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蒙兆達為職工盟總幹事。
12月1日，職工盟發起遊行爭取立法集體談判權及合理加薪，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回應我們的訴求時表示：集體談判權要取得成功，一定要勞資雙方自願，不能強制推行。張局長更引用國際勞工公約第98號「組織權和集體談判權」的規定，說明政府的立場符合國際標準，企圖以此合理化不立法的決定。筆者認為，張局長所講的「自願性集體談判」是子虛烏有，混淆視聽，更無視近年勞資糾紛所帶來的社會衝擊。
第98號公約第4款規定，政府有責任採取必要的措施，「鼓勵和推動在僱主（或僱主組織）同工人組織之間，最廣泛地發展與使用集體協議的自願談判程序，以便通過這種方式確定就業條款和條件。」政府的「自願性」講法，是建基於對以上條文的理解──勞資雙方既是自願談判，政府即使簽署了公約也無義務要立法。政府的解釋明顯是斷章取義。在此段條文，「自願」是用作形容「談判程序」。即是說，勞資雙方出於自願參與談判，不應受到任何外力的支配，但仍須遵守既有的客觀程序及規則。如果用一場球賽來比喻，勞資雙方落場踢波，當然不應由第三者來干預賽果。但踢波總需要有球證球例，雙方才可公平作賽，否則球場只會淪為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
香港作為第98號公約的簽署地區，不但未有推動集體談判，97回歸後更倒行逆施，粗暴地廢除了剛剛通過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職工盟當年便曾向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作出投訴。其後一年，國際勞工組織的結社自由委員會發表了調查報告，明確指出政府以下兩方面的缺失：第一，就如何確認工會作為僱員談判代表的身份，沒有提供任何客觀的機制；第二，僱主與工會經協商達成的集體協議數目極少（估計少於勞動人口1%受保障），且不具備約束力。因此，委員會當年便促請特區政府認真考慮，通過法例條文，訂明客觀的談判框架及程序，以便推動集體談判。而國際勞工組織的專家委員會其後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監察實施報告，仍在不斷重申以上的觀點。
退一步來說，即使沒有國際公約的規定，張局長所講的「自願性集體談判」，亦完全罔顧現實上不平等的勞資關係。為了破壞勞方的議價能力，分而治之，大部份管理階層都選擇繞過工會組織，直接向僱員施壓。部份工會即使取得了企業內過半數僱員的代表性，仍然被資方拒絕承認工會的談判地位。僱員因未能透過集體談判提升議價能力，工資調整只有長期被壓抑。過去10年間，僱員的實質工資只增加1%，而同期社會的人均生產總值則大幅增加約四成。企業肥上瘦下的情況日益嚴重，卻欠缺有效的協商機制，迫使越來越多員工採取工業行動去討回公道。
政府經常自誇香港是罷工最少的地區之一，更指立法集體談判會破壞現時的勞資和諧；但遺憾地，負責官員卻從未認真反省過現時的所謂「和諧」，其實是建基於對勞工的不滿進行壓抑之上，只是粉飾出來的太平。在美國80年代反種族歧視的抗爭中，示威者流行一句名言「if there is no justice, there cannot be peace！」（沒有公平，哪有和諧），這句說話正好用來形容今天香港的勞資關係。
去年年底的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潮，今年3月碼頭工人持續40日的罷工，以至10月份可樂工人的工業行動，接二連三的工潮事件，反映過去政府一直信奉的自願性協商模式已經失去效力。張建宗局長實有必要從近年的工潮中吸取教訓，改變過往對集體談判權存在的誤解和偏見。
圖片來源：職工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