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性工作者」這名詞近年漸為港人認識，從前我們只會叫她們做妓女、「雞」、「嗰D女人」……雖然「性工作者」的稱呼仍未佔領主流位置，可我們總算有多一個叫法上的選擇。要是你相信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m)的主張，萬事萬物從來並非「客觀」存在，所謂現實全由「語言」所建構而成，那麼由Prostitute演變成Sex Worker，或許代表了這角色/職業/工作/社會標籤等的重新演繹。簡單而言，現實在變化中。
性工作者除了女性，還有男性。而在邱禮濤執導的《性工作者十日談》(Whispers And Moans)中，我們更看到本地稀有的「跨性別」(trans-gender)人士性工作者。編劇楊漪珊曾做過相應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在她筆下的性服務行業與性工作者儘管仍有錯漏，但算是有一定真確性。可惜的是，導演處理手法仍困在大社會對性工作者的主流論述(Discourse)與迷思(Myth)中。接下來，我將嘗試從三方面簡單討論本電影：1. 性工作者的迷思；2. 電影的現實性與商業性；3. 圍繞著性工作者的工作者。
性工作者的迷思
愛滋病顧問局文件指出，本港於1993年約有二十萬名性工作者。儘管他/她們如此人多勢眾，但我們「彷彿」難以一見，神秘色彩依舊滿溢。本電影宣傳海報迎合著這份神秘感，燈紅酒綠，除了朱茵那個帶點挑逗的迷離表情外，我們繼續看到一個接一個的性工作者符碼(Signifier) —— 被認為示意著他/她們存在的必須品﹕煙、唇膏、床、手袋與高跟腳，還有那Sexualized的色調和整體感覺。偏偏朱茵是個「媽媽生」，不用接客、無需挑逗客人。而吸煙又是性工作者的專利嗎？午後的中環，滿街也是白領麗人四處亂竄吞雲吐霧，怎麼我們又從不以「煙」來代表她們呢？
不少「阿姐」和研究指出，「逼良為娼」在香港經已不復存在。但即使沒了「霸王硬上弓」這回事，世人還是愛以身世和遭遇的悲涼程度，作為是否「合資格」當娼的評審準則。董敏莉與Mandy姊妹有一個殘障爸爸、一件窩心往事、一段窮困經歷叫她們發奮掙錢。前者因身染毒癮而被逼幹下去，後者在自卑心作祟下錯失大好男孩。至於男性性工作者鄧健泓則因為工作關係導致心理不平衡，時常找來「阿姐」責罵發洩……無疑，有毒癮的「阿姐」可能不少，以「做鴨」為恥的男人也確實存在，偏偏電影卻獨欠跟你我一樣的普羅「打工仔女」。與其說電影反映「實況」，不如說編導難逃主流論述的標籤定型。鏡頭下的他和她仍然「特別」，光怪陸離，觀眾們「獵奇」眼光一樣銳利。
「若非逼上梁上，誰願意做這種鈎當？」你會這樣想嗎？
「若非逼上梁山，你又樂意做現在的工作嗎？」我會如此問。
電影的現實性與商業性
邱導演是個老實人，他直接指出電影不可能完全反映現實，儘管是「紀錄片」，因此可以理解電影對觀眾的秋波暗送。而本片既有實況一面，但商業品也不算清淡。當中要數的肯定是由李逸朗所飾演的「跨性別人士」，以及他(她？)跟鄧健泓的一段情(另加床上戲)。二人激烈擁吻令在場觀眾拍案叫絕，這跟《春光乍洩》和《盛夏光年》的男/男情慾畫面有二曲同工之妙。雖然他倆也是性工作者，但這配搭會否太「搶」了一點？要是本片希望紮實地描述性工作者的心路歷程，何不集中火力探討Mandy姊妹和朱茵的角色。鄧、李的戲份留在續集才用98分鐘足本放送不是更深入淺出嗎？最後鄧被斬傷生死未卜，再次強化了本片的戲劇性。對﹗不是Documentary，味道重點濃點方可叫觀眾垂涎。
此外，片中的Happy則是另一個戲劇人物。她無時無刻笑容滿面，待客至誠至上。背後支撐著她是一份「專業精神」，以及儲錢回鄉興建學校當「副校長」的宏願。那管合法與否，內地女子來港工作大都為賺取較多金錢。她們故然可以像Happy般以辦教育為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s)的目標，但以她這種任重道遠的女孩來代表北方佳麗，其實目的何在呢？
說了這幾多，我仍未正式談及董敏莉一角。她先後由夜總會舞小姐，轉職「一流一」，再淪為「企街」，大致反映了行內的「職業階梯」。別的工作以「升職」為階梯的流向，但性工入者卻往往「越做越低級」。雖然有研究指出「企街」實際收入未必下於舞小姐，但前者總被視為最「下賤」的一群。而在「正常」情況下，由夜總會轉至「企街」好說也要十年或以上時間，董在十天內「直插谷底」，就如她所說「我只有廿多歲」便當上街頭性工作者，難免有點兒戲。更兒戲的是，她曾任職的「一流一」屬「馬檻」一類東西，電影內資料完全錯誤。正式的「一樓一」由性工作者自顧經營，由於每個單位內只有一位小姐，「一樓一(鳳)」因而得名。
圍繞著性工作者的工作者
電影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加入關注性工作者權益的社會工作者吳日言一角。天真爛慢的她滿腔熱誠協助「阿姐」們，並努力教導大家「是性工作者，不是性工具」。可惜她總受到冷待，碰到一鼻子灰。首映當日有眾觀質疑社工不會這麼笨，反複使用與大學生對話的語言去跟性工作者溝通。邱導演的見解是﹕「助人者與受助者往往出現鴻溝」。雖然不服氣，但其說法某程度上是正確的，也可見他對現實世界的洞悉。只是，我仍然建議他多跟社工及相關組織溝通，因我懷疑他天真地以為這類工作者都是天真的。
總結
真真假假、正義誰屬，或者往往公說公有理。電影彷彿在「反映」性工作者心路歷程與精神面貌，但會否反過來維持著僵化的主流迷思，並從別的角度建構著另一種「現實」呢？我想起某任職於性工作者關注組織的朋友，某次她投訴找來一些導演拍攝性工作者的真實生活，卻換來一肚氣﹕「我不斷跟他/她們說『阿姐』不是這樣的，但他/她們總覺得這樣拍才像『阿姐』……」
參考資料
紫藤 — 性工作者關注組網頁。
http://www.ziteng.org.hk/
楊漪珊 (2001)。《古老生意新專業 —— 香港性工作者社會報告》。香港﹕天地圖書。
Pearson, V & Yu, R. Y. M (1995). Business and pleasure: Aspects of the Commercial Sex Industry. V. Pearson, & B. K. P. Leung (Eds.). Wom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4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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