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七一遊行，數以十萬民眾在酷熱與大雨交替下走完五六小時；其後的佔中預演，五百多人被捕。除了個別零星而微小的警民衝突，整個過程可算十分和平。繼後的輿論，多集中於爭論遊行安排與佔領形式的合理性，以至警方是否濫權等議題。大部分近年已歸邊的主流媒體，呈現的多是反對公民抗命、支持警權的論點；網上新媒體則仍有不少批評政府與警方政治打壓的聲音。這些對立的觀點，大概都曾在過去的遊行示威後反覆呈現。這次較有新意的，是看到不少被捕者自己書寫的故事，為此我們得感謝像「主場新聞」、「獨立媒體」等網上媒體提供了平台，更感謝被捕人士的付出與分享。
把這些故事與建制政客的公關套話一併來讀，自可感覺出強烈對比：一面是認真誠意的鮮活經驗分享，另一面則是機關算盡的虛假策略表演。深思這種分別，或可幫助我們理解在這歷史轉接關口的香港，為什麽應正面地看待甚至推展和平的公民抗命。
接受唔到將一個爛晒嘅香港交畀下一代
當梁振英、建制派努力尋找「暴力」的痕迹，透過「支持警方」、譴責示威的政治表演，嘗試挑撥前線警員與公民抗命者的對立情緒，令警民矛盾升溫，這與他們所批評的「一小撮激進分子」的「挑釁警方」的作為，其實是互補的。回顧過去的世界歷史，口頭上強調秩序和諧的政權，其實往往熱中於製造矛盾、尋找暴力，不忌憚挑撥軍警與民眾的對立，透過營造戰爭的氛圍，把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導向警民或國家間的衝突，進一步合法化政權壟斷武器和施行暴力，鞏固政權的地位。這也是已故社會學家蒂利（Charles Tilly）所指的建造國家政權（state-making）與製造戰爭（war-making）共生的邏輯。
與此相反，不少被捕者在書寫他們被警方拘留的經歷時，都嘗試以體諒的角度，理解前線警員的表現、困難、局限與失效。他們展現的胸襟氣度，與特首和建制派嘗試製造或強化警民對立的狹隘視野，是截然相反的。
被捕者講述的故事，呈現的不是勇士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而更多是掙扎、驚慌、混亂、疲累、幽默、從容的各種人性面貌。在被拘留期間，他們時而起哄、時而歌唱、時而憤怒、時而憂心。這些平凡的情感和行徑，與特首和警務處長等表現出來的「一貫正確」、「絕不犯錯」、「英明強悍」及「非一般的教育水平」等「超越」普通人類的形象，是不太類同的。
「一貫正確」的人，關心的往往是如何打造和保持一個脫離真實的形象，甚至不惜為了維持這虛幻的形象而說謊，他們多是活在鏡像世界中的自戀者。對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來說，維持虛幻形象與為此而說謊，正是支撑極權主義的兩大要素，也是「無思」（thoughtless） 與「平庸」者——終日重複陳詞濫調、語言偽術，不假思索地接受「上頭」的命令——的寫照。會犯錯並能坦然面對自己的弱點和局限的人，才不會陷進無思與平庸；拒絕承認錯誤、追求「一貫正確」的自戀者，他們生存的唯一目標，不過是形象本身，對他人、先輩和後代，大抵不會有太多的關顧。
不少願意擔冒被捕風險、犧牲前途的公民抗命者，思考的更多是親人的憂慮，抉擇時優先考量的是對家人的影響，以至想起先輩和後代。一位被捕者引述別的被捕者的說話：「睇到爺爺嗰一輩為香港做咗咁多，我哋竟然將一個爛晒嘅香港交畀下一代， 我接受唔到囉」；「你哋可以蝦我， 但唔可以蝦細路同老人家」。（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511-%E5%88%86%E4%B9%8B1/）
這些說話所反映的，正是對過去和未來的關顧，對人類延續的愛，這大概是「永不犯錯」的自戀者所不能明白的。
阿倫特認為，將個人的經歷「當作一種故事講述給自己，從而使之以後能夠與人交流」，這是至關重要的。自然，講述的故事，必須誠實坦然，正如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寫道，「真實地對待自己，便不會對別人虛情假意」。
全世界認真的人聯合起來的公民抗命
筆者在過去的文章指出，公民抗命中的「抗命」（disobedience），包括兩重意思，其一是拒絕順從不義的命令或法規，也就是不遵守不合理的社會秩序；其二是抗拒「認命」，不接受別無選擇、逆來順受的安排或「抗爭無用」的濫調。
循這雙重的視角，街頭佔中的集會示威形式，只是公民抗命的其中一種可能性。抗命可在不同的場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例如日前演藝學院畢業生對政務司長的藐視，針對的並非林鄭月娥的個人，而是她所代表的政權力量，一種正在做着不義的事的制度力量，包括指鹿為馬、掏空普選的意義。林鄭月娥之所以能以主禮嘉賓的身分獲邀出席畢業典禮，並非由於她在演藝領域的貢獻或成就，而是基於其政府代表的身分。如果政府認真辦學並為學生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包括建設一個公平民主的社會制度，畢業的學子自然樂於尊重代表政府的主禮嘉賓。然而，當這政權集體地推動不義之事，同學藐視不值得尊重的主禮嘉賓的要求或命令，拒絕違背良心、逆來順受，顯然也是一種公民抗命。由此引伸，如果學校中的老師或校長濫權不公，或下達橫蠻無理的指令，學生不遵從不合作，也可看作是一種和平抗命的形式。同理，假若傳媒老闆或總編、醫院、社會服務機構、非政府組織，甚至紀律部隊的管理層下達濫權無理的指令，記者、醫務人員、社工、紀律部隊前線人員也可發動不合作運動，對上司或政府的濫權行為說不。
公民抗命歸根究柢的動力，是人類追求自由、尊嚴和公義的傾向；它的對立面，正是阿倫特筆下的極權社會，當中的兩大要素，是維持虛假形象並為此而說謊。後者意味着放棄思考、僅關注結果，聽不進任何異議，成為「無思」的人——或表現為輕率的鹵莽，又或是自我感覺良好地不斷重複瑣碎無聊的假大空話，掏空所有語詞的內涵。相反，追求自由和尊嚴的思考和行動者，當以抗命、不合作的方式與之針鋒相對，「自覺地審視和承擔起本世紀壓給我們的重負——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膝。……無論面對何種現實，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阿倫特語）。
阿倫特認為，面對危機，認真思考和行動者（也就是當代認真的公民抗命者）所首要關心的，不會是如何才能符合規則、秩序與法例，而是應該做些什麽或絕不能做些什麼，為的是避免做了些「自己無法容忍、情願遺忘的事情」。
公民抗命的出現，針對的正是人類逐步邁向被限制自由和失去尊嚴的處境，抗拒不義的命令，克服「無思」、「打好份工」、遵命而行、逆來順受的精神狀態，用思考與行動、承諾和希望，努力說服並爭取其他人的支持和加入，共同關顧先輩和後代的存在。在不義虛假蔓延的年代，讓全世界認真的人聯合起來公民抗命。
*本文引用的阿倫特的觀點，出自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 2008）：《阿倫特為什麼重要》（Why Arendt Matters），江蘇：譯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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