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職工盟六四25周年專號編輯組
《中英聯合聲明》頒佈5年後，發生了壯大的八九民運，也為香港的社會政治結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很多對民主回歸有期望的市民及學生，如夢初醒，加入了街頭抗爭。市民對中共及其在港的代理勢力（即親中派）的抗拒和反感加劇， 在客觀上為議會內民主派（2003年後稱泛民）的形成創造了條件。25年來，香港在支援內地民運要求平反六四上一直肩任重要的角色。大專學生的民主長跑，支聯會的愛國民主大遊行，和牽動人心的燭光晚會，一直沒有間斷。對八九民運的情感和對譴責屠城的堅持，成為了港人身份的一部分。八九民運也對香港工人階級的組織化帶來了正面的影響，加快獨立工會的整合，終在1990年成立了香港職工會聯盟。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職工盟，也一直立足香港，放眼中國，擔任團結全球的進步力量支援中國工人運動的角色。
中港資本融合對民運的挑戰
回顧歷史，諷刺的是，「一國兩制」中變化最大的不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的領域，香港和中國已經互相融合，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港式的自由資本（換句話說，是缺乏管制的，或者說赤裸）作為全球資本的一部分早在1979年開始，就踏足南中國，剝削來自全國各地的便宜勞動力，破壞珠三角美麗和富饒的土地。內地資金，特別是官僚資本也在2003年之後，加速南下，滲透香港的不同支柱產業，為香港人原來的生活方式帶來破壞。
中港資本主義，雖有矛盾，在國家強大機器的協調下，更加表現出共用共融。中港資本，在歐美資本主義衰退，亞洲崛起這一背景下，都有走向國際的趨勢，但是在規模和能量上，很明顯是內地資本更加強大和保持優勢。這為推動中港工人民主運動，帶來新的挑戰；也迫使我們再思考香港的歷史角色。
體制內民眾抗爭激化
首先，中國經濟的崛起，並沒有像西方資本主義的支持者所期許的，帶來政治上的民主變革，而是以極權的姿態加強鎮壓境內勞工，環境，民族，土地，民主等等社會運動。當局雖然在極力控制以知識份子為代表的民主運動，以維持其政權的穩定，例如最近高姿態拘捕了在北京一次私人紀念六四的家庭式聚會的參與者，但是卻無法有效回應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維權運動。
最近兩月，離我們近的茂名市民的反PX專案鬥爭，東莞裕元鞋廠要求退休保障的大罷工，離我們遠一點的杭州市民反對污染的示威，上海日資電子廠工人要求加薪的鬥爭，僅僅是傳媒報導群眾事件的一部分，沒有一場資方和官方可以不讓步。當然他們已經在加強鎮壓，特別是對群眾領袖的拘捕。但是事實已經證明，這類拘捕不但無法阻礙運動的蔓延和擴展，而且也必然刺激群眾政治意識的提升，迫使人民更加認真的思考官僚資本主義體制下，資本和官方千絲萬縷的關係。最能直接挑戰這一勢力的，是體制之內的勞動者和市民大眾。相對自由和開放的香港，無疑可以在支援內地的群眾維權鬥爭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特別是在監察作為官僚資本主義的幫兇和得益者的香港資本上。
右翼本土主義崛起
其次，雖然在客觀上內地的群眾運動，可以為香港的反抗運動帶來啟示和刺激，就像1989年的民主運動一樣，但是今天的香港，社會政治現象出現了變化，這就是右翼本土主義的興起。目前興起的網路右派，在政治光譜上屬於狹窄民族主義的極右派，將香港的民主運動和中國的民主運動不但隔離，而且對立起來。例如2013年，對凝聚港人，抗拒中共，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六四紀念活動，受到網路極右主義及其政治代表的極力攻擊。他們不但抗拒對內地民運的支持，認為香港應該獨善其身，成為獨立城邦，和中國劃清界限；他們更加煽動對內地來港人士，特別是基層移民的仇恨和踐踏。
這種網路極右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表現風光一樣，成為香港民主運動一大障礙。今天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強大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這個基礎的存在是因為內地知識份子的民主運動，和工農維權運動都尚無法威脅到中共的統治。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不一定是要內地先有民主，但起碼要有力量和籌碼去威脅中共現有的統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假如香港的民主運動能到得到內地民眾的支持和聲援，其意義遠遠大於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支援。極右主義雖然在表面上比誰都反對中共極權，但是所起效果是協助中共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令香港的民主運動無法和內地的社會運動進一步相結合，壯大力量。所以，面對網路極右主義的崛起，我們更加需要強調和實踐跨境工人階級團結和社會運動的交流。
讓民主回歸社會力量
2014年香港的民主運動進入了關鍵的時刻。社會上出現了激進派和溫和派之爭。這場爭議主要存在普選的方案，是否有公民提名之上。有公民提名更加能反映工人群眾的利益。但是要成功爭取真正的民主制度，最大的困難不是在提出一個更加民主的方案，而是如何凝聚和壯大民間的力量，特別是動員工人群眾積極參與。所以，我們的焦點仍然是要回到中港工人階級的處境和鬥爭狀況上。社會力量的誕生是一個過程，是社會抗爭累積到一個階段的產物。目前中港兩地的群眾鬥爭，仍然以權益鬥爭為主，雖然政治意識都在逐步提升。有效地把握這一趨勢，並客觀地認識其階段性的局限，對思索目前中港工人民主運動的路向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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