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期間，香港多處發生縱火事件。（圖片來源）
有人說「六七暴動」是文化大革命的延伸。因勞資糾紛而觸發的大規模騷亂，暴露香港長期存在的社會矛盾。港英政府在騷亂平息後察覺需要改革紓緩社會矛盾，爭取民心。騷亂亦催生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於《南華早報》任職政治編輯的張家偉與三聯書局合辦「六七前後：六七暴動的成因與影響」，希望引發港人反思，促請特區政府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找出事件的真相，撫平這段歷史傷痕。
據張家偉說，六七暴動有三大起因：受國內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影響、受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影響、香港社會矛盾。
受國內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影響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香港67年就不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左派暴動，亦不會以如此激進的方式發展。實際上，1966年5月，文革在中國大陸爆發後，香港左派早已磨拳擦掌，積極捕捉發動鬥爭的機會，而67年頻繁的勞資糾紛就成了千載難逢的契機。面對極左思潮狂飆的新華分社高層官員，為求自保而主動發起鬥爭，矛頭指向殖民政府，利用香港愛國群眾抗拒港英殖民統治的情緒煽動群眾。
除了新華社香港分社和香港左派陣營，北京在六七事件亦擔當重要角色。67年5至8月期間，《人民日報》先後發表兩篇社論和八篇評論員文章，支持香港左派的鬥爭，中國外交部亦數度向港英當局和英國政府提出抗議，令香港左派一度以為得到北京鼎力支持。
受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影響
1966年11月15日，澳門氹仔市政人員阻止興建「坊眾學校」工程，觸發警民衝突。澳門左派群眾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影響，藉此發起大規模示威，警民衝突和流血事件越演越烈。67年1月，廣東當局關閉與澳門接壤的關閘，禁止內地糧食及食水輸往澳門，迫使澳門政府屈服，國民黨勢力全面撤出澳門，而涉及氹仔建校事件的護督、行政官員及鎮壓師生的官員亦先後離開澳門，澳門社會自此被左派控制。
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中大獲全勝，香港左派社團紛紛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祈烽兩人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勝利」時，聲言要在香港「大幹一場」。此後新華社和香港左派陣營積極捕捉發動鬥爭的機會。
暴亂期間，警員重裝戒備，嚴陣以待暴徒。（圖片來源）
香港社會矛盾
六十年代中期，香港被一些西方傳媒形容為「血汗工廠」：工人工時過長，沒有有薪假期，被解僱時往往拿不到遣散費。港府67年發表的《社會保障問題報告書》亦承認當時工人缺乏就業保障。
66年天星小輪因加價而引起騷亂，反映香港社會潛在的不滿情緒。騷亂初期，部分與左派沒有直接聯繫的市民，也參與了抗爭活動，如一些在九龍東徙置區居住的青少年，出於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在左派示威者與警察對峙中擲石洩憤。
張家偉表示，有指當時的社會矛盾是引發暴動的主因。然而，社會矛盾長期存在，如果沒有國內文革左傾思潮的激化，六七暴動不會以後來的形式發展。而且，左派在天星小輪事件上亦保持中立，因此社會矛盾論不足以解釋六七暴動的規模和暴力屬性。
張家偉指六七暴動結束喚起香港新一代的本土意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本質上是「難民社會」，只是暫時躲避中國大陸戰亂的棲身之所。六七暴動平息後，香港人終於發現相比動盪不安的中國大陸，香港這塊彈丸之地是應當珍惜的樂土。六七暴動同時喚起了香港新一代的本土意識，並催生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具有社會良知的青年一方面抗拒香港左派的極左行徑，另一方面卻難以認同港英當局的粗暴鎮壓行動。港英政府在暴動結束後，通過舉辦「香港週」等活動，刻意培育本土意識。
促成港英推行改革的催化劑
六十年代中期，港英政府逐漸認同需要推動社會改革。政府內部湧現改革的動力，例如67年4月港府發表《社會保障問題報告》，提出對當時來說頗具前瞻性的改革建議，包括設立強制性公積金、失業和疾病保障制度，但這些改革措施因商界的強烈反對而沒有落實。勞工法例不完善，香港工人缺乏就業保障。港府總結六六、六七兩次騷亂，不敢掉以輕心，逐漸改變統治策略，推行社會改革，紓緩社會矛盾。
1968年2月，勞工處長宣布33項改善勞工立法的建議。同年9月，立法局通過新制訂的《僱傭條例》，推行勞工分期遞減工時計劃。71年12月，香港終於實現每天8小時、每週48小時工作制，女工享有產假。港府加快興建公共房屋，麥里浩七二年宣布推行「十年建屋計劃」。
暴動後，一直希望港府推動社會改革的英國執政工黨政府，進一步向殖民地政府施壓，來自倫敦的官員和英國國會議員紛紛促請港府推行改革。港英政府在騷亂平息後察覺需要通過改革去紓緩社會矛盾，爭取民心。六七暴動可說是推動殖民地政府推行社會改革的催化劑，或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張家傑撰寫有關六七暴動的著作。
記者：Crystal Fung、Lee Chin Ying
編輯：方鈺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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