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家臻
由「借來的地方和時間」到「自己香港自己救」，由過客到主場，由《主場》來了到《主場》沒了，有震驚、有傷感、有欷歔、有惋惜，也有質疑。在佔中前夕，作為一個佔中者，還是讀書好。
不知由何時開始，當我頹到最低處，滿身都散發腐朽之氣時，就看點哲學書來救急。說得好聽點，是看，但查實，是摸。摸的作用在窺探一下內容，嗅嗅思想的味道，冀求多少沾點智慧的邊。每次打開哲學書時，無不滿懷希望，就算看不明白，也想將裡面那些威武雄辯的句子竊為己用，甚至更進一步，冒充我就是那個口吐格言的錚錚硬漢。
存在主義就是罪名
正所謂得意的人讀孔子，失意的人讀莊子，而我，則尋找存在主義的慰藉。電影《逆權大狀》說：「為了讓我的孩子們，不會活在一個荒唐的世界！」故事講八十年代初的一宗關於韓國的「國家安全法」官司，也關於窮小子變smart-ass再變成守護孩子的律師故事。其中一幕，警察拘捕大學生，搞到喊打喊殺，罪狀正是「他們在宣揚存在主義」這罪名。但。我。偏。愛。這。罪。名。
存在主義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受歡迎的哲學思潮。在二十世紀中，從法國傳流，感染了全世界，當時那些受過長期哲學訓練的年青人，看穿了哲學的無力和虛妄。哲學對這個世界像是提出了各種「根本」的解釋，但面對個人真正最「根本」、最「存在」的問題—我為何仍要活著？我如何感知世界？我為什麼總感到困惑、無依、顫抖、焦慮？我和其他人之間能夠找出怎樣彼此舒服的關係嗎？如何保存這個我？如何活好每一天？……那些主流哲學明顯無能解決。這套反對哲學的哲學所講的，其實很簡單，就是鼓勵人家要誠實、勇敢地生活。在天要塌下來的當下，也應如此。
「他高於自己的命運。他比他的石頭更強壯。」
存在主義者卡繆總是喜歡說他的「薜西弗斯的神話亅。他用一貫獨有的模糊的曖昧，重新書寫薜西弗斯的永劫輪迴－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最有名的是他所受的懲罰。因為輕視神，因為痛恨死亡，因為熱愛生命，所以受罰。天神宙斯決定要給他一種生不如死的處罰—他的生命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將一夥巨石推上車頂，但總在抵達山頂的一剎，巨石就滾落下去。薛西弗斯只好下山再一次將巨石推上去，再一次遭到巨石滾落的結果，如是者永無窮盡地、徒勞無功地、一事無成地重覆著。
卡繆花了很大氣力具象地描述受罰中的薜西弗斯。他身上每塊肌肉都繃緊著。他五官扭曲，面頰都貼在石上，肩膊頂住石頭上的青苔，全靠深陷的雙腳和沾滿泥土的雙手，經過不可測度的時間和不見天日的勞苦，大石終於推到上山。然而，他眼睜睜看著石頭轟隆轟隆又從山下滾去，直墮深淵。他必須下山，再把石頭推上來。他的臉看起來跟石頭沒有兩樣他走下山，跨著寬廣的步伐朝向不知何年何日才可結束的拆磨。就在這一刻，在卡繆眼中，卻看到薜西弗斯的誠實和勇敢，就連悲劇、命運和神的責罰都拿不走他感悟又反抗絕望的誠實和勇氣。正因如此，卡繆才會如是斷言：「他高於自己的命運。他比他的石頭更強壯。」
最吸引卡繆的，應該就是「薜西弗斯的神話亅的悲劇性。希臘悲劇不是有甚麼倒楣的壞事在發生，例如愛情重傷，例如車子拋錨那麼簡單，它多出於人與神與命運之間的關係－命運最大最可怕，連神都無法抗拒絕命運的操控。人，一面受命運操控，一面又被天神作弄，有時是得罪了神，有時根本是神的隨意任性。人的生活、人的遭遇有太多不是自己可以決定得來的。可是，希臘人藉著悲劇要表達的，正是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即使無法決定、無法掌握，還是要盡力去決定、去掌握自己的生命。即使知道反抗只是一翻徒勞，卻還是要掙扎、吶喊、反抗、拒絕、大聲說不。而這，才是當上「反抗者」的悲劇－不只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更是每分每秒都向你轟炸著：「知其不可」，而你仍要「為之」。
「人人多流一滴汗，社會少流一滴血。」
「反抗者」就是說「不」的人。當一個人對著一個命令，一個不管出於地位、權力或暴力威脅而能對他下命令的人說「不」時，他就成了一位「反抗者」。一個已經習慣接受命令、接受斥責、接受鞭打的奴隸，平日都只能背對主人，有一天，他突然轉身過來，對他的主人說：「不」。這個「不」，表示不可以、我不接受、到此為止。這一刻，奴隸就成了一個反抗者。
甘地說：「在奴隸決定他不再做奴隸的一刻，他的鐐銬就脫落了。」說不的時候，奴隸是重新界定與主人的關係—哪裡有一定的行為限度，有一條到此為止的界線。在觸犯這條界線之前，我可以忍耐，我一直在忍耐，但那卻不意味著我必須承受一切。不管反抗的對象是誰，觸動反抗的原因是甚麼，一定要有這麼的一條界線。這條界線意味著有些東西我不願交出去，有些東西你不能奪走，有些東西不能被取消，否則雙方的關係再沒有意義。
奴隸突然向主人轉身說不，主人自然嚇了一跳，積羞成怒說：「你敢反抗？為何之前還貼貼服服，今日就來跟我反抗？你知道後果可有多嚴重！」的確，醒目的奴隸應該會明白，不反抗還能保有丁點自由，至少能保住老命。一旦反抗，可能連三餐一宿都沒有了。所以，出於自私和功利的動機，他是不會反抗，也不應該反抗。反抗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身為奴隸就要識時務，「食少少屎唔駛死嘅」，保有一息尚存就夠。除非跳出自私和功利的考量，除非不是為了自己而反抗—反抗不是為了保護自己身上的尊嚴，自己的尊嚴會隨著更嚴厲的懲罰而受損、喪亡，但別人的尊嚴或整體人類的生命尊嚴，會因為我的反抗而得到一點保衛的力量。真是「人人多流一滴汗，社會少流一滴血。」
「到了這個年紀，我們還需要人明白嗎？」
反抗者的壓力，來自威權，也來自民眾。今日香港，一個人如果指出國王沒穿衣服，他是勇敢的批評者；如果他指出民眾可能也沒有穿衣服，那麼他就成了懦弱的背叛者。不難想像，早上出門時，你還是個有良心的公共知識份子，因為對弱者表示同情和對強權大膽批判，搏得了民眾好感，很不幸，晚上回家時，你可能已經成為千夫所指的「人間渣滓」了，事關中午你發表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在接下來幾天，甚至更長時間，反對者都想折斷你手中的筆桿，亦不准你再用咪高峰。其實，你還是那個早出晚歸的你，而反抗者仍是反抗者。這世界，總有人相信你，有人不相信你，你的時間可是有限，不用糾纏，不用鬥醜，不用易糞相食。你只負責認真思考和說真話，守護自己理性的城池，從容立世，保持一顆自由交流的心，便是了。
至多補充一句：「去到我們這個年紀，還需要人明白嗎？」
P.S. 雖說「四十歲前安頓自己的身體，四十歲後安頓自己的靈魂。」，我其實是惴惴不安的。蔡東豪在「主場新聞告別書」中，以「我恐懼」、「我誤判」、「我愧疚」作分段標題。標題的次序可能已經說明真箇。其中最令我抽心的就是「我恐懼」—「原來今天的香港已經變了，做一個正常公民、做一個正常媒體、為社會做一點正當的事，實在不容易，甚至感到恐懼」。
作為一個佔中者，是恐懼的是惡質政治已經來臨，它已經不再視你為對手。它視你為敵人。它不是搶佔道德高地，而是搶佔道德洼池，然後一起嘲笑「祟高」。它不惜用最爛的方法將所有文明箍爛—用最爛的方法搞全民簽名運動，結果就箍爛了全民投票；用最爛的方法搞和平普選日，結果就箍爛了和平普選日；用最爛的方法搞「向為和平普選而行動的香港人獻花」，結果就箍爛了「向為和平普選而行動的香港人獻花」；用最爛的方法搞「帶孩子到來中環，讓他們感受正能量」，結果就箍爛了「帶孩子到來中環，讓他們感受正能量」。這已經不是「東施效顰」、「指鹿為馬」、「掩耳盜鈴」（戴耀廷語，7月28日）等批評就夠，因為拙劣的手法是無視良知—好比污染了水流，而鬥爛的手法則毀壞良知—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此惡質政治，前無古人，後有來者。可以想像，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妖魔鬼怪蛇蟲鼠蟻都會肆無忌憚地橫行。
佔中者，是他也是你和我，一樣有「我恐懼」、「我誤判」、「我愧疚」，心情一時像潛水鐘一般沉重，心緒一時又如蝴蝶一般自由。結果，囉囉唆唆，忐忐忑忑，彳彳亍亍，就成了一封佔中者給佔中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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