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之於政改
學生既是公民，也是香港人。在資本和政權的壓逼底下，每個對社會尚有關懷的人都應站出來反抗，實踐人民的主體性。但是，為甚麼香港此一社會，處處強調學生的獨特性，把諸多社會責任都託付到學生肩膀上？這是本文的主要問題意識。當這樣的問題有所釐清後，我們就可以理解學生在香港的社會抗爭當中，扮演著一個甚麼樣的角色。
學生之獨特性
其實在世界各地裡，學生普遍都被賦予了一個特別的位置，原因在於學生的「純潔性」。在高度資本化的社會當中，每個人被假定(assume)為經濟人，而經濟人的特質是其主要的抉擇都是建基於物質利益，每個人都是逐利者。因此，一個個獨立的經濟人視社會上的他者為市場競爭對手，長期處於一個緊張而不信任的狀態：對方隨時可以在市場上把自己淘汰。學生作為仍然在學的一個群體，既未完全踏進市場受污，亦理應保留著對理念的堅持，於是乎學生的一言一行往往被認為是外於利益考慮，出於對理想的崇高追求，社會遂對學生群體有更高的期望。
香港同樣是高度資本化的社會，因此也分享著由市場競爭所帶來對學生的純潔投射。然而，香港在資本壓逼以外，同時面臨著高度的政治壓逼。自零三年七一大遊行以來，種種的社會抗爭例如零六零七年的反對清拆天星皇后碼頭、一零年的反高鐵運動、一二年的反對國民教育、一三年的香港電視免費牌照事件以及今天談得沸沸揚揚的佔領中環等等，全部都在揭示香港在面對政治壓迫時的憤怒與反彈。儘管過去十年有一連串的反抗運動，但是我們看不到有出路的將來，政治壓逼依舊，而強力的政治干預似乎仍在後頭－－這裡說的當然是中共的干預。香港人由是處於高度壓抑的狀態，也愈發質疑抗爭，認為反抗無力。這樣的抑鬱與疑惑在資本主義的舞台下演得更為厲害：市民質疑所有搞抗爭的人都是在為自己的政治利益籌謀。在資本與政治雙重的揉合與壓迫下，市民無以投靠，唯把希望投射於似乎位處金錢與權力鬥爭之外的學生，學生的「純潔性」被過份誇張地吹捧，把他們置於所有社會抗爭的鎂光燈底下，讓他們承擔了許多不必單由學生負起的社會改變責任。
既然社會對學生有許多恰當或不恰當的投射，也意味著學生在今天香港的影響力可以很大，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如何才可把影響力發揮得最大，把影響力用於適當的方向。在思考這個問題前，我們容多談今天香港的狀況，看看當中能否帶來一點啟示。
資本與政治壓迫的揉合
我們香港在面對甚麼樣的情況呢？如上所述，在資本與政權的揉合壓迫下，大眾對現狀不滿，卻對抗爭者報以質疑與不信任，甚至嘲諷：社會需要改變，大家都知道政權不會忽然仁慈起來，但抗爭者又因不受信任而處於劣勢當中。另一個抗爭者處於劣勢的重要原因是我們政治論述的缺乏。一直以來，建制派與北京都有一套對香港清晰的政治定位。他們認為香港是經濟城市，主要的發展方向就是謀取最大的經濟利益，而要這樣做，依靠正在堀起的中國是最便捷的方法。於是乎，一個自足之地本應有齊農業、工業與服務金融業，但香港卻只需乘著中國的發展即可，把香港的農業與工業也移到中國大陸，把本土所有的資源都投放到服務與金融業之中，讓香港成為了中國的對外經濟窗口便足。為了中國大陸發展所帶來到巨大利益，香港需要屈從，需要迎合，需要把民主自由的價值揚棄：保留工商界別主導的功能組別，中共篩選無礙，政商勾結裝作無礙，只要經濟一直發展下去（雖然分配問題日益嚴重）。但是反抗者對香港的政治定位呢？我們怎樣理解香港呢？是經濟城市，旅遊勝地，嶺南文化之城，還是各式各樣價值文化的混雜(hybrid)城市？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如何？是切割，自治，互通有無，還是反攻大陸？我們要怎樣的城市發展？是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是左翼式自由主義，還是怎麼樣？我們要不要農業，要不要工業，要多少服務與金融業？這些問題在抗爭者們當中，通通沒有一個整全與層次豐富足夠的論述。因此，反抗者只能逐次逐次作出未有整合的反抗，不能提出另一種與建制派和北京匹配的政治論述吸引群眾支持。
雖然各種「危機－反應」式的社會運動較為散亂，亦缺乏明確的連繫，但還是能夠點出反抗者們共同要旨的，那就是香港人要活出尊嚴。活出尊嚴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自主生活，我們要重拾屬於我們的政治主體性。具體來說，政治主體性即我們要選出自己屬意的政府，好讓政府要向全港市民問責而非只與小圈子權貴勾結，這正是普選特首的意思。我們並不幻想有了真普選後天下太平，我們只是認為有了真正的普選後可以稍稍鬆動政商合謀的結構，讓各種不同有關本土自主的政策得以落成。因此，不論是在搞高等教育、城鄉共生、舊區重建、婦女運動、工人運動諸如此類的社會抗爭者都會參與到政運的運動來。這也是學聯之所以致力投身政改運動的原因。
在社會各方都普遍不信任理念，不信任抗爭運動之時，既然學聯有著（過於重要）的影響力，我們更應堅持理念，把整個有關政改的議題完整地推展，一步一步把民主的理念落實，不要淪為政治權力遊戲的競逐者。近一年來，其實學聯各種的行動正正在逐步把政治主體性的理念展現，亦嘗試把主體性從政權手上爭奪過來。
政治主體性的建立與實踐
自從去年學聯決定投身政改運動當中，就落力嘗試把各種有關民主的概念實踐出來。學聯往年十月於各大專院校所辦的學界商討日其實是重拾政治主體性的第一步。要自主生活，首要對當下的政治局面作對一己之思考。一直以來，香港人對民主的理解停留於選票式民主，意思是把自身參與政治過程的權力透過選票移交到代議士手上，在每四年一度的選舉才關心起政治議題來，然後在選出一班議員後於接下來的四年代替自己作出重要的政治決定，大家就可以不聞不問。相比極權統治，這樣的選舉故然較為民主，但事實上選民們也沒為香港的城市發展付出多少，因為被選出的代議士也可以與權貴合謀勾結，君不見有多少建制派議員是民選所出？
商討日其實是審議式民主的一種，其重要性在於參與者願花出時間，投入到與其他性情旨趣各異的公民作出政治討論，審議各自的想法，不把政治議程政治判斷拱手讓予一眾可能或不可能代表人民的代議士（尤其是眾多功能組別議員零票或極少票當選）。透過公共商討，參與者或達至共識，使得各自更有底氣更有信心，發現有眾多意見相同的公民們，就有反抗權力壟斷的可能；即便發現分歧之存在，亦能明白到有多少的公民不甘於屈從，在主流金錢價值下頂住壓力關心政治事務，體驗不服從的可能。在大學裡頭辦商討日，就是嘗試在一地最談理想之地確立此種不服從的精神，矗立起反抗者的政治主體性。
商討要具有質素，人數便有限制。然而，政改關係到一地公民的政治主體性，人民的參與及意一直被政府排拒，有關公民提名的聲音在民間尤甚強勢，但政府卻一直肆意打壓。而且，審議式民主不能取代選票民主。在意見分歧當中進行審議不等於消滅分歧，我們有可能在理解清楚不同意見之後，更加發現各種意見當中不能逾越的分歧。因此，去到政改的重要關頭，我們還是需要投票去讓大眾都能參與到這個政治過程來，亦提供一個平台讓大家解決分歧。審議式和選票式民主是相互補足的，前者補足了後者缺乏的理性商討因素，後者為前者提供了一個解決分歧的機制。
學聯在今年二月所辦的學界公投正是這樣的一個平台，讓各大專院校的同學都可直接參予到有關我城政治制度安排的設計過程，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結果顯示１.５萬的投票同學當中八成五人明確支持「公民提名」和「票值均等產生提名委員會」作為接下來的政改方案原則。在政府全力的輿論宣傳「偽普選」的氣氛下，這樣的結果是學生反抗意志明明確確的展現，也是學生對自主政府，政治主體性的一次明確展現。
學聯與學民思潮合推的學界方案成為全港電子公投的三個方案之一，即便稍低於真普選聯盟方案３萬票，但並不意味學界的失敗。近８０萬的總投票數字顯示港人要求真普選的決心。包括學界，真普選聯盟以及人民力量的三個方案在內其實有共同基點，就是爭取公民提名以及傾向廢取四大界別，這兩點的訴求在近８０萬的票數中可謂相當明確。學界方案與其他三個方案所得票數的意義，在於嘗試從各自的群眾基礎推展，把全港反抗政治剝削與壓逼的公民凝聚起來。這是政治主體性建立的過程之一。
在全港電子公投的結果出爐後，北京及其喉舌仍然強硬貶抑港人的政治主體性。政改小組的組長林鄭月娥司長屢次強調公投沒有法律效力，得票僅６８９票的梁振英依然厚顏地宣傳公民提名不合法律，我們就知道這個政府絲毫不站在人民的一方。在８０萬民意之前，僅得６８９票的梁振英有甚麼資格大放厥詞？他們之所以能夠如此的倡狂，在於以為自己在人民之上，人民只是他們的階下民。要爭得真普選，我們知道不能奢望北京的施捨，要做的是以行動實踐屬於香港人的政治主體性，在如此不公義的強權底下，以公民抗命手法逼令中共放予香港真普選。
公民抗命是公開，非暴力，具有良知而又是政治性的違法行為，旨在改變政府的政策或法律，在公開場合進行公然的違法行動以說服社會的大眾現在的社會不公義，嘗試喚醒他們的正義感加入抗命行為，改變政府。這樣的一種抗命，實際上以肉身之軀向強大的不義政府作出最大程度的抗議：以違法行動抗命是深思熟慮的決定，我們受夠了這個政府對我們的支配，我們要掌握我城的政治，願意犧牲己身以挑戰不義政府的合理性。七月一日當晚的留守遮打道行動有近３０００人留在中環遮打道集會，５１１人堅定不移的留在被捕圈當中，當中有不同界別不同階層的香港人，是政治主體性的實在體現。
七月一號晚的留守行動應該是香港民主史上最重要的公民抗命之一。這樣的一場抗命，學聯扮演的是一個運動標誌的角色，背後的組織，物資管理，法律援助工作很大部份是由那些傳統的社會抗爭組織幫忙－－尤其是那些被不合理地被批成「左膠」的組織，如果無有他們實實在在的組織工作而單憑學聯，一個如此有系統有規模的抗命行動沒有可能出現。在７月１號當晚，這些組織與所有堅持民主自由的香港人所擔當的功勞比我們學生更為重要。那天晚上，我們看到了香港人最美麗的一面：那種談尊嚴，實踐政治主體性，昂首抗命的力量，是屬於每一個香港人。那種不僅談財更講正義的理念，其實不專屬學生，那在每一位香港人的身上都能看到。學生沒有特別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每位大家。
結語
在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將要繼續在政改運動的路上努力，把有公民提名及普及而平等的普選方案爭取過來，讓政府向公眾問責。我們是一己政治的主體，自己政府自己揀。作為學生，在時代賦予的重擔底下，我們更應恪守公義，不隨政治潮流所動，把我們所堅信的價值一步一步實踐出來。同時，我們亦要提醒自己並不是有甚麼過人之處，不過是極度焦慮的社會把過多的期望投射到我們身上。普選亦不是萬能藥，在政改以外，我們同樣應該花心思到各種的屬於香港的在地本地論述之上，諸如新界東北、工人議題、福利政策等等，這樣才是真正政治主體性的展現。不管時代巨輪的壓力是不是錯落在學生身上，作為關心香港未來的公民，我們都應把自己貢獻在屬於我們的土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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