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才
過去五百年的全球史，是西方列強爭奪和瓜分全世界的歷史。
三個最關鍵的航程當然是1492年哥倫布橫越大西洋抵達美洲、1498年達伽馬繞過非洲最南端抵達印度、以及麥哲侖船隊的三年環球旅程（1519-1522）。對於歐洲人來說，這些都是值得廣為稱頌的英勇事跡。但對於歐洲以外的世界各族人民來說，這是一個為期達五百年，而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的噩夢的開始。
首當其衝的是非洲和南、北美洲的原住民。前者的人民被掠奪之外更被販賣為奴隸，而後者 — 包括北美的「印弟安人」（因哥倫布以為抵達印度而誤起的稱謂）、墨西哥的阿茲提克文明（Aztec civilization）、南美洲的印加帝國（Inca Empire）等 — 則更遭遇到滅族的悲慘命運。很快，挾著「堅船利炮」的歐洲人即遍布全球：葡萄牙人於1511年佔領馬六甲、1557年佔領澳門、1565年西班牙人佔領呂宋、1642年荷蘭人佔領台灣、1815年英國人佔領錫蘭、1824年佔領馬來半島、1842年佔領香港、而於十八世紀末即被英國殖民的澳洲，其原住民亦遇上近乎滅種的命運。（塔斯曼尼亞的最後一個原住民於1876年逝世。）
西方的海上霸權歷經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各領風騷之後，至十九世紀出現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帝國，因此可被視為「全球化」（理解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高峰。
然而，在大西洋彼岸，依靠奴隸貿易和種族滅絕崛起的美利堅合眾國很快便急起直追（其中一項重要手段是貿易保護主義）。至二十世伊始，美國的總國民產值已經超過她的「母體」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種此消彼長的情況更是明顯。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無論英國如何不願意，也得接受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的新主子，而她這個「母親」已經淪為美國的庇護國。
對於世界其他民族來說，列強的瓜分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達於高峰，而在二十世紀初基本完成。我們從世界地圖所見，中東和非洲不少國家的邊界皆充滿著直線（即毫不理會山川河流和民族分佈的自然劃分），正是這段時期所做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理論上可以將絕大部分的殖民地據為己有。但它深知直接管治如此眾多的殖民地是一個弊多於利的負累，而且時移世易，它已發展出一套更好的方法來主宰這個世界，那便是透過經濟和金融的手段以獲取源源不絕的利益。就是這樣，在大戰還未完結的1944年，美國召集盟國成員開會，並訂立了「美圓跟黃金掛鉤、而世界各國（共產國家除外）的貨幣則與美圓掛鉤」的「金本位」全球性美圓金融體系。此外，她又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來進行全球性的金融管治和操控。這些建構加起來，便是著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因會議在美國新布罕什爾州一處叫 Bretton Woods的地方舉行）。
由於美國已經成為了全球經濟復甦和發展的火車頭，而全世界都以向美國出口原料和製成品作為發展經濟的手段（所謂「出口主導」經濟發展模式），所以美國亦於1947年提出了一套以它為主的「關稅及貿易總協議」（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 簡稱GATT）。基於這套國際貿易安排，「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WTO）於1994年正式成立，並大力推動全球化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一時間，「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了一個最時髦的名詞。很多人以為這是一個新鮮的事物，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已是全球化的第二個高峰。
一些學者更以歐洲的新航道開辟作為全球化的肇始，若此則二十世紀末的浪潮只能算是「第三波」。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各處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看，這個可歌可泣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當然值得我們稱頌。但現實卻是，名義上雖然獨立了，但這些新興的國家卻仍然處處受著西方的操控。這些操控雖然不再來自赤裸裸的軍事侵占，但經濟上的制宰仍是令這些國家深陷囚籠。簡單來說，舊的殖民統治消失了，但迅即取而代之，是「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制宰。
按照歷史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提出「現代世界體系分析理論」（Modern World-Systems Analysis）（四卷本的鉅著橫跨1974至2011年），前資本主義的帝國如羅馬帝國或蒙古帝國的掠奪，靠是的直接的軍事侵占和統治，但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之後，在這種方式之上，還出現了以「市場經濟」作為手段的掠奪，這便是新殖民主義的本質。但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角度看，彼此的基本關係沒有改變。
按照華氏的觀點，過去數百年來，西方富裕國家（在此也包括於十九世紀透過「明治維新」全力西化的日本）構成了他所稱的「中心」（core）區域，而其他國家則成為了環繞著這個中心的「邊陲」（periphery）。「中心」壟斷了知識、科技、資本和制定了遊戲規則，而「邊陲」則只能夠靠出賣廉價勞動力以及農產品、木材、礦產等原材料來換取中心國家所提供的高價製成品。之間即使有貿易關係，都是一種絕不平等的貿易。
當然，新殖民主義（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模式）和舊殖民主義是一脈相承的。事實是，當西方列強侵占其他國家並進行殖民統治時，它們最想獲得的（除了最先發現的貴金屬之外），是（一）大量廉價的糧食和工業原材料、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以及（二）龐大的消費者市場以吸納他們的製成品。而他們最不想見到的，是能夠挑戰他們市場地位的競爭者。結果是，他們所到之處，必然會將當地多元化和基本上自足的本土經濟徹底摧毀，然後強迫當地的人民進行單一的經濟生產。大英帝國將印度原本十分發達的紡織工業摧毀，而只容許他們種植綿花以提供原材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如是者，世界各地人民的本土自足經濟逐一被摧毀。為了配合殖民主子的經濟利益，當地的人被迫進行大規模的單一種植（monoculture）：例如某處地方全是種植甘蔗、另一處則只是種植香蕉、再另一處種植綿花、玉米、咖啡豆、可可豆、橡膠等等。當然，還有的是大規模開採各種珍貴的礦產如金、銀、銅、鐵、鋁、錫、錳及至煤、石油、鑽石等。此外，大量廉價勞工亦可用以進行低端的工業組裝，當然這些半製成品會運返宗主國進行最後組裝，然後以高價行銷全世界。這便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之下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確換來了國族的政治獨立，但上述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基本上沒有改變，貧國仍然不斷地補貼著富國。留意不少原本在糧食上自給自足的國家，在殖民統治後只有靠輸出大量的原材料以賺取外匯，然後才能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糧食滿足國民的需求。然而，這些出口原材料的國際價格往往十分波動（例如全球咖啡大豐收會令它的價格大幅下降），而外匯收入的銳減會令這些國家無法購買足夠的糧食，從而導致饑荒的出現。
而每當這些國家財政出現困難的時候，西方的國際金融集團便會伺機透過IMF或世界銀行等組織向它們提供貸款，代價是進一步開放市場甚至要求它們賤賣國家資產。要是這些國家還不起債（即連每月的利息也無法償還），則它們只有進一步舉債來「以債還債」。如是者，不少發展中國家（特別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便成為了西方的「債務奴隸」。
從全球的角度看，一個基本的認識是：貧窮是被製造的。對，環境貧脊會令生活較艱苦，而天災和戰亂會導致生靈塗炭哀鴻遍野。但艱苦卻不等於現代意義上的貧窮，而且環境太差人們自會移居他處。我們不會在一個活火山的山麓或撒哈拉沙漠中央找到處於苦貧的居民。事實上，在白人未到達之前，即使澳洲的土著也不貧窮，而身處富饒的非洲人民便更不用說。古埃及文明之發達眾人皆知，較少人知道的是，個多世紀以來不斷發生饑荒的埃賽俄比亞，在白人抵達之前也是一個十分富庶的王國。也就是說，所謂「貧窮國家」及廣泛和持續的「系統性貧窮」，基本上是西方殖民迫害和掠奪所導致的「新生事物」。從這個角度看，暢銷作家弗列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之中所設想的「全球共富」，只不過是一種天真的幻想，因為「中心」和「邊陲」的關係是西方的利益所在。
尤有甚者，資本主義全球化就是將「圈地」、「無產化」和「財富高度集中」這些發展趨勢延伸至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結果是將「中心」和「邊陲」的關係在不同的層次重複。例如在中國，沿海城市成為了「中心」，而內地農村則成為了「邊陲」；而即使在大城市如上海和北京之內，亦出現了「中心」和「邊陲」的分野。結果是，這些國家的權貴階層是「富者愈富」，但廣大的勞動人民則是「貧者愈貧」，印度和巴西等國家裡的龐大貧民窟，以及愈來愈多在上空越過的豪華私人噴射飛機（大家可能已經留意，不少航空公司已經取消了頭等機位），便是最好的見證。
請想一想，這樣的全球化可以帶來和諧、穩定和世界和平嗎？相反，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競爭下，跨國企業和國族之間的資源爭奪和市場爭奪，是現代戰爭（包括上世紀的兩次大戰）的深層原因。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不是和平的橄欖枝，而是軍事衝突的火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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