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斯克文章見此。
我是末代民選市政局議員，任期由1995年3月至1999年12月31日。
是的，兩個市政局在千禧之交被消滅了。記憶中，當時的輿論一片唱好。市民說：以後圖書館可以在沙田借在大會堂還，預訂場地打球只須一個系統，而不是市政和區域市政兩個互不相通的平台。兩個市政局的死因，還得到時任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幫忙刺下最後一刀。1998年，香港首次殺雞百萬，人心戚戚，市政和漁農互相推搪，港九市政的垃圾車不能「跨境」至新界的區域市政管轄範圍執雞，令人嘩然和唾罵。於是，當特首和司長嘴藐藐的說，要取締兩個市政局，把權力下放至區議會，反對聲音成不了氣候。
董年代提出不少新政，但能夠落實和得到市民掌聲的，就是把兩個市政局消滅一事。
是誰拿走香港的市議會？其實許多人都是劊子手。究其原因，是因為公民社會未成形，那時還未有網民和「鍵盤戰士」這些角色，市民和傳媒仍天真的信任政府，以為可以權力下放至社區；是因為區議員水平太低，受命在電台電視台全力撐殺局，他們就樂意做啦啦隊，之後政府拒絕權力下放，他們卻不敢再哼一聲，繼續做其街坊保長。
十三年匆匆過去，今年的施政報告第八章竟以「文康市政」為標題，我以為時光倒流，「市政」復活，誰不知只有短短幾句，說政府會研究提升街市的營運和如何保留一些具傳統特色的販商行業。
年初二晚上，我也在深水埗的「桂林夜市」，難道這就是「傳統特色的販商」嗎？我看見數以百計的年輕「低頭族」耐心排隊等候一塊薄餅，我看見街上垃圾桶滿溢，竹簽小碗堆成小山發出陣陣酸氣，衛生惡劣，這就是當年市政局誓死要取締的街頭熟食檔，確保「市容整潔」。翌日，電視新聞不自覺的把事件糖衣化，說這是「集體記憶」。在香港還有大排檔年頭，前天在排隊的小伙子還未誕生，或只是孩童，他們怎會有記憶？
不，我們不應把這情景矮化為「街頭風味」，我們需要創新的市政思維，就算沒有市議會，沒有政府帶頭討論，公民社會也可以發動討論，自我裝備和充權：因為，市容、小販，是個公共空間可以怎樣自由自主的重要議題。在香港的公共空間逐步私有化，商場化，生意人爭取利潤最大化的年頭，香港應有怎樣的小販政策，那裡可以容納高衛生水平的熟食檔，那裡可有管理得宜的墟市，那些街頭可以自由擺賣，誰可以擺賣，擺賣的時候檔主能否自律，再進一步，客人能否自攜容器？
這樣的一場討論，是地方民主，是公民參與，是把民主精神放在日常生活中，與如何選特首同樣重要。
沒錯，當年的市政局有兩年是個全民選的議會，但誰能選上，需要選民的智慧，也要公民的覺醒。區議會也快是全民選的議會了，為何我們反而對區議會不抱期望，只嘲笑但不會倡議其改革？好的區議員也能推動地區的民主和參與，思考市政和區政的進步，但如今大部分區議員都是建制，有潔癖，附和政府來不及，缺乏獨立思考。我是說，我們可以緬懷過去，但也需要督促和不要放過仍存在的民主體制和議會、也可以用龐大的公民社會力量去令其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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