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靈歌
看過《華氏911》、《神經病人》等紀錄片的人一定對美國導演邁克‧摩爾印象深刻：這位因吐槽美國政府而赫赫有名的「釘子戶」，最拿手的就是通過拍攝紀錄片來給政府挑刺，揭露社會問題。在當今中國，雖然還沒有邁克·摩爾這樣的「紀錄片大拿」，但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選擇獨立紀錄片作為介入社會生活的表達方式。
近日，一篇發表在學術期刊《亞洲研究》的文章指出，中國的「影像行動主義」（Video Activism）正悄然興起。作者對2004到2010年的獨立紀錄片作品進行觀察，認為它作為一種「獨立媒體」，在與主流媒體、政府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中，形塑著公民的身份觀念，日益推動著中國社會公共空間的建設與轉型。
新中國成立以來，紀錄片的話語風格隨著時代變遷和技術進步有所變動。曾經，毛時代的紀錄片有著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紀錄片實際成為政治宣傳片的代名詞。改革開放後，下崗、貧窮、教育缺失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受人關注，一部分職業、半職業電影人通過私人出資方式拍攝獨立紀錄片，關注弱勢群體，反映社會問題。他們的作品帶有一定批判色彩，於九十年代形成了「新紀錄片運動」。
進入新世紀，隨著技術的發展，數碼攝像機開始普及，獨立紀錄片的製作成本大大降低，數以百計的作品湧現出來。大量獨立紀錄片著重揭露社會中的醜惡與剝削現象，開始以「聳人聽聞」的主題為賣點，甚至不經當事人同意就使用了他們的圖像資料。然而，自2004年起，這種方式漸漸被捨棄。部分獨立紀錄片開始採用實驗性的話語風格——以一種「調查記者」的姿態，大量使用調查採訪的第一手資料，傳達著與主流媒體不甚相同的觀點與信息。
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發生後，大量主流媒體報導聚焦在救災英雄或災難本身，而潘劍林紀錄片《誰殺了我們的孩子》則聚焦在地震中校舍倒塌導致學生傷亡的事故，通過對受害人家屬以及相關專家、官員的採訪，披露了事故背後的爭議與問題。同樣，徐辛的紀錄片《克拉瑪依》展現了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友誼館發生大火、導致200多名學童葬身火海後，學童家長們10多年來痛苦不堪的生活與回憶。針對外界流傳的悲劇起因——那句「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由於話題敏感，主流媒體極少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實地採訪。
除了獨立導演對災難、事故進行調查性拍攝，文章作者認為，還有一類新的影像風格，可歸為「行動者」的紀錄片。這些獨立紀錄片的導演通常不是專業的電影人，而多為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和記者。片子的議題更為廣泛，包括環保、愛滋病、人權與法治等大量公共性的社會議題。這類紀錄片通常不是按照拍攝計劃進行，而是在偶發事件中拍攝，甚至常常與當地民眾一起對抗來自官方的壓力，從而自下而上反抗官方主流媒體壟斷的話語權。而在製作和傳播這些紀錄片的整個過程中，無論是拍攝者還是觀看者，他們對公共話題的討論、關注與參與都促進了其公民身份觀念的養成。
首先，製作者擔任了公民行動者的角色。他們多是中國當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政治、社會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對於社會行動者來說，獨立紀錄片是一種直接有效的參與工具：這不僅記錄了他們的言行，更是參與者「到達現場」的見證，具有真實性和力度。知名公民行動者、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在她的紀錄片《公民調查》中，就拍攝了公民行動者譚作人等人追踪四川地震校舍倒塌真相的過程。這不僅是對公民調查活動的確證，也在向社會傳播著調查本身所關注的話題和信息。片子在網上公佈後，更多的志願者、行動者參與到了調查中來。
其次，觀眾在觀看中公民意識得到了激發和培養。由於獨立紀錄片一般只通過網絡或小範圍放映進行傳播，因而所吸引到的觀眾一定是對影片內容感興趣、關注相關社會話題的人，如電影專業教授、學生以及NGO工作者等。儘管觀眾規模未必龐大，互動卻往往十分熱烈，從紀錄片形式到內容各方面進行討論。艾曉明的紀錄片《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在正片內容之外就記錄了觀眾的交流過程，片子的放映為相關議題關注者提供了公共討論、表達意見的空間。
此外，獨立紀錄片不僅對小部分知識分子、公民行動者有所影響，還能喚起大眾對公共問題的關注，甚至動員公民的直接參與。最顯著的例子即是環保議題的紀錄片。著名民間環保人士、奚志農的妻子史立紅，曾拍攝紀錄片《怒江之聲》，這是國內第一部反映怒江的原住民對於怒江建壩的不同聲音的紀錄片。在拍攝之初，當地居民並不願意對史立紅團隊表明自己的真實想法，只是被動地接受政府的移民政令。但隨後史立紅為他們播放了漫灣大壩建設時的紀錄片，片中居民反映出補償過少、移民後失業貧窮等問題，面臨相似情況的怒江居民最終也敢於表露出自己的不滿聲音。最終，在民眾的壓力下，當地政府同意提高補償額度並為移民提供醫療保險。而由於怒江大壩引起的多方爭議，該建壩項目被暫時叫停。
由於獨立紀錄片的「獨立性」——不追求商業利益，也不需接受有關部門的審查，它們更有可能建構開放的對話空間，對主流媒體的官方意識形態做出批判，形同「獨立媒體」。誠然，在中國，獨立紀錄片、尤其是關乎社會公共話題的紀錄片作品仍然屬於小範圍製作，但卻是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並不斷成長的草根現象。
【參考文獻】
Margherita Viviani (2014)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Films: Alternative Media, Public Spher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itizen Activist, Asian Studies Review, 38:1,107-123, DOI: 10.1080/10357823.2013.87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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