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 Studwell新書,談論亞洲,卻選擇性遺漏香港。是他不理會香港嗎?
他以記載近代亞洲經濟發展史及富豪軼事而成名,去年出版新書《成與敗:亞洲國家的經濟運作之道》,剖析日本、南韓和台灣為何經濟成功,中國亦步亦趨,而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則失敗。
圖片來源:八旗文化網頁
作者歸納出三個秘訣。首先,台日韓三地政府在戰後實行土地改革,以家庭農業增加產出,創造巨額儲蓄和內需市場。其後是政府推動工業,實行出口規訓,要求提升生產技術和強迫本國製造業出口產品,質量達至國際標準,淘汰品質差劣的企業。第三是政府不統一補貼工業,而是控制銀行業活動,集中資本到小農業和製造業,促進長遠經濟發展,而非短期獲利,又盡力阻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干預本國財金政策,例如開放市場。東南亞政府要麼不去做,要麼沒有決心。
Studwell明言這個分析不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因為香港是個離岸中心,競爭力「來自其專業化的貿易和金融服務,同時卻享有比其他國家更低的結構性日常開支」(第16頁),在財政上較其他地方佔優,而且香港不能獨立存在,要依賴其他地區。
他的解釋,只是部分正確。香港的財政結構固然跟周邊國家不同,但的確出現一陣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發跡史,並反照出政府不推動工業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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睇數:製迼業由盛轉衰
在1971年,香港有47.0%的就業人口從事製造業,到1981年跌至41.2%,1991年26.1%,到2001年的6.6%,2011年的3.1%。在1987年,87.6萬人從事這行業,1991年仍然有66.5萬人,2011年只留下11.2萬人。
相反,服務業的僱員,由1971年的佔41.3%,到1981年的佔47.1%,1991年的64.3%,2011年躍升至88.7%,共318萬人。
當中,從事金融和保險,地產以及專業及商用服務的,在2011年有19.2%,68.9萬人。
看看GDP數字,跟貿易、運輸、金融和地產等相關的服務業佔香港GDP比例,由2000年的87.3%,增至2012年的93.0%,達1.87萬億港元。
同期的製造業比例,由4.8%減至1.5%,只有306億港元,不到服務業的2%。
回頭一看,在1997年,製造業比例是6.5%,1981年是22.8%,1971年是28.2%,佔總GDP超過四分之一。
比較一下,服務業的比例,1971年只是62.7%,製造業的貢獻是服務業的45%左右,大得多。
[注意:政府統計處曾經改變計算GDP的方法及數字,因此比較只作參考之用,並非完全反映兩個行業及年期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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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式微,不僅是北移的故事
本地製迼業業式微,故事不僅是廠商壓低成本,北移工廠這麼簡單,還有工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不能協調,港英政府沒有積極扶持工業,廠商沒有升級產業等情節。過往讚譽的製造商靈活多變,大抵是善用親屬和同鄉網絡接收多方訊息,壓低成本。當然,沒有冷戰隔絕中國和西方貿易的背景,香港工業發展史一定被改寫。
要闡釋這些觀點,很複雜。學者李劍明和羅金義,以及趙永佳和呂大樂整理一系列解釋香港工業演變的文章。下文為當中精粹:
- 主流史或殖民史中,香港工業化只被視為一個戰後現象。在二戰之前,香港製造的產品不只在國內市場銷售,也行銷世界各地。主流史忽略戰前工業化的原因之一,是製造業部份的發展完全在殖民地計劃和西方經濟活動之外。(李和羅,導言)
- 在香港的英國商人努力使政府維護他們的商業利益。這些龐大的利益來自銀行業、貿易和地產市場,並通過不斷發展中的轉口貿易進一步積累。其力量之大,足以反對政府增加稅收和支援不直接跟貿易相關的開銷。(李和羅,導言)
- 結果,殖民地政府不會大力介入工業政策,「因為工業資本家和商業金融資本家之間的利益並非協調一致,而工業資本家(以華資為主)在殖民地政權結構中只處於邊緣位置。因此,殖民地政府拒絕了工業資本家的訴求,包括獲得更便宜的工業土地和建立工業銀行。」(李和羅,導言)
- 政府並非奉行自由市場(例如她大力興建公共房屋,間接減低勞動生產成本),卻用此為名,不直接支援工業。即使工業化有可能在不干預政策之下進行,香港能否進一步發展經濟,依然取決於技術能否升級。香港的工業以出口為主,其主要特徵是通過國際轉包進行原配件生產(OEM),香港製造業的競爭優勢是低工資和低度的產品多樣化,其設計和技術含量偏低。(李和羅,導言)
- 因為政府的「自由市場」擋戰牌,以及金融部門不配合,工業家發展出一項生存技巧,就是投資工業時,投資者的願望是尋求快捷的利潤,於是要靈活對應市場轉變。當時大部分的企業也是中小型,靠著西方和日本的訂單生產貨品,不涉及自主研發。然而,這又限制創業家升級技術,碰上中國改革開放,本地工廠地皮價值和工資上升,廠商轉移產地,不少的落腳點是廠商的鄉下,前店後廠。香港製造競爭優勢就逐漸消失,轉戰金融地產業。不少低學歷的工人在服務業掙扎求存,並成為香港社會階層二元化的主因(趙和呂)。很多香港人也懷緬當年,人人胼手胝足,共創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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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支柱 六大產業 成效有限
上周五,中國總理李克強說,中央政府繼續支持香港,保持並且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內地正擴大開放服務業,香港可乘著專業優勢,「近水樓臺可以先得月」。這是重覆香港在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定位。
新書《以銀為本》指出,四大支柱和六大產業,看似是運用知識型經濟的優勢,推動香港經濟。但這些垂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
很簡單,有了以千萬計的自由行旅客,藥房只要儲備足夠奶粉、藥物和化妝品,財富自會滾滾而來,還會有空思考新業務麼?單是沙田市中心的幾家商場,就有四家屈臣氏,三家萬寧,還有至少五家藥房。商鋪租金高昂,只有連鎖店才能付得起,個體戶和自家品牌越來越難生存。從業員即使賺取不錯的入息和佣金,但晉升階梯有限。
王慧麟近日也撰文評論重點產業,前景黯淡。例如環保產業,政府的環保政策龜速推行,廠家看不到前景,不敢冒進。假如不是因為立法會否決堆填區撥款,相信政府不會財政支持回收業。沒有足夠人力支援,醫療產業只會空中樓閣(或者一窩蜂做產科生意賺錢)。香港物流業成本效益已到瓶頸,深圳港的吞吐量將慢慢拋離香港。香港機場可與泛珠三角機場優勢互補,但至今仍未解決空域重疊,廣州白雲機場就積極擴建,追趕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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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積不良 難看未來
時而勢易,過去香港的工業榮景,是一連串的政治經濟因素促成,難以重製。再者,國家規劃的香港,不會是個工廠城市,就連廣東省也籌謀升級轉型,發展高端製造業,例如電子器材、機械、環保設備等。即使重製,政府和廠商有否能力和決心追趕產品質素,也是疑問(正如上文提及的服務業呈現more of the same的趨勢)。
經濟學者曾澍基在2003年指出重點。香港經濟結構要成功轉型,「不可能依靠市場力量驅使企業自發轉變……政府應該轉變為提升本地競爭優勢的主要力量」。他遙遠呼應Joe Studwell的政府介入主張。(當然,如何避免政府過份扶植財閥,導致貪污和利益輸送,反過來減少競爭,甚至控制政府,這是一大疑問。)
《以銀為本》提倡搵慢錢,漸進、穩定、紮根土地,立足群眾的投資,減低資本流動對社會的衝擊。有了產業政策,才能討論人口政策,例如挑選短缺移民類別,和構思投放何種教育資源。李克強總理矢言「向污染宣戰」。如果香港認真實踐六大產業下的環保產業,既改善香港的環境質素,提高社會整體的健康水平;並開創科技產業,推動自主研發,同時亦能驅動勞力密集工業,說不定日後科研成果還可出口內地和外地,配合國策,同時養活萬千香港人。
主題圖片:星光實業總寫字樓。該公司以生產「紅A塑膠產品」聞名。(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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