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琦
寫網頁維生的人，愛好文史哲。中學時代討厭返學，因此希望香港學生都能快快樂樂。
這題目是要就著六四介紹一本著作，很為難，因為我不懂。作為一個八十後，我其實對六四事件一無所知，真的，一無所知。當然亦不是真的一無所知。我當然知道那是一九八九年發生的一場學生運動，最後坦克車一輛接一輛駛進天安門廣場。很多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說他們畢生不會忘記那個看著電視新聞流淚的晚上，直到今天維多利亞公園每年仍有一天燭光燦爛。我也大概知道相關的人物角色，王丹、柴玲、趙紫陽、丁子霖……偶爾會在電視訪聞節目看到某些人的模樣。但其實我從來未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學生為甚麼要集結？黨為甚麼要殺平民？中間發生了甚麼事情？誰使用了暴力誰沒有？誰後來過得很慘誰發了達？說起來十分慚愧，但我總是老定，覺得我要想知道的話，找兩本書去看，上網查查維基、YouTube一下當年的新聞報導，自然可以了解真相。
然而，最近發生的一些小事情再一次提醒了我，要去認識一個歷史，或一件事，除了需要資訊以外，更需要一點點感知性。最近回大學旁聽一門課，教師連學生共近四十人，背景卻來自大江南北，從台灣到澳門、廣東、福建甚至西北城市，儼如一個兩岸三地的微縮影。像我這種香港出世也只能當個少數民族用蹩腳的普通話發言。 課堂從最近的台灣太陽花學運講到六四事件，來修課的也顯然是關心國事的進步青年，有人開始質疑六四學運動機是否真的那麼純粹，有人說王丹去做生意發了財，柴玲跟吾爾開希結了婚，又有人插話，說學運領袖不都是藉搞事來令自己上位……老實說我根本無法分辨說的到底是否是實，此時本以自由開放著稱的教師，深吸一口氣，然後義正嚴辭地指出資料上的錯誤，並且馬後炮式的批評並不公允。誰當時知道當領袖的下場不會是坐牢鎗斃呢？說完他有點唐突地走出課室，幹掉一罐可樂來吞掉情緒。
對，只要動腦筋想一想就知道馬後炮批評十分荒謬。但這些詭辯術又往往很有市場，猶記得幾年前有大學學生會會長說鎮壓手法只是「有些問題」。資訊太多，夾雜不少刻意矇閉，我覺得，對詭辯術毫無抵抗力，至少部分是一個感知性問題。從前上倫理學課，老師問，見死不救有錯嗎，學生答，沒錯，反正人早晚會死。邏輯沒出錯，問題是我們好像沒搞清楚「死」附帶那份重量。
談到感知性的話，我想我能介紹一本書：《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這是一個日本的著名文學評論家川本三郎的回憶雜文。川本先生年青的時候，正值烽烽火火的六十年代。許多日本青年不滿自己的國家被美國掐制，紛紛受到共產主義理想吸引，東京大學成了全共鬥的基地，教學幾乎停頓，學生們紛紛上街反對美日不對等的安保條約。身為一名記者的川本同時也是學生運動的支持者，因而總是糾結於應保持中立還是積極協助運動。然而他的記者生涯卻因一宗無關重要的事情毀掉了，或者說是純真的被騙了。這件令人羞於啓齒成為了他一生的烙印，以至他不再寫政治評論而只談文藝，直至三十年後才有勇氣執筆回望過去。閱讀這本書，讓我認識到那個資本主義還未全面勝利的年代；認識到共產主義的理想性質而不是墮落性質；理想主義青年對未來的希望與不安；選擇相信一個人或是選擇出賣一個人時，內心近乎賭搏的惶惑恐懼。只要你曾代入過置身其中的人的內心世界以後，誰也沒辦法再輕易講出那些輕率的判斷，情願「讓我再想想看」，因為你知道，這些事情是重要的，至少對某個人來說，可能是跟生命一樣重要的……
回到那個課堂，其實沒有一絲火藥味，而且還相當好玩。但類似的互相不了解還有很多：香港人面對自由行的萬般委屈自是不言而喻；台灣人原來很不滿去個大陸學術交流怎麼把我學校的「國立」兩個字給刪掉了；內地人漂流來港讀書，不太知道「強國人」是諷刺語，仍隱隱感覺受歧視心裡不是味兒，明明拉屎拉尿排隊打尖的又不是我；諸如此類，投訴的都有點氣結，辯護的都帶點「你不了解我」的無奈。你看我看他，然後我開始不再只從自己的角度看世界，
嘗試看看他人所看到的風景，六四如是，今天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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