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年四月，東莞裕元鞋廠數萬名工人發動罷工，被視為中共建國後中國最大規模的罷工行動。左翼21中國組在五月舉辦了一次討論會，題目為「港資在內地發展與中國工人運動」。以下是是次討論會其中一位講者──理大副研究員梁柏能博士──的發言內容摘要，有助我們理解今次裕元罷工在當代中國工人運動內的意義。
中國資本主義三十年
即使中國仍然存有國家企業，但當中的勞資關係於毛澤東年代已大大不同，是以外來工為主要的勞動力，跟外資企業的工廠聘用工人的方法一樣，將工人的薪資及地位都壓於低層，唯一分別只是國企中的中高層可享有比較高的薪酬。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其中的主軸是利用其龐大的人口於南方搞起了工業化的進程。工人由內陸移到沿海地區工作，造就了全世界最大的工人階級。當中的外來工人及外判工就佔了二億六千萬。而近期的階級矛盾就愈演愈烈，如裕元罷工。裕元為一外資廠房，於香港上市，以生產體育品牌為主，於國內聘用的工人數以十萬計，而發生罷工的廠房就聘用了五至六萬人。於此罷工事件反映了國內的階級矛盾愈來愈突出。
珠三角工潮不斷
早於2004年，已有港資電子工廠集體堵塞深圳北環大道抗議，做成交通擠塞，令貨櫃車不能到達鹽田港貨櫃碼頭及香港的貨櫃碼頭出貨到外地。而2005年亦有日資的友利電子發生數次大罷工，亦提出要求成立工會。於2005年底政府已開始關於工人罷工的行動，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的《廣東社會與人口發展藍皮書》透露：
「珠三角群體性事件表現爲參與人數多，持續時間長並牽涉大批警力。群體性事件發生呈組織化趨向，群體事件行爲對抗性增加，主要表現爲事件參與人行爲過激，帶有暴力傾向，如堵路斷絕交通、衝擊黨政機關、圍攻執法人員和襲警等……勞資糾紛佔群體事件發生率的首位，以外來人口為主體的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
罷工行動的成果
這反映當中的工業行動是直接及有對抗性的抗爭行動。而這些罷工的行動帶來了一定的成果。當中包括2006年農業稅被正式廢止、2008年修訂《中國工會章程》、2008年實施《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仲裁法》、2008年全總《企業工會主席產生辦法 》及大城市每年增加法定最低工資。中央及省政府都因多次的工人罷工而被迫讓步，即使受到資方的強烈反對，亦落實了保障工人的法案及容許工人可以組成民選工會，雖然於全國級，省級，市級到行業級的工會都被政府所控制，民主程度十分有限。其實中國的制度上列明於企業一級，即廠內，可以進行民主選舉成立工會，工人可以一人一票產生自己的民主工會。即使如此，在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市級以上的工會是受到政府所控制，須聽從中央的政策方向，決定偏向工人或是資方；而企業一級的工會就受到了資方所控制，工人不能進行選舉。因此，工人於廠級乃至全國級都不能擁有決定自己工會的權力，即使於條文上民選的工會是可能存在。
至於《勞動合同法》中的效力可以有效覆蓋到工廠及服務業的工人，但絕大部份建築工人都未能得到合同法的保障，他們一方面不能於工作上可以跟老闆簽訂合同，而更未能每個月都收到工資。
工人抗爭升級
2008年後的工人抗爭更趨向於激烈。正如2009年發生了中國工人殺主管事件，包括東莞工傷工人劉漢黃因台資老闆不願賠償刀捅三名台商高管致2死1傷，及番禺港資嘉衡珠寶廠一名工人因工作爭執殺死兩名主管後跳樓的事件。反映出勞資矛盾的情況已出現於個人的生活層面下。
當時亦正值金融海嘯，中央政府投放四萬萬億帶動經濟復甦，大量需要工人，造就了「民工荒」的說法。但其主要原因是基於資方拒絕提高工資，想繼續維持舊有的工資水平，因此話就了勞力短缺的現象；相反，若果願意提高工資，聘請工人就不會有困難。
2010年，中國發生了一大規模罷工──本田汽車罷工，及富士康連環跳樓事件。本田罷工中是國際注目的大事件，因當中的罷工行動，斷開了生產線，直接影響了本田整體的生產。是次事件體現了於全球化的生產下，中國工人的罷工威力，可以衍生了全球性的影響。
2011至2012年，發生了三次的工人暴動，包括：潮州外來工因討薪被砍四肢引起四川民工暴動、廣州增城外來工擺攤治安毆打孕女引發四川民工三天暴動、及中山沙溪因一名四川少年被治安隊員暴打，引發四川民工暴動。於此時期亦發生了多次的罷工行動，如：廣東海量電子罷工、百事罷工、冠星罷工、太原富士康罷工、廣東奧姆罷工、三洋罷工。於罷工期間，工人除了影響生產線的運作外，為了引起政府的關注及外界的支持，會選擇以堵路方式提高注意。因此很多罷工都會包含堵路這手段。但堵路會直接影響社會的經濟秩序，令到政府緊張而出動軍警鎮壓，迫使工人返回廠內。
過去兩年最新發展
2013至2014年，國內亦同樣發生了多次罷工事件。正如由香港碼頭工人誘發的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是次罷工直接影響到中國向世界出口的重要運輸渠道。南方的工廠向世界出貨受到直接的阻礙，造成了南中國及歐美國家的經濟傷害，因此其重大影響令到政府大為緊張，於短時間內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資解決是次工運。另外，還有廣東迪威信罷工、金順台罷工、ASM深圳罷工、東海橡塑罷工及佛山富士康罷工。多次罷工中，都有工人被秋後算帳或拘捕，因自1982年鄧小平於中國憲法刪除「罷工權」後，中國的工人或工會策動罷工，被資方解僱是沒有法律保障。因此往往於罷工後，有串連能力及有策劃罷工能力的積極工人很容易於罷工後被報復，即使透過罷工可提高工的薪酬或權益，但他們的組織能力就會因積極工人被解僱而受到削弱。而當中迪威信罷工中其中一名工人－吳貴軍更被政府拘捕，到現時亦未獲釋（編按：吳貴軍在今年六月獲撤訴）。
而最新發生於裕元的五萬人罷工就反映了是次中國工人的訴求跟以往的工人運動都有所不同，是次的罷工主要是由養老保險引起，跟以往的工資追討或爭取補償都不同。發生罷工的裕元廠內的工人一般都比較年老，接近退休的年齡，當工人發現自己的養老金每月只有四百元時，揭發了資方一直都不是以工人的真實工資交付他們的養老保險，而是只以最低工資的水平計算。因此工人就衍生了要求資方補交欠付的養老金，及要以真實工資交付養老保險的訴求。這情況於中國內地非常普遍，資方刻意逃避責任，以虛假的工資計算工人的社會保險金。因此，若果裕元的罷工產生迴響，將會是全國性的漫延，隨住年月的增長，將會有更多年長的工人會因養老金的問題作為原因而推動罷工。
總的來說，以上提及的不同罷工行動反映出中國工人的罷工數量及對抗性，乃至維持時間都有所增加。而民工的訴求亦從希望取回工資及權益的「防禦性罷工」轉為「進取性罷工」，而且訴求亦更趨向多元化：由以往為追討欠薪為主，到現時希望由行動迫使資方可以提高工人的工資水平，及要資方付出應有的社會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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