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立法會討論退休保障的公聽會裏，上演一場余春梅婆婆怒駡自由黨青年團李梓敬的「好戲」。扶貧委員會「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專責小組」委託港大周永新教授，研究長者貧窮情況及可行方案，將於6月提交報告，可惜政府以收到報告後要公眾諮詢為藉口，拒絕提供實行全民退休保障的路線圖。
香港人等到頸都長，為了爭取全民退休保障，長者、工人都有火。職工盟訪問長者代表、工友及學者，從多方位透視民間對全民退休保障的殷切，並剖析民間方案的來龍去脈。
長者要求路線圖 官滑頭遊花園
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成員，88歲的趙士潘伯伯，自2000年開始擔任明愛長者聯會代表，可謂全民退休保障的推銷員。為了推廣全民退保，他在長者中心駐紮解答疑問，又定期擺放街站做宣傳，由「當初好唔掂」，到不少街坊支持，見證香港市民漸漸接受及認同全民退休保障的概念。
雖然人口老化問題勢必令政府負擔日增，實行完善退休保障基金是惟一出路，但官員卻是「懶懶閒」。年輕時曾任海軍，老來當長者代表，見盡政府官員。趙伯伯接觸過負責退休保障研究的周永新教授，感覺他「有少少同意我們的意見」，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卻「總是遊花園」，官員都「很滑頭。不是有心為市民，只按本子辦事。」趙伯伯不斷強調，目前最着急是要求政府交出實行全民退保的時間表、路線圖，政府卻一直不願意表態。
「長生津」無稽，供養長者應社會共同承擔
趙伯行船超過40年，1989年「上岸」做酒吧調酒師，直至2000年以74歲高齡退休時，只有公積金數萬元。因行船多年與家人聚少離多，子女遠在加拿大，近廿年都沒見面，退休生活「靠政府」。趙伯認為，光靠子女供養長者，在這個時代已行不通。尤其在「長者生活津貼」推出後，家庭糾紛愈多。其中一個趙伯接觸的長者，本來有百萬積蓄，將資產轉給兒子後被逼入安老院，頓失依靠。趙伯伯覺得「好痛苦，又愛莫能助。長生津不夠生活，又要審又要查，很無稽。」
面對無稽處境，更加堅定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決心。趙伯伯促請政府接受現實：承認長者照顧是全民責任，才是大勢所趨。
強積金僅夠基本退休生活開支十分之一
楊維仲是職工盟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理事，今年67歲，雖「退休」兩年了，但仍需以半職在物流公司作收送員，賺取每月4,400元，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2,200元維持生計。
阿楊沒有子女，與曾患癌病的62歲太太相依為命。太太一直做散工，應付自己的醫療開支及幫補家計。60歲前，阿楊一直任職保安，月薪約7,500元。其後因年紀大，阿楊被公司暗地要求自動辭職。因健康大不如前下，阿楊斷斷續續地任職於速遞公司。至65歲退休前，工資約6,500元。然而，由於私樓租金相當昂貴，每月單是與太太一起分擔租金，已花了6,500元。直至5年前成功申請公屋，上樓後情況才稍有好轉。但距離65歲退休只有3年時間，沒能儲下多少錢。
自2000年強積金法例實施起，阿楊及其任職公司每月各自供款5%，並揀選保本基金，但到退休時，阿楊只取得52,000元。退休後，阿楊每月基本生活費約需2,700元。若以香港男士平均80.5歲的壽命計算，阿楊至少要有50萬元的儲蓄應付退休生活（未包括醫療開支及通賬），即約現時所得強積金的十倍。
享受退休生活，例如旅行，對於阿楊來說是想都不敢想像的事。以阿楊現時的身體狀況，他預計可多工作一至兩年，希望可多儲點錢應付未來的開支。不到最後，阿楊都不想申請綜緩。阿楊表示，綜緩每年要接受審查，相當不便。
強積金對沖再對沖 所剩無幾
飲食工會理事馬劍華認為，強積金對沖機制完全向僱主靠攏，令打工仔全無保障。
阿華現時46歲，任職酒樓燒味部廚師，自2000年開始供強積金。然而，阿華歷經兩次酒樓結業，強積金被遣散費對沖，所剩無幾。第一次在2003年沙士期間（阿華在該酒樓工作了6年），阿華當時共有5萬元強積金，但公司拿走了其中一半，即公司供款部份作長期服務金對沖，阿華強積金戶口只剩下個人供款25,000元。2004年阿華再次找到廚師的工作，但酒樓於2008年結業，同樣地，僱主原要給阿華的4萬元遣散費，再次以強積金對沖了。阿華為兩間公司共服務了11年，然而，11年來公司所給的退休儲蓄65,000元，卻因對沖全沒有了。
阿華表示，強積金對沖是與制度原意背道而馳。成立強積金的目的，是作儲蓄供退休後用，減輕政府因人口老化所帶來的財政負擔。若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對沖，每數年對沖一次，所剩下的錢根本不足以應付退休生活。屆時有需要的人士同樣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援。
另一方面，阿華認為對沖機制不合理，「（僱主）一毫子成本都唔駛（俾）」。公司賠償遣散費給員工，主因是「搵工期間用來救急」及「補償年資」，現時將強積金與遣散費對沖，是「喺我銀包攞錢，唔算賠俾我」。
退保關鍵在政府視野及政治勇氣 專訪中文大學社工系副教授黃洪
問： 退休保障問題已討論多年，政府經常推說社會未有共識，就您所見，民間倡議的方案是否已達致共識？
答： 綜觀不同民間團體所倡議的方案，其實有三個共同點，首先，最重要的是「全民性」。「全民」的意思是不需要特別入息及資產審查，亦不需要供過款才受保障。
第二，保障的水平相近。最初提出時是六、七年前的事，當時講3000元，但如果計算這些年來的通脹及生活開支增加，目前水平大概是4000元。如果依照目前的長者綜援金額，連同租金津貼作計算，亦是接近4000元的水平。
第三，我們建議的是一個供款性制度，勞方及資方都參與，再加上政府的稅收。如果錢全部由政府出的話，其實可行性不高，在不可能大幅加稅的情況下，政府會將水平壓得很低，或者將資產及入息限額訂得很緊。所以，三方供款反而是一個理性、長遠及可持續的方案。
問： 會否擔心政府推說已經搞了長者生活津貼，只願意在長生津方面修修補補，拒絕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答： 我們跟政府的概念很不同，現時所謂長者生活津貼只是2200元，而且也不是全民，需要經過一個入息及資產審查。這是跟政府最大不同點。如果政府回應不如改善長生津，開一個價，大家又不用供款，表面上好似幾吸引。大部份僱員有MPF的資產，就不夠資格申請長者津貼，等用完MPF的錢再想。這其實十分短視。二三十年之後，這套想法就完全行不通，我們不可能不考慮政府的財政承擔能力。如果政府這樣拖下去，其實我真係覺得幾「㷫」，老人家已經唔可以再等。
問： 有一種講法認為，外國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不少都出現「爆煲」情況，因此擔心香港會重蹈覆轍？
答： 其實我們已多次澄清，我們倡議的方案跟外國那些「隨收隨支」（pay as you go）的制度很不同。這些制度是「餐搵餐食餐餐清」，每年不論用收入釐訂支出，或是以支出釐訂收入，基本上不會再儲錢在計劃之中。但對我們倡議的退休方案來說，我們已經對未來人口結構有一個預算，例如考慮出生率、每年新來港人士、勞動人口變化等不同因素。所以我們是做一個「部份預籌款項」（partially prefunded scheme）的計劃，即是為未來十年二十年，尚未退休的整整一代人儲錢，到時儲錢加埋利息就會夠用，所以不是一個「餐搵餐食餐餐清」的計劃。
問： 那麼現時外國的退休制度是否比從前更強調個人承擔？
答： 其實世界銀行也做了很多研究，結果發現「個人專戶」（如強積金或公積金戶口）的做法出現了很大問題。在過去十多年，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投資跌得很厲害，如果剛剛不幸在經濟低迷時退休，當中的風險不是個人可以承擔得到。所以，世界銀行也承認要回到傳統去，強調大家是一個整體，風險分開承擔，不是由個人單獨去面對，而是由整個社會一起去面對。
問： 政府已就退休保障問題委託周永新教授進行研究，並會就此提交報告，您對此有何期望？
答： 如果大家期望周教授的報告會講「錢從何來」，可能會有少少失望；我預計報告只會講不同方案需要用多少錢，至於那一種方案最可行、財政上較能持續，周教授可能只會建議給政府及扶貧委員會，由他們自行討論及決定。「錢從何來」是敏感的問題。民間方案傾向認為政府應該佔六成，勞資雙方各佔兩成，所謂「六二二」。因為大家都覺得政府拖了很久，責任最大，而現時政府財政盈餘豐厚，是用種子基金還是每年供款形式去處理，則可以另作討論。
對於資方來說，民間方案傾向認為，應該盈利較多的大企業相應要貢獻要多一些。因為大企業的豐厚利潤也是由這些年長工人努力幫他們賺回來的，所以在責任上亦應該承擔更多負擔高些供款率。
我始終認為，關鍵在於政府有沒有視野及政治勇氣，在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中間，帶領大家去疏理一個對香港長遠有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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