義民主黨」成立。它不單只要求政府多些提供服務，還將要求提升至「自治政府、民主、進步、繁榮和福利」，要求政治制度開放使人民更直接參與公共政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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