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是階級鬥爭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1997)發表了影響世界的「共產黨宣言」，當中包括名句﹕「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1997: 27)如斯世界觀影響之鉅，可透過不同媒體如電視劇、電影的情節中再現(represent)出來。那管是家族爭產，抑或男女情慾戲碼，「階級鬥爭」都滲透其中。當然，本文所指的「階級」不一定是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的二元對立，當中亦包括「性別」這個具爭議性的環節。不讓共產主義者專美，基進女性主義者也補上一句﹕「女性是歷史上第一個受壓迫的團體」。(佟恩，1996: 123)爭取脫離父權的(patriarchal)壓逼，是不同派別女性主義者的必然任務，而基進女性主義者則以「性」作為最重要戰線之一。她們相信唯有消除男/女之間在「性」層面上的不平等，才有希望達至「性別平等」。如此看來，階級與性自古已成為男/女角力不可或缺的紅色舞台。凡此種種，都可以在電影《誘心人》(Closer)中找到蛛絲馬跡。因此，本文將以《誘心人》作為文本，嘗試探討其中的男女角力、多元關係，及他/她們對「性」的態度和實踐，以期更細緻地勾畫出「階及和性」於現代男女愛慾中的位置與矛盾狀況，並反思「一對一」愛/性關係的合理性。電影作為最廣受歡迎的媒體之一，其真實性的問題也將在文章中作出討論。
弔詭的一對一關係
欲看透《誘心人》四名男女主角一場又一場的愛/性追逐鬥爭，我們必先從丹(Jude Law飾)和安娜(Julia Roberts飾)的一吻說起。丹雖與愛麗斯(Natalie Portman飾)相戀，卻仍主動並成功引誘剛失婚的安娜，二人的擁吻為四人其後的離離合合埋下伏線。那一刻安娜雖未有和丹發展下去，但當她與萊利(Clive Owen飾)結婚後，卻又按捺不住跟丹展開地下關係，有愛亦有性。他/她倆同時間擁有多於一名伴侶，愛和性理應是比較豐富多采的，但他/她們卻感到不快樂，更希望重投「一對一」關係，以愛之名，各自向「元配」提出分手。然而恩格斯(1845)指出，「一夫一妻」制的起源本來豪不浪漫﹕
男性一旦獲得財產的擁有權與控制權之後，為了要讓財產能正確無誤地移轉到「自己」子女的手中，是一定要設計出一夫一妻制不可的。(轉引自佟莉，1996: 83)
丹和安娜希望重回「一對一」關係的動機，跟恩格斯所說的沾不上邊，他/她們的原動力是「愛」。但何以非要「一對一」不可？多於一名伴侶的「多元關係」怎麼不是眾人出路？吳敏倫(1997)提出「愛情的排他性」觀念：
他們說天生人性在男女愛情上就是不能容納第三者，男女或夫妻間要互相完全佔有才是天公地道。(1997: 58)
要是「愛情的排他性」果真是人類天性所在，大家最終都要以此為依歸，那麼丹與安娜為著「真愛」打拼絕對無可厚非。但若果真如此，他/她們當初為何會做出偷情這種「反天性」的事呢？而我們經常在戲裏戲外所經歷和聽聞的三角戀、婚外情又所為何事？回到戲中，「魚」(Fish)在不同場合中被論及，而這更與人的「性」連繫起來。就如丹所著的書以「愛和性」作賣點，書名卻是《水族館》(Aquarium)；萊利曾解釋人是由魚類進化而成，我們應當尊重魚兒。既然如此，人類也別忘記我們與動物的本能訴求相近。但不論中外哲學觀都認為人有別於一般動物，因為人擁有文明、靈性、道德觀……戲中以動物隱喻人的性本能，象徵著人的「性」就是那麼原始，在性慾望面前，我們的道德觀，或對「一對一」關係之持守都如臨大敵。換句話說，性的慾望足以讓我們脫離應有之道德觀，淪為禽獸不能自己。能否把性管理得井然有序，成為我們是人是獸的重要變項。然而就如上述所說，「一對一」關係並非生而有之，它在社會發展歷程中被建構而成。不管是否根據恩格斯所指，男人為著把私有財產留給親生子女，抑或如吳敏倫所說，這是受到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洗禮(或瞞騙)(1997: 52-57)，我們都被逼做著違反本能的事，戲中人更要為此賠上「不道德」的代價。
當萊利知道妻子的姦情時，他怒不可竭地破口大罵安娜為母狗(Bitch)，這亦成為他惱怒安娜的「合理原因」。此時此刻，安娜「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作了極不道德的勾當，只因她「越軌」了 —— 偏離了「好的性」的應有規範。Rubin(1979)在其性階層(Sex Hierarchy)模型中主張：
根據這個系統，「好的」、「正常的」、「自然的」性，理想地應該是異性戀的、婚內的、一對一的、生殖性的，及非商業性的。這應該是伴侶之間的、關係親密的、在同一代之內的，並且應該在家裏發生。這不應該包括色情、戀物物品、任何種類性玩具，或者男性跟女性以外的其他角色。(1979: 280-281)
在萊利對安娜的質問和怒罵之中，他只把重點放在她跟別人的性事之上，他對二人的愛有多深、為何愛上他、他們之間是否真愛……卻彷彿不感興趣。他在意的，只是她的「婚外性」，亦即「壞的性」。父權主義下的社會主流論述愛把女人二元劃分為好女人和壞女人兩大類。不搞一夜情、不濫交、不一腳踏幾船、只把身體奉獻給丈夫/穩定男友、從一而終的是「好女人」。反之那些愛蒲夜店找男伴、愛享受性、擁有不同性伴侶，搞婚外性的便是「壞女人」。女人「失節」不僅可能導致婚姻破裂，更隨時喪失身份和社會地位。安娜本是一名攝影師和藝術家，她的個人攝影展衣香鬢影，擁有個人影樓的她也算中產人士。但當其婚外性曝光後，萊利竟辱罵她是母狗﹗她頃刻淪落到性階層的最底層，更禍連到其社會身份，就如性工作被主流論述描繪為只有那些走投無路，或貪慕虛榮的女人，才會做的下賤勾當。對此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顯得不以為然：
「『無恥女人』這一等級，讓『忠誠女人』受到如騎士般的極大尊重的對待。 妓女是代罪羔羊；男人用她來發泄自己的卑鄙慾望，然後唾棄她。無論她是 合法地受到警察監督，還是非法地秘密工作，她都被賤民般對待。」(1971﹕ 555)
要是妓女(性工作者)只屬在父權社會之下，男性用以維護自己利益而製造出來的「代罪羔羊」，這說明其階級低下並非內在固有，而是被刻意建構而成。我們因此有理由反思，她們被視為道德和階級低下的合理性，以及扭轉此觀念的可能性。既然性工作者就如普羅市民般靠自己的勞力、工作技巧，以至相關行業知識去賺取金錢，怎麼我們就容不下這個自古以來經已存在於世的工作呢(也許不少人還不承認這是一項工作)？
性的角力場
在萊利向安娜逼供的一幕中，他問到他與丹的床上功夫誰較優勝。安娜說二者不同，丹比較溫柔，而萊利卻顯得粗野，甚至視她為如妓女般來調教。雖然安娜希望與萊利離婚，但其回應仍隱隱然顯出她對他並不厭惡，這亦解釋了何以在四個月後萊利以「承諾簽署離婚協議」作餌，逼使安娜再次與自己做愛後，故事竟發生180度轉變。安娜沒有把離婚協議書寄交律師，最後更重回萊利身邊。安娜曾於一年間同時擁有兩個男人，後來反反覆覆地纏於兩男之間，可見她對二人都有感情。她亦同時喜歡粗野與溫柔的性，享受截然不同的快感。若按照Rubin的性階層模型，她明顯地做盡了最壞的性。然而，從基進女性主義者的角度看，所謂「好的性」不過是從男性為本的視點出發，是男性對女性的操控，不容女性在性事上獲得解放。女人，必須重掌個人身體與性的控制權，方能獲得與男性看齊的階級(甚至超越男性)。電影未有詳細交待她和兩男做愛時的情況和細節，因此未能判斷她是否已在性事上獲得平等權利。當然，基進女性主義者從來反對性工作的存在，她們認為這是男性對女性的最徹底剝削，她們不能接受安娜「竟然」會享受被視作妓女，甚至獲得高潮。顯然易見，她被認為仍未能超脫父權主義的思想和行為操控。到底安娜是繼續受到男性控制，還是她已展現出主體性(Subjectivity)和主觀能動性(Active Agency)呢(兩個男人也是她自己選擇的)？對此，何春蕤(1994)的說法甚具參考價值﹕
由於兩性權力不平等的大原則充分滲透我們的情慾文化，因此女人總覺得情慾的流動不是好事……因此她覺得必須小心看管(也就是壓抑)自己的情慾和身體。(1994: 17-18)
基進女性主義者成功點出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女性的性難免會被監控和擺弄，女人總被認為/自感應該保守、專一、從一而終。可惜得很，立場僵化的她們，常把女性的自主自決形容為受到父權主義意識形態毒害下的產品，所謂「選擇」也不過是「假自主」而已。但按何春蕤的說法，既然安娜能夠游走於兩男之間，並且同樣享受由他們而來的溫存，那不正正代表她已成功突破情慾的壓抑嗎(儘管她無意搞性革命)？她雖然為魚與熊掌而懊惱，但若說她正同時受到兩名男性的剝削，相信安娜絕不苟同。可是另一邊廂，基進女性主義者給我們的啟廸，還包括父權的男性特權，而那是她們所極力批判的。
男性的「出軌」往往獲得較大寬容，這在本電影中被再現出來。兩名男主角都曾對伴侶「不忠」，可是女伴們卻沒有力數他們種種不是，甚至連責備也不多。當丹坦承自己戀上她人後，愛麗斯雖曾情緒激動，卻沒有追問他/她倆的性事或痛斥丹為無恥男妓。她以眼淚作回應，並在擁抱那個背叛自己的男人後，飛奔逃離傷心地。雖然她早知丹與安娜的一吻，卻選擇視而不見，這是否代表了不少女性的回應？而對性熱衷的萊利更一而再，再而三被安娜揭破「淫行」。他/她們的結識本來便十分滑稽，事源萊利誤會安娜就是跟自己進行網絡性愛(Cyber Sex)的美女，但安娜不僅未見反感，後來更與他拍拖甚至結婚。安娜也迅速地原諒他跟愛麗斯的調情，對他購買性服務一事也反應不大。面對性，男與女的權力差異甚大。既然如此，一夫一妻制又真能有效保障女性幸福嗎？
也許何春蕤亦對此有所洞察，所以她嘗試解釋何以性對男人如此重要：
我們的父權社會要求男人，而且鼓勵男人展現對女人(準確的說，是女體)的高度性趣以證明自己是男人。(1994: 13)
「性」不單是男女的角力場，更份屬男人的戰場。醫生萊利與訃文記者丹只作過一次直接交談，但就如恩格斯所言這是一場階級鬥爭 —— 開診所的萊利是資本家，而丹則是勞工階級。從電影鋪排可見，丹一開始已註定敗北。被雨水濕透的丹一臉狼狽，他趕到萊利的診所哀求對方歸還安娜，後來氣結得站著哭了，最後更被坐於電腦桌前的萊利趕走。萊利特意告訴他自己曾與愛麗斯做愛，以打擊丹的面子和自尊心。恩格斯說男人利用一夫一妻制去確保個人財產能夠安然交到親生子女手中，這機制要順利運行，男人必須先把女人變作「私有財產」。男人一方面用盡千方百計去限制女人的自由(特別是性和生育方面)，同時向其他男人宣示主權神聖不可侵犯。萊利自揭曾與愛麗斯做愛，亦即向丹表明「你的財產已被我侵犯，我的權力在你之上」。至此，我們再次看到人類的「原始性」，兩男仿如野獸般以「能夠與雌性交配」去證明個人權力。在自然界中，不是只有強壯的雄性才能找到雌性交配嗎？但弔詭地，他們卻彷彿對高等人類的身份念念不忘。當他們知道女伴曾和別人上床後，他們都竭力追問箇中「真相」(Truth)。事情既已發生，穿著西裝的他們怎麼仍然查根問底？難道是為了實踐「原諒別人」的美德？是源於人類社會對「真善美」的終極追求？抑或他們想「真誠地」向女人重申立場﹕「你的身體是我的財產，我有權知道與此相關的一切……」
若細心觀察，我們會發現愛麗斯的職業和社會地位可說是在四人中最低級的。從前她是艷舞女郎一名，與丹拍拖後則轉職侍應。然而，在Rubin的性階層模型中，她的道德階層卻可能高於眾人。她沒有一腳踏兩船，也沒有跟男朋友以外的人發生關係(她與萊利的一次，是丹跟她分手後的事)，即使跳艷舞也賣藝不賣身。最後她質問﹕「愛在那裏？我看不見它、我觸不到它、我感覺不到它……」成為電影對愛與性掛勾、一對一關係的強力控訴。
媒體的真實性及對信任之建構
在《誘心人》影碟封底上，印有「探討兩性間愛慾鬥爭最真實作品」文字介紹。這是常見的宣傳字句，也是最不真實的描述。電影跟其他媒體一樣只可能是「真實」的「再現」，企圖以另一種模式把「真實」重演一次。即使某電影內容為「真人真事」或紀錄片，它也絕非「真實」本身，唯有在事發當兒它才是真實的。以後現代主義角度觀之，「真實」永遠一迅即逝，在它消失以後的任何再現，它也許很像過去的真實，卻只是別的東西，或從前那個真實的影子。即使這段四角愛/性關係確令觀眾身歷其境，甚至反照了自己的一段，但我們處處強調這虛假的「最真實作品」，意義何在呢？假設世上確有永恆的「真實」，我們亦難以在媒體中找到。Silverstone(1999)認為：
「我們所接觸的一切事物都是被媒體了的、轉化的、被媒體毒害的。」(1999: 74)
現代社會媒體的威力無邊拂遠，它無孔不入，染指了日常生活一方一寸。作為一部電影，它既是媒體其中一種展現手法和意識形態載體，也可能是達致其他目的之工具，如商業目的、導演藝術風格展現、金球獎殊榮……凡此種種，難免需要在「真實」之上加點創意、搞搞噱頭。縱然是真實的，亦被塗脂抹粉甚至改個面目全非﹗若然在日常活中已難覓「真實」，奢想在媒體中尋獲更屬天方夜譚﹗愛麗斯便曾一矢中的地批評安娜的攝影展為謊言一個(It's a lie)(如就愛情？)，照片把別人的傷痛包裝得美不勝收，然後恰如其份地散落展覽現場，供富人消費、凝視、議論紛紛。照片縱美、電影再窩心，它們也只是被誤以為真的逢場作興。Silverstone雖深諳箇中道德，卻依然弔詭地指出﹕
媒體是我們相信的一群抽象系統，它增加我們相信其他抽象系統的意願， 並提供一個結構給我們去互相信任。(1999: 120)
媒體是虛幻的，卻要我們相信，甚至成為人與人之間互相信的橋樑。與其說相信，倒不如說是幻想，幻想電影中的某人某事將於某時某地再次出現。儘管沒有真切看見，我最起從電影中窺見它一閃而過。電影是「夢工場」，它的一大功用是反映觀眾心底不能實踐的慾望，生活中不得要領的，卻在銀幕上一一完成。既然如此，事情真實與否又需深究？實踐多元關係和搞婚外情的風險大，回報亦未必豐厚，與其兵行險著，倒不如安坐戲院裏偷窺別人的「愛慾鬥爭最真實作品」更見省時省力。然而話分兩頭，Silverstone主張人們的投入參於，足以影響外在客觀環境(1999: 69)。與其隨波逐流，倒不如積極成為建構世界之一員。誰若希望追尋多元關係的歡愉，理應勇敢地站起來高呼「愛慾無罪」﹗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批判電影是控制人心的工具，令大家繼續當順民而不自知。《誘心人》彷彿揭穿了「真實」的人性愛慾，並同時滿足了觀眾「出軌」的慾望，然後繼續實踐「好的性」，以免得最後一敗塗地(就如丹)。電影或如鴉片般暫時麻醉人的心靈、暫緩慾望，但由魚類進化而成的高等生物，又願意一生活在虛幻之中嗎？
參考書目
何春蕤(1994)。《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台北﹕皇冠文化出有限公司。
佟恩，羅思瑪莉(Tong, Rosemarie)(1996)。《女性主義思潮》。刁筱華譯。台北﹕時報出版。
吳敏倫(1997)。《性禁忌》。香港﹕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
馬克思、恩格斯(1997)。《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Rubin, Gayle(1979).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Edited by Carole S. Vance(1992). Pandora Press. P. 268-319.
Silverstone, Roger(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Simone De Beauvoir(1971). The Second Sex. Parshley, H.M. translated & Edit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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