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這書，不免要做點宣傳，專欄作家應是不錯的渠道，盧瑋鑾老師在報紙有專欄，於是便電郵給她，請她為文評介。盧老師回覆，其中有這幾句：「轉瞬25年，當年你考完試走前來告訴我去北京天安門，情況仍歷歷在目。」我看後，在腦袋裏搜尋了好幾遍，終於無法尋回這一節。然而，我記得，北京回來之後，盧老師叫我到她家作客。那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來到她家，參觀了她系統龐複的研究資料，便開始告訴她北京的所見所聞。我記得，我怕我說的地點不清楚，但她說她對北京的地理瞭如指掌，我照說就是。報告完畢，老師說，不知怎的好像甚麼都不想做似的。我打了個突，這不正是我最想說，卻又不知怎樣說的感受嗎？我清楚記得，盧老師告訴我，她知道那時有好些中文系學生在北京，於是便向中文系提出，倘有事故，中文系得做點事情。這一節我一直記在心上，直到現在這書出版，那情景又浮現出來了。找盧老師寫文章，想到利用她的專欄其實倒還在其次，邀請名人健筆美言幾句，早已是尚佳的宣傳策略，只是請盧老師撰文，最主要的還是聯繫到這一節，在北京的同學──至少中文系的──和盧老師就有這一段因緣。而我，這麼多年來，也是欠了盧老師一個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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