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沒有打算重看《大鬧廣昌隆》，因為怪力亂神從來不是我那杯茶，而且我對這種以暴易暴、殃及池魚的復仇故事頗有反感。只因朋友興致勃勃，就陪她走一遭，順道看看今年換了演員，能否另創一番觀感。
結果戲文看將下來，還是無法叫我改觀。即使換了演員，也沒能把平庸惡俗的戲文演得較容易接受。這與個人演技高低無關，而是劇本的道德意識、場面編排等，實在值得商榷。平心而論，梁煒康扮演忠厚老實的小販劉君獻，仗著一腔義憤，為萍水相逢的女鬼廖小喬伸冤，徹夜不眠帶她告上官府，結果被縣老爺痛打八十大板，然後負傷跑到城隍廟買路票，又帶廖小喬到陸判座前哭訴，本來應該挺教人感動和欽佩的。可是聽他邊做邊唱在陰間（為甚麼買路票要到陰間？他做過甚麼來著？是否我記錯了？）的見聞，恐怖之極，不是上刀山下油鍋就是挑舌根睡釘床之類，頓覺大煞風景。都甚麼年代了？還靠恫嚇來向昧夫愚婦勸善麼？而且那一大段曲詞，語言乏味，態度說教，聽得我如坐針氈，雞皮疙瘩早掉滿了一地，暗想：「真難為了演員。」
抑惡揚善原是中國戲曲的優良傳統，然而怎樣說教才動聽，讓觀眾在聲色之娛裡感悟人生智慧、陶冶性情，達到潛移默化的目標，編劇還須費煞苦心。道貌岸然的平鋪直敘，固然通俗易懂，但觀眾也是有思想、有脾氣的凡夫俗子，看戲多是為了娛樂，這樣直言無隱的向他們說教，是否他們所樂於接受？會否沖淡了劇本的文學色彩和可供表演的戲劇本質？中國古典文學講究溫柔敦厚、婉轉有力的諷喻，不願直斥其非，顧全對方顏面，非深諳人情世故者不能為之。然而諷喻太隱晦的話，又可能達不到勸諫的作用。所以說，要編寫雅俗共賞、言之有物的劇本，從來難於登天。
中國文學素有「文」與「質」之爭，源於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的說法。朱熹注釋云：「『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孔子本來說的是個人修養，指做人應該內心誠懇、樸實，但也須注意言辭（即個人學養的外在體現，也就是周世顯所謂「辭令寄於學問」者也），兩者並重，才稱得上君子。後來引伸到文學層面，「文」是外在的雕飾，指修辭；「質」是內在的本質，指內容、題旨。寫作時，兩者如何取捨與平衡，視乎作者的創作意圖、才情、筆力而定，難以一概而論。但看《大鬧廣昌隆》，則似乎近於「質勝文則野」，某些粗陋、直率之處，如上述那一大段「地府見聞記」，實在令人不太舒服。
然而這也罷了，那結局才是最叫人難受的，簡直情緒不安，幾乎需要心理輔導。話說那趙懷安立心不良，騙財騙色，實在死有餘辜。他叔父趙瓜齊獻計施詐，推波助瀾，也算該死。但趙懷安的妻子呢？戲文沒說她做過半點壞事，對丈夫的惡行似乎也一無所知，為甚麼要她陪死？當晚聽到有觀眾以為趙妻只是嚇得暈了過去，但劉君獻自言發現了三名死者，顯然把趙妻也算進去了。也許因為趙妻死得太冤枉，眼見三人屍橫就地，竟無半點大快人心之意，反覺不寒而悚，厭惡陡生。即使明知「看故不要駁故」，仍忍不住心中嘀咕：「廖小喬為報情仇，連害三條人命，趙懷安叔姪是元兇首惡，那也罷了；趙妻是無辜的，她的冤魂又該找誰報仇去？」何況廖小喬是羞憤自盡，不是趙懷安派人謀殺，她能否全然以受害人自居，甚至理直氣壯地傷害無辜，似乎也值得深思。
因此，我至今不明白，為甚麼有觀眾居然把《大鬧廣昌隆》當作詼諧、「生鬼」的喜劇來看。儘管劉君獻的舉止頗為滑稽－－如在縣衙告狀途中，以及廖小喬向陸判哭訴時，忍不住呼呼大睡，鼾聲如雷，的確相當有趣；但縱觀全劇怨毒淒厲、玉石俱焚的氣氛，我真的半點也笑不出來。
附錄：《大鬧廣昌隆》演出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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