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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D-day投票決定了三個候選方案都是有公民提名的元素，一些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所得的票數不足5%，可見民心背向。可惜一些沒有政治願景和堅韌力的政客如湯家驊和陳方安生都輸打贏要，批評參與者是激進和不理性，要求另起爐灶。
這顯示了香港一些政治精英的反民主本質。民主是原則就是尊重人民的意願，現在參與者顯示出他們支持公民提名的決心，作為政治家不是順應民意奮力而行，而是出來譏諷群眾，這和那些視民意和芻狗的保皇黨議員有何分別？
而且，如果那些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如果真的得民心是天命所歸的，又不見那些政客、那些學者、那些前高官在D-day落場拉票，力陳其優點？反而惜身起來不見蹤影。口講民主，卻不服從民主的規則（拉票和說服），事後反枱不認帳，這種所謂的民主派，其是骨子裡是精英主義和恐懼民主的，自以為自己高人一等而人民是愚笨的，所以才千方百計箝制公民提名，阻止人民去主動選擇領袖。
由這些反民主傾向的人來提政改方案，方案自然反民主。而一個反民主的方案，亦是違背倫理道德的。今天，筆者打算以康德的角度來分析為甚麼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是違反倫理的。
康德主張道德為之道德，就是行事不能把別人當作手段來計算、犧牲，而是將別人視作目的。人人互相之間將他人視作目的去尊重，達到道德的最高層次，目的的國度。而當人作出道德判斷的時候，這個判斷必須放諸四海而皆準，人人一到這個情景必定作出同一決定，不受感性利害左右。
從這個觀點來看，湯家驊方案和2020方案是徹底反康德、反倫理的。準確點說，這些方案一無公民提名，二有功能組別，三有四大界別。已經是將人民物化，當作手段而非目的了。將康德的理念落實在民主中，就是尊重人民可以自主地參與社會的決策，決策不會損人利己，尊重每一個人的個人人格，即是，視每一個人的理性意願為目的而非手段。
但是，一個無公民提名的政改，有可能視每一人的理性意願為目的嗎？不可能，它反而排除了部份人展現自己自由的可能，將他們視作這個社會的手段（更簡言之，奴隸！），而非目的。而只有部份人可以獨享提名權，更加是把所有無票的民眾視作香港的經濟動物，他們的任務只是交稅、為香港社會工作、為香港而守法，不能策劃香港的未來，最後，他們被當作建設香港的手段，而非目的——只有部份專業人士和富人才可選特首，已經是徹底反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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