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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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綜援七年居港規定對新移民婦女的影響
居於中國大陸的望晴（化名）與一位香港男士相戀，並結婚生子。後來她獲發單程證來港，才發現丈夫已破產，露宿街頭，丈夫建議她帶同在港出世的年幼兒子向政府求助。
望晴因不是家暴個案而無法入住庇護中心。她多次向社工求助，卻屢遭責罵，社工更著她帶兒子返大陸投靠親人，可是兒子沒有大陸戶籍，難以在大陸就學。她既無處容身，又求助無門，覺得很大壓力，經常哭泣。
由於望晴不符綜援七年居港規定，即使生活困頓，亦無法申請綜援，主要依靠兒子的綜援支付租金、學費及生活費等，平日到食物銀行領取食物，或到街市執爛菜。
後來她在同根社協助下獲批綜援酌情權，但須每月工作一百二十小時，並提供由僱主發出的繼續工作證明。雖然她現在趁兒子上學到茶餐廳兼職三小時，但有時因照顧兒子需要而請假，僱主並不體諒，已換了幾份工。
同根社組織幹事楊媚表示，以往綜援七年居港規定對未能維持基本生活的新移民婦女造成困境，而酌情權無明顯標準，並有過高限制。部分中港家庭的丈夫患病、失業或傷殘，新移民婦女需照顧丈夫或年幼子女而未能外出工作，亦有新移民婦女是家暴受害人，但欠缺資訊，不知如何求助。
後記
綜援七年居港規定對新移民婦女影響尤深。二○○四年天水圍家暴受害人金淑英及女兒同遭丈夫殺害，及後丈夫自殘並不治。慘劇背景是金淑英丈夫當時正值失業，獲發單親綜援，當金淑英持單程證來港一家團聚，丈夫要求社工增加綜援，但社署反而取消其單親綜援，同時金淑英又不符領取綜援資格。一家生活拮据，爭拗頻生，丈夫屢次虐打金淑英。[1]七年居港規定是基層家庭被邊緣化的其中原因。
[1] 莊耀洸律師。〈奮鬥求生 難逃一死—記天水圍滅門案死因研訊〉。《天水圍家暴慘劇往後五年：化悲憤為力量》。群福婦女權益會。2010年。頁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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