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變天」，愈演愈烈，員工成立關注組，要求公司交代撤換老總的前因後果。幾百前員工齊心一致，發聲守護「娘家」。評論員專欄作者，相繼加入聲援行列。大學新聞系老師學生，發表聲明撐明報。一群珍視香港言論自由作為核心價值的學者，包括德高望重的退休教授，表態要求明報管理層回應員工訴求。
員工、前員工、作者、讀者、學者、老師、學生的關注和反響，就會令明報老闆回心轉意，收回成命嗎？未許樂觀。一位資深新聞人在官台節目大潑冷水：「新聞自由是屬於擁有新聞機構的人。」言下之意，不滿意決定的新聞工作者，只有跳糟的權利，大可東家不打打西家。這位新聞人沒有申報利益，自己正正是「換老總」的得益者。我要問的是，如果一份報紙不是社會公器，只是老闆股東的私產，方針路線人事安排，全與記者、編輯、作者、讀者等持份者無關，那麼，他與在街市賣菜賣魚的老闆有何分別？傳媒為何有資格成為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恕我坦白，可能就是這種心態的新聞人，使香港傳媒淪落到今天如斯田地。
我對明報風波不敢樂觀，因為這是政治大氣候。中共取得政權，靠的是筆桿子和槍子，共產黨一直認為，控制傳媒和輿論，就可以控制民心。北京希望通過控制傳媒來控制民心，早在回歸前已經著手進行。
回歸前，香港已有文大新商晶五份左報，極左形象深入民心，銷量不濟，公信成疑，無法打開局面。當年南華早報，政經精英必讀，又有國際影響力，辦一份以中立面貌出現的英文傳媒，成了對北京港重要政策。
曾是港英紅人的兩局議員羅德丞，回歸前轉型親中，透過中國領導人向中國銀行貸了兩筆巨款，合共1400萬美元，搞了一份名為Window的雜誌，中國大陸提供素材，雜誌記者以西方人接受的語調再寫，面向精英階層，以為這樣就可影響輿論導向。雜誌1992年創刊，到94年底倉猝停刊，兩年間，投入了超過一億港元，20多年前，這絕對是天文數字。過億港元就這樣掉進了鹹水海，對香港的輿論卻泛不起一丁點漣漪。雖然如此，影響收編香港走中間路線的傳媒，成為了既定對港方針政策。
20年前過億港元，今天只是小菜一碟，操控香港傳媒，不外乎兩種方法，一是直接購入，老牌大報和電視台由紅色資本全面控制，銷量和收視愈走愈低，起不了甚麼實質作用。二是用虛銜和實利統戰，賜你一個全國或省市名銜，給機會給政策讓傳媒老闆內地的生意愈做愈大。在龐大的商業集團內，媒體的份額已微不足道，是否盈利也不重要，但媒體的立場取態，卻成了集團在中國大陸生意舉足輕重的賺錢工具。
這種搶奪話語權，影響輿論導向的統戰模式，回歸以來百發百中，大部份媒體已成功收編，在重大問題上，本地輿論趨向一律，剩下的兩份中產知識分子報章，信報已變得八八九九，只留下林行止和練乙錚負隅頑抗。而明報呢，用同樣的模式，已陷入沉淪的邊緣，天堂抑或地獄，只在老闆一念之間。
問題是，操控了香港輿論，就等同控制了民心？就會令香港人歸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全港媒體幾乎一片紅了，但梁振英的民望愈走愈低，對中央政府的信心愈來愈小。贏了輿論，失掉民心，又有甚麼好處呢？
(明報‧201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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