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日星期一

香港獨立媒體: 由開季包尾到勇奪挪威盃,蘇斯克查的2013年教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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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開季包尾到勇奪挪威盃,蘇斯克查的2013年教練路
Dec 2nd 2013, 16:00, by 足球群英傳

在大家甚少留意的地方,蘇斯克查已經成長為一位出色的教練。

莫耶斯將上季英超冠軍曼聯教到做中游分子,已經變成箭靶。假如有個教練,他將一支衛冕球隊教到開季4連敗排包尾,踢到第8輪才贏到波,大家都應該想像到他的壓力。此人是否筆者幻想出來?不,真有其人,他叫蘇斯克查。

過去一年,蘇斯克查經歷了一堂實實在在、也是最寶貴的教練課。他經歷過沉淪與失敗,面對過下台的壓力,但他在困境中成長過來,迎難而上,帶領他的莫迪由挪超包尾一級級打上去,最後以第6名完成。他還在上星期日的挪威決賽擊敗洛辛堡,取得冠軍,獲得來屆歐霸參賽資格。

筆者沒有留意挪超,也不知蘇斯克查施展了甚麼魔法,但可以肯定的是,經過今年,這位「娃娃臉殺手」肯定變得更加成熟及老練。教練的世界跟球員一樣,那是弱肉強食、汰弱留強、適者生存。名聲強如堅尼及白賴仁笠臣,他們在教練的路上都碰得一臉子灰,草草收場,一人剛找到愛爾蘭助教的工作,後者就在曼聯做宣傳大使。

蘇斯克查今年走過兩位前輩行過的道路,面對球隊成績的低潮。堅尼及白賴仁笠臣捱不住,被一次又一次的解僱,最後沒有球會再肯聘用他們;而蘇斯克查就成功將球隊止跌回升,可見執教能力比兩位前輩好,至少擁有處理逆境的能力。

先講一講背景,蘇斯克查在2011年出師,離開曼聯預備組,回去挪超的母會莫迪做教練。既是一代國腳,也是紅魔猛將,還在費格遜手下學過幾年教波,相比起一些草根教練,蘇斯克查已經贏在起跑線上。

蘇斯克查說:「在曼聯效力時,我經常玩《足球經理人》遊戲去放鬆。這是一隻好遊戲,教曉我很多足球的知識。」在遊戲中,玩家可以實現當教練的夢想,去組建球隊,但遇上困難時,大可重新載入上次的儲存,甚至重新開始。然而,蘇斯克查要實戰了,這次再沒有安全網。

他的執教生涯開始得很順利,即領莫迪取得挪超兩連霸。順境波易踢,逆境波才考工夫。頭兩年的成功證明蘇斯克查踢得好順境波,將本身在挪超實力一流的莫迪帶出水準,發揮其應有的威力,取得合理的成績。

今年蘇斯克查的教練旅程迎來大變,莫迪有多位主力離隊;在近期的訪問,蘇斯克查回首今季,不禁嘆道:「我們渡過了一個艱辛的賽季。」維加特科倫在莫迪踢了6個球季,是球隊防線的核心人物。在今年初,這名身高1米86的挪威球員轉投修咸頓。

球員成名後跳槽的問題,向來困擾歐洲二流聯賽的強隊。離隊的主力不只維加特科倫,還有過去兩季的主力射手安根。來自科特迪瓦的安根在2011年1月來到莫迪,是蘇斯克查上任後的第二筆簽約。加盟首季,安根射入9個聯賽入球,為隊內次席射手;第二季,安根射入13球,為隊內首席射手。兩年總數,他代表莫迪55次入22球。安根的出色表現引來中超球隊杭州綠城的青睞,由於中超暴富,綠城開出3倍的人工,安根便在今年初離開。

為了填補安根的空缺,蘇斯克查買入阿里奧高利及達拉華利兩位前鋒,可惜今次他看錯人,此兩人實屬廢鋒,全季都未曾為球隊入過波,其中達拉華利已經在夏天被迅即轉售至比利時的次級聯賽,但轉了新環境,達拉華利仍然不懂入球。在主力離隊及新人未能接班的情況下,莫迪開季4連敗,第5場才取得第一分。挪超球季3月開鑼,但去到5月,莫迪才能取得首場聯賽勝仗。

這時候,蘇斯克查的莫迪開始站穩陣腳,但勝率不高,和波較多,而他正等待夏天轉會窗重開的日子。在7月前,莫迪14場聯賽3勝5和6負;自7月起,他們16場聯賽9勝3和4負,成績大有改善,可見蘇斯克查在7月的買人是莫迪重振雄風的關鍵。


球隊入球後,蘇斯克查十分興奮。

然而,能人未到,主力先走;出身曼聯的中場伊克林轉投荷蘭的海倫芬。蘇斯克查首先透過關係,在曼聯簽入18歲的戴歷頂替,出任中場組織者。另外,維加特科倫在修咸頓混得不如意,半年來未曾為修咸頓上陣過一次,可以在夏天重回莫迪的懷抱。為了彌補鋒力不足,蘇斯克查買入古白蘭辛。

也許是天佑老蘇,或者他的眼光確實好,戴歷、維加特科倫及古白蘭辛大大增加了莫迪的實力,幫助球隊在下半季大反底,由護級漩渦跳到上游。維加特科倫是球隊的老臣子,回歸後不用適應,即插即用;戴歷年輕有潛質,而且在曼聯青訓營兩年,假以時日希望成為大器;古白蘭辛半季入了5球,亦有所交代。

蘇斯克查大讚戴歷:「他令我想起史高斯。每當史高斯落場,比賽的節奏快慢就是由他控制,而戴歷亦有一些這方面的才能,有同樣的潛質。」蘇斯克查續指,如果他今日尚在曼聯,必會推薦戴歷上一隊,可以跟贊奴沙爭一日之長短。戴歷則感謝蘇斯克查的賞識及指導,「教練對我有清晰的要求,讓我知道下一步要向甚麼方向努力。」

在蘇斯克查微調後,莫迪在9月到10月間,聯賽7戰6勝1和,返回上游;奈何季初失分太多,爭冠已經不可能的事。不過,他們還有挪威盃。過去星期日,他們在決賽以4:2擊敗洛辛堡,奪得挪威盃冠軍,為他們充滿後勁的賽季寫上一個不俗的結局。


莫迪在決賽贏波後,球員上台領獎。

談到今季的大逆轉,蘇斯克查謙虛地表示:「背後哪有甚麼秘密!只是全靠勤力及好球員們的發揮。」在挪威盃決賽有份入波的連達羅爾就大讚教練,「蘇斯克查賽前告訴我們,相信勝利,勝利自然會來臨。他沒有說錯,我們信了,所以贏了。」在困難時期,蘇斯克查接受了所有的批評,為球員減壓;在成功後,他更樂意將功勞分給球員。


加利仔在英格蘭國家隊,傑斯在曼聯,蘇斯克查就在莫迪,他們都已經踏上教練之路。

闖不過困難,困難就會變成失敗;闖得過的話,困難是一堂刻骨銘心的課,可以幫助你成長。對於蘇斯克查來說,季初的低潮是最好的教練課,他學懂了很多順境時學不到的經驗。在挪威上完這驚濤駭浪的一課、並交出滿意的成績後,看來挪超的舞台再不能滿足蘇斯克查了。盛傳阿士東維拉及保頓等英格蘭球會都希望老蘇回歸,不知他何時會到歐洲主要聯賽執教呢?

原文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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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黃金騎士Kyrie Irving的矛不再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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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騎士Kyrie Irving的矛不再鋒利?
Dec 2nd 2013, 12:55, by NBA Zone

騎士開季至今,打出5勝12負的戰績,原本備受期待的騎士戰績如此低迷,所有責備都指向了Mike Brown和Kyrie Irving。不論是Dion Waiters於更衣室內的不和,或是Anthony Bennett所打出的表現完全不乎合其狀元身價,騎士現在這樣的戰績,Irving也是責無旁貸。

不少戰績不太行的球隊問題都出在球員的和諧性、戰術或是球員的拼勁,而我們看到的騎士隊,所有問題也沾到邊,而且仍然未好好的解決。找來了舊教頭Mike Brown為的就是把防守的概念灌輸給這隊年輕的騎士隊,而由上季對手投籃命中率為聯盟最差的47.6%降至今季位於中段班的45.3%,無疑是有了進步,儘管對手場均得分依然過百,但至少在擁有如Andersen Varejao和Tristan Thompson的隊中,方向算是對了。

只是任誰也知道,進攻從來不是Mike Brown的強項,而更衣室內的不和也惡化了場上的化學作用。Dion Waiters出口抨擊Kyrie Irving和Tristan Thompson兩人只顧互相配合而不理會他。當然也不要期待Mike Brown能弄出甚麼新花樣。

多年前當Mike Brown還是騎士的教頭時,騎士的進攻便限於LeBron James持球的單打和普通擋拆的配合,這也是為何坊間說這是「23號戰術」。不過LeBron James這種球員的主宰性足夠讓他成為一個讓人生畏的得分手,而且同時還能作出傳導。但這季置於Irving身上似乎未見成效。

無庸置疑Irving是名很好的單打球員,但單打並非長遠之計,總會突然某一天沒有效。就像普通的擋拆也不能墨守成規,也需要多變,讓對手無所適從。而固定的單打模式,終究也會讓對手看穿。這也是為甚麼LeBron James多年v於騎士未能攻頂。更何況現在只是Kyrie Irving?

不少球隊都會讓他們隊中最強的球員在計時器倒數時持球在手,在剩餘的短時間內找到最好的出手。只是今季的騎士似乎覽用了這方法,以下圖片是Bleacher Report所截下的圖:

圖中可見,進攻時間還有15秒,而此時Kyrie Irving於罰球線附近出手,Tony Parker亦緊緊的防守著。我們稱這種跳投為"Contested Jump-Shot",即被干擾或防守到的跳投,而這種跳投基本上是籃球場上最低效,而且不應在進攻時間還有15秒時就出現。但Kyrie Irving就這麼把球投出去,沒有利用進攻時間去組織進攻,而最好也是投不進球。

Kyrie Irving這季的命中只有40.1%,三分命中更只有30.5%,在場均多了一次的起手的情況下,無論場均得分還是命中也大幅下降。而他的效率值也由上兩季的21.4跌到今季只算是聯盟平均左右的17.2。這問題當然也必須歸咎騎士過於單調的進攻戰術。以下是騎士其中一次的進攻:(不想看的我會在下文講解)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Rudcj1QRgGQ
這戰術基本上是十分普通,先以幾個傳球讓一名球員於高位拿到球,之後再以兩個無球單擋讓某一位球員拿到球。而這戰術並沒有為任何球員製造出空位,只是胡亂擾亂對方的防守陣式,讓持球者有機會進行單打。只是即便如Kyrie Irving這種單打好守,在防守陣式幾乎沒任何崩潰下強行進攻,效率也不能好到哪。雖然Irving是名不錯的射手,但過多的拔扞三分球也讓他的命中大跌。

當然鬧脾氣的Dion Waiters也是個原因。早在多年前紐約嘗試過讓Stephen Marbury和Steve Francis這兩名都需要持球的球員組合起來,但兩人多選擇各自單打而忽略兩者的合作。近年也有公鹿隊的Monta Ellis和Brandon Jennings,到了最後也是被迫拆顆。

即使是當年LeBron James與Dwyane Wade首季成位隊友時,他們也難以找到兩者之間合作的平衡。而現在Kyrie Irving和Dion Waiters也面對同樣的問題。由於Dion Waiters不擅長,甚至鮮少去進行無球跑動,使得當Kyrie Irving進入單打模式後,即使要傳球也找不到Dion Waiters。無球跑動如無球單擋、底線的無球切入等,也很少在Dion Waiters身上看到。這也減少了Irving的選擇,無奈的必須自行了斷進攻機會;而當他在單打時,騎士隊的球員多數也不太走動,似乎過份倚賴Irving。或許我們可以說是球員們根本不知道要往哪走。

Dion Waiters這種年少氣盛的球員在進攻上總是充滿了自信,有時會導致一些很差的投籃選擇。或許這該是Kyrie Irving的工作去把球要回來重新組織進攻,但當兩人意見不合時就會變成Dion Waiters不顧其他人自行進攻。這也是為何Mike Brown在Dion Waiters「病癒」後歸隊將他調至板凳,有時讓C.J. Miles甚至時Matthew Dellavedova出任正選,錯開兩人在球場上的時間。

進攻要靈活,球員的走動尤為重要。這也是為何在Rick Adelman的進攻下,灰狼隊的球員走動的頻率十分高,創造進攻上的流動才能得分。而在騎士中,他們的進攻就只能看他們的最佳球員能變出甚麼花樣。

當你有如LeBron James般的球員時,這種單調的進攻當然可行。他有足夠的能力自行創造進攻,並為隊友創造機會,而在這當中他甚至不會作出壞的抉擇。很可惜Kyrie Irving暫時並非LeBron James的級數,當然不用完全達到那種級數,但至少在他再次進步之前,騎士的進攻體系依然是停濟不前。或許你說要Mike Brown好好想想戰術的調動,但這似乎有點因難。

相比起上季,Kyrie Irving的使用率高達31.4%,比上季的30.2%還要多。但在每100次進攻中,騎士隊在Kyrie Irving在場上只能拿下99分,比上季的108分相距甚遠。這也解釋到為何Kyrie Irving和騎士隊也一同處於低迷當中。

原文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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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劉兆佳《回歸後的香港政治》所代表的中央看法及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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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佳《回歸後的香港政治》所代表的中央看法及其缺失
Dec 2nd 2013, 12:22, by 鍾耀華

最近在社會上鬧得熱哄哄的自然是「佔領中環」活動,然而在這個討論當中,大家似乎只著眼於香港的民主未來應該如何,卻未有對香港民主未來的一個政治理實阻力--中國共產黨,作出相當的理解及分析。作為一個全世界最大的極權政體,要在「虎」身上謀取民主的「皮」,必先對「虎」的思考方法有一定認知,否則將無從入手,各自喊陣而不得寸進。本文以劉兆佳的新作《回歸後的香港政治》作切入點,去分析中央政府或接近其的建制派對香港民主的想法,再嘗試分析這樣的看法將如何影響到我們對香港民主未來的考慮。

本書為劉兆佳就回歸後的香港政治提供的分析視角作一個整合,縱觀全書,主要的觀點有三,形成一個頗為完整的思考框架:一)香港的政治問題歸根究底是經濟的問題,政治問題只是經濟問題的延伸;二)政治問題之所以得以有效擴散是因為外部勢力而非中央/特區政府的管治制度;三)這些問題之所以會延展開去,只是因為中央不作主動及公開介入,當中央主動協助特區政府,就會得到港人支持,駕馭諸等問題。 劉兆佳一書讓我們可一窺中央政府或接近其的建制派對香港民主的想法,特別在處理他的第一個觀點中,我將不厭其煩的引用劉兆佳的原文,因為他的理解將直接影響我們如何思考香港的民主未來。


「政治問題」是「經濟問題」的延伸

這樣的想法散諸書中各章節,要數最為集中的必是第五章「中產階層與香港政治」。在章節開首,劉兆佳嘗試把政治問題與中產掛鉤:

「簡言之,香港在回歸後的政治混亂與管治困難存頗大程度上源於中產階層在結構上,心態上和行為上的顯著改變。」[1];
「在回歸後香港中產階層的質變在頗大程度上改變了特區的政治形勢和生態,總體結果是形成了一個政治動盪不安,政治衝突頻繁和管治艱難的局面。」[2]

在劉兆佳的想法中,從大量的社會研究中發現,超過百分之七十的被訪者都會說自己屬於中層,因此在主觀層面上,香港已經進入中層社會。[3]不過,他重視的是「教育程度較高並從事專業、行政管理、教育、社會服務和自由職業工作的中層人士的政治心態和行為的轉變」,因為這些人佔香港勞動人口的比例持續增加(約百分之二十左右),但政治能力卻可以很大。[4]

劉兆佳的說法是,基於亞洲金融風暴、公營事業市場化、香港的經濟結構轉型,中產階層的經濟機遇名前景不明望甚至已經身受其害,遂使中產階層與上層之間所存在的「非正式社會契約」[5]瓦解,所以「提升了中產階層的不滿和怨對、推動了中產階層激進主義和憤世嫉俗情緒的抬頭,驅使部份中產人士投身政治,並讓部份中產人士拒絕香港的建制和現狀。」[6]

對劉兆佳來說,近年社會的「泛政治化」[7]統統都是經濟不景的問題,近年新興的社會訴求都只是對經濟不景氣的心理補償。在以下這一段的文字可以看見此想法的重要性:

「對小部份人來說,事業上的挫敗,正好從非物質或後物質方面的追求中得到撫慰與補償,同時可讓自己覺得因懷抱更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生活品味而恢復自豪感,保育、環保、愛護動物、反對地產霸權、抗拒金融霸權、社區與鄉村保存、為弱勢群體請命等過去較少受關注的議題都紛紛被提到公共議程上來,受到社會各界一定程度的關注,也成為各種新興社會運動的主題與訴求。」[8]
換言之,這些訴求只是經濟問題的延伸,這訴求所關涉到的民主要求(社會公義、下而上的民主發展,政治合法性等)都不是社會真正的訴求,因為香港人的民主觀是「實用主義,視民主政制為工具而非理想,同時對此工具能否有利於繁榮安定心存疑慮,尤以中產階層為甚。」[9]

政治問題得以有效擴散源於外部勢力

如上所述,所謂「政治問題」的基礎在於經濟的不景,而「政治問題」之所以能夠迅速擴散及得以在港人心中有效發展,主要是基於外部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國人的陰謀」。

劉兆佳認為為,英方在80年代初「偷步宣佈」要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推動政制改革,目的就是要「催生一個『本土』的同時又『親英』的政權」,而且將會在九七後「架空」中國主權,破壞九七後中央的有效管治:

「代議政制改革其實旨在讓英方扶植它屬意的治港人才」;
「英方除了對行政機關和立法基關的產行辦法動手動腳外,它也在原有的政治體制大大小小各方面作出改動,其總體效果是削弱香港總督和行政機關、強化立法機關、壯大反共勢力......」[10]

劉兆佳又認為,英國勢力在九七後仍然有在做破壞中央管治的工作:

「[英國及其親英分子]利用港人的反共情緒和對香港前途的焦慮不安大力宣揚和推動其屬意的回歸後香港的新政治遊戲規則,並努力使之成為現實。」;
「由於反對派在港人心目中享有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反對派幾乎壟斷了政治上的話語權,並隨心所欲地塑造港人對政治的認識和理解。」[11]

意旨未明的所謂「西方國家」也一直在干預香港:

「回歸初期,西方媒體、政府和政容不時就香港事務發表意見,當中屢有批評。他們尤其頌揚香港反對勢力,並給予不少道德上、政治上、輿論上和物質上的支持......西方利用香港來對付中國的動機和舉動有上升之勢。」[12];
「一些西方勢力......的另一個目標是藉助香港的反對勢力製造香港內部的不隱、激化港人與中央的對立和引發香港『分離主義』的抬頭,從而使『一國兩制』落實困難,讓中央『面子』難看......」[13]

這樣將「政治問題」的擴大歸因於外在勢力,而忽視本身特區的政治設計以及其內部的民情變化,只會使建制派及中央在面對香港問題的時候失焦及應對錯誤,這其中的原因會在後文處理。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央在此等視角下,中央如何處理問題。

中央主動介入

經濟與外部勢力的影響之所以能夠成事,對劉兆佳來說,是因為中央主動的不作公開評論,把話語權「拱手相讓」了反對派,才使致特區管治艱難的局面。而在他的分析中,中央在早年不作評價不作參與的表面原因是尊重特區的高度自治和特首的管治自主性[14],然而實際的原因卻是因為在2003年以前,中央對特區政府的不熟悉:

「中央對於應否、如何和何時『介入』香港事務『沒底』。基本上中央對回歸後的香港局勢缺乏深入研究,更缺少擁有相關知識的研究人才,從而難以擬定工作方向。」[15]

而由於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以及其連帶的愛國力量在2003年區議會選舉受挫,要求民主改革的聲音高唱入雲,中央懼怕有政治危險威脅到其管治,所以投放了很多的資源去研究香港問題,建立一套由中央最高層直接領導香港事務的機制。[16]在此之後,由於「中央加強了對香港情勢和問題的研究,領導人和官員越來越有信心和能力對特首和特區政府進行『耳提面命』。」[17]

在中央信心滿滿的同時,它如何干預?其中是更加積極主動在對港政策的談話和論述上表明清楚的立場:

「中央肯定國家在香港今後的發展中必須擔負重要的、積極的和主動的角色。中央除了自行發揮其作用外,也會密切與香港進行合作,同時也對香港方面有要求。國家與香港『共同發展』和『共同承擔責任』是今後中央對港政策的核心,過去在『不干預』政策下的分割發展已經不復存在。」[18]

既然中央要「主動承擔」香港的責任,那該如何承擔?主要的手段為以經濟因素去撫平香港人對特區及對中央的不滿。由於中央對香港「政治問題」的理解被還原為「經濟問題」,要處理香港,自然是推出大量有利經濟的措施:開放自由行、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鼓勵內地企業到香港股票市場上市、在港開設人民幣業務、讓香港參與國家的五年規劃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以往香港一直被認為是為中國提供外匯收益,是要「充分利用」的。然而在這一堆經濟政策的安排後,由於香港對中央的經濟依賴日深,劉兆佳的看法是「國家刻意向香港『讓利』是彰彰甚明的」[19],使致中央對干預香港事務顯得更有本錢。

從加強主動對港政策的論述以及經濟融合,劉兆佳認為中央這樣這樣的轉變舉動可以發揮主動,適應新政治局面,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駕馭局面」。[20]如此一來,劉兆佳整個思考的框架就大功告成,認為這樣可以處理到香港的問題。


經濟問題Vs價值轉向

在劉兆佳的分析框架底下,近來的諸多社會議題都被還成經濟問題,所以在處理香港問題時,中央著意推動經濟措施,以期將問題解決。這裡忽略了兩點重要的面向,其一就是香港人開始有價值轉向,對民主的理解不再限於工具性。儘管對所謂價值轉向,有論者(劉兆佳亦然)多訴諸於03前的經濟不景氣,但如Inglehart及Welzel所言,歷史事件的出現可以突然間帶來很大的社會價值轉向。[21]而這樣的改變,將不能再回到過往的階段。

香港人的政治參與要算到近十多年才較為熱烈。直到九十年代初,香港人的政治只是「積極的旁觀者」(Attentive Spectator)[22]。其意思即是說香港人在政治的關注上非常積極,對政治有一定興趣,在大眾新聞媒介的消耗(consumption)甚至比其他先進國家更高;然而在實際的政治動員上卻較少參與,而且幾乎大部份的參與都較個人,離不開物質關注(material concern),甚少把矛頭指向制度。

這個情況到了2003年的七一遊行有明顯的轉變。在2003年的遊行中,多達50萬人上街,是僅次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政治動員。相對於當年八九年流行的「民主抗共」論,即以民主抵抗北京,保留香港經濟生活模式,零三七一遊行其中主要的口號是「還政於民」。這有象徵意義,我們可以這樣閱讀:政治不再僅是工具式(instrumental)帶來某理想的後果,而更是在價值上的認同政治要由公民決定,認同民主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同時有關的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市民覺得自己關心政治,有能力參與政治。

「民主價值的認同」及「自覺對政治參與有能力」兩點的結合使更多的香港人參與政治行動,要求制度變得更民主而非僅強調就單一事件的結果理想。當香港人愈發擁抱民主價值時,會有幾個重要的含意。第一,因為對政治工具式的理解逐漸消弭,即使政府能提供社會經濟成果,若果民主依然未到來,大家依然會不滿意;第二,以社會經濟表現作為政府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來源的想法對香港人來說不再吸引,大家會進而追求程序公義,包括民主的政策制定;第三,因著程序公義,政府的決定會更易受公民社會的動員及挑戰。[23]

這種對民主理解的轉向一直蔓延,超越了「經濟作為社會訴求的根本」的說法。依照這樣的理解,各種新興議題及其連帶的民主要求都不能被簡約為「經濟問題」。

而且,過往殖民地除了因為經濟環境良好、港人政治參與不熱烈外,更重要的是沒有「管治認受性」的問題。這並不意味殖民政府就得到港人支持及擁戴,反而是因為過往在戰後到80年代抵壘政策結束前,來港華人是為了逃避共產黨及其所帶來的戰亂而主動選擇到香港生活的,他們對作為殖民地的港英政府沒有甚麼要求,因此不存在認受性的問題。[24]然而,九七回歸後,特區政府要直面群眾,其管治的認受性便每天都可能受到質疑,認受性的來源可以是因為performance legitimacy,即政府的經濟表現,又或者democratic legitimacy,即政府工作的民主成份及其有無廣大選民授權。因此僅以經濟角度去理解香港諸多社會議題顯然是不足夠,以及無法處理新的政治價值問題。

經濟問題Vs世代政治

另一個把社會問題簡化為經濟問題的不足就是忽略了世代政治的重要性。自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把世代政治提上公共議程後,產生好大回響。論者無論立場如何,都逃不掉一個中心想法:不同年代的人的成長經驗及社會歷史會影響一個人的行動取向及其價值觀,而這些取態將會反映在他們的行動上。[25]

這樣的一個想法,其實在與上述所說的價值轉向議題暗合。由於年青一代(80後)生活的歷程與上一輩不盡相同,他們的價值系統與上一輩人也同樣相異。在1966年,年齡在十九歲或以下的人口,佔當時總人口比例的50.5%。由於人數眾多,他們是社會的critical mass,他們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他們的意識也就成了香港意識。香港從五十年代的貧苦到七十年代經濟轉型以致經濟起飛的故事,恰巧與戰後嬰兒成長的經歷重疊。他們踏足社會之時,正值經濟快速發展,加上上一代人因為戰爭的關係而人數較少,他們可以很迅速的向上社會流動,換來較好的經濟地位。因著發展的順境,戰後一代選擇性地挑選了某些個人經驗成為他們對香港的理解,把香港定義為經濟城市,這樣的定義也因為他們人數之多以及影響力,成了普遍對香港的理解。中央對香港問題的掌握,正如上面所提到一樣,並無深入掌握,也因此分享著香港作為經濟城市的想法。

然而,年青一代(80後)有他們的生活經驗以及歷史,他們對香港的理解與之有好大的出入。年青一代在呂大樂的界分裡面是第四代香港人,他們活在一個被第二代香港人(戰後嬰兒)霸佔社會上流位置的時代,他們的生活經驗沒有甚麼急速的向上流動,反而在最青春開始懂事之時就面對著九七後接腫而來的社會問題:主權移交、新機場混亂、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等等。他們這一代人大都經歷過零三七一,成為不少人第一次的意識啟蒙和覺醒。[26]這樣的生活經驗和社會歷史使得他們打從一開始就不相信「經濟城市」的論述。他們是因為從不相信經濟城市的價值--而不是相信過後而有所失落--所以有其他的價值系統,包括後物資主義的傾向。這個世代政治是無法僅以搞好經濟作為解決辦法的。

外部勢力Vs混雜的吸納政治

在香港,之所以政治問題會成功擴大無法處理,如果只從外部勢力干預的角度去解釋(雖然何為外部勢力干預語焉不詳),將會忽略了香港政治制度的自身問題。其中一個好重要的面向,就是中央的對港政策,基本上那是港英時代行政吸納政治的延伸。

在九七前,中共著手打造新的治港精英以鞏固勢力,它採取了和港英一樣的手法:行政吸納政治,甚至把之轉化為政吸納商界勢力。[27]中共在九七前,他們認為香港化所以「成功」,原因在於一個競爭性自由市場外,還有因為一群受支持政府政策的商界精英。這個情況對中央來說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在1979到1995年間,香港為中國提供了接近三分之二的總外資投資,中共擔心若商界精英不接受香港的管治由英國轉到中共手上的話,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受嚴重打撃,因此中共非常著意吸納這這群商界精英的支持。[28]除了商界精英外,為求統戰各階層,亦因為他們同樣保守,對民主化並不熱衷,所以中共亦希望吸納不同的專業人士,以圖平穩過渡九七。為此,鄧小平定下兩條原則:港人治港的管治人才應盡量為商界及專業階層;及這些管治人才唯一的要求是要持中共政策的「愛國者」。[29]

政府要保證他們的利益,在施政中偏向他們。[30]而保證他們利益的做法,就是把他們吸納到政治體制內,讓他們同時能有政治力量,與政府共進退。在九七前,中共的做法是把他們吸納到不同的團體內,包括基本法委員會、港事顧問及區事顧問、預委會、籌委會、選委會、臨立會以及行政會議。在九七後,他們的做法是在立法會內保持功能組別,以及在不同的諮詢委員會中委任商界及專業精英。

這樣做的問題在於這群政治及商界精英雖然大致都有政治保守傾向,以及支持北京政府,然而他們會各自為界別利益爭奪拉扯,甚至未必一定都是自由市場的堅定支持者。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一個政治群體,特別是在非重大政治敏感議題上,將不會和政府事事一致,這自然大大減低政府施政的順利。[31]

外部勢力Vs港式比例代表制有利激進勢力

如果只從外部勢力干預的角度去理解香港問題,另一個亦會被忽視的重要問題就是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制度,港式的比例代表制將有利激進勢力進入議員,不利政府施政。

好些民主制度可以限制激進意見的冒起,但香港的情況就非常有趣。當年回歸前,由於其時左派未成氣候,在當年曾經實行過單議席單票制中,民主派搶佔了絕大部份的立法局議席。為防止民主派坐大的情況在回歸後發生,中共就定下了比例代表制的選舉辦法,再加上採用了「最大餘額法」及「黑爾基數法」[32],使整個選舉制度不利大黨,希望可以阻止「勝者全勝」的局面--即得票較多的黨派可以奪取該選區的議席,無論雙方有多接近的得票率,舉例6成對4成,這樣不利未發展成熟的政黨--扶持處於劣勢的左派政黨。

這一著非常成功,當日未成氣候的政黨在比例代表制下獲得一定議席,加上中共的大力支持,慢慢就發展成為成熟的政黨,雄據立法會,今天的民建聯成為最大黨就是證明。但是這樣的比例代表制度下,一定會鼓勵「激進」政黨的冒起,因為好些小政黨只需要提出較為「激進」的見解,穩定那些「激進」的支持者,即使是少數,也就足夠在議會上找到立足之處,而他們也自然會將社會的氣氛推高。當激進黨派能在議會站得著腳,共識自然難尋,政府施政自然會面對較大的困難。


中央看法對香港民主前景的影響

上述所說都是本身中央在理解香港,設計香港政治制度時的問題。中央對香港問題只是還源為經濟問題,而當出現問題時又只將焦點置於外部勢力:前者把問題的核心誤判,後者將焦點放於敵我鬥爭思維而無視香港制度問題。基於這樣的情況,我們似乎能夠預視中央只會推行更多的經濟措施經濟融合,以圖解決香港社會的種種問題。在中央對港人「實用民主觀」的理解下,中央沒有原因要推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因為在它眼中,只要經濟好景,「民主」的訴求就會消弭。

在中央整個思路裡面,最好是把香港「冷凍」為經濟城市,把特區「去政治化」,僅將特區看待為實視中央統治的被動對像,最好是一個非政治化的中性地區。[33]然而,這樣的期望是漠視社會現實的。如果香港要走向全面的民主,似乎一定要處理得到社會的民主價值轉向,再無法以半桶水式的民主去矇混過關。更重要的是中央要放棄敵我思維,要認真看待香港的社會現況,政治現況,去作出政治改革,而不在停留於敵我思維的自我界限當中。

然而,在中央這樣的一套思路下,我們期望中央自覺讓香港走向全面民主及高度自治,似乎並不實際。據Robert Brickers的說法,當年英國之所以給予香港高度的自治,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英國的殖民地部官員並不了解香港實際情況,往往只能夠相信或任由港督判斷。[34] 而Goodstadt的說法是因為香港財政獨立不需依賴英國,甚至可以貢獻英國,所以香港才有本錢爭取自治的空間。[35] 如今看來,在中央對港的掌握漸趨豐富、可收集資料的渠道愈來愈多、以及在03後香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日深的時候,香港以乎沒有可以就自治權討價還價的本錢。

中央認為在採取經濟段及公開表述對港政策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駕馭局面。如是者,要香港走向全面民主及高度自治,似乎只能夠告訴中央:你無法駕馭。因此,香港理論上需要發展多元化的產業,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也要以不同的形式去令中央知道他所表述的那種過時政治取態我們不會接受,大家對民主的要求不僅限於工具理性。佔領中環似乎是一個能對中央造成壓力的方法,讓我們看看歷史會怎樣走下去。

[1] 劉兆佳,《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頁200。

[2] 同上,頁203。

[3] 同上,頁206。

[4] 同上。

[5] 劉兆佳所言的「非正式社會契約」意思是只要有供中產人士及其下一代向上社會流動機會的話,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以及種種的問題都可以容忍。

[6]劉兆佳,《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頁226。

[7] 雖然社會上幾乎每事都是政治,然建制派人士仍然喜歡以「政治化」指控各種社會聲音,以為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這當然又關乎於他們對香港「理應」是一個經濟城市的想法有關。

[8]劉兆佳,《回歸後的香港政治》,(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頁228。

[9] 同上,頁123。

[10]同上,頁118。

[11] 同上,頁120。

[12] 同上,頁63。

[13] 同上。

[14] 同上,頁42。

[15] 同上,頁11。

[16] 同上,頁32。

[17] 同上,頁43。

[18] 同上,頁27。

[19] 同上,頁49。

[20] 同上,頁277。

[21] Inglehart and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pp.21, 39-43.

[22]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Attentive Spectato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23] Ma Ngok, Value Changes and Legitimacy Crisis in Post-industrial Hong Kong

[24] 呂大樂,"思想「九七前」與「九七後」香港",謝均才編,《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出版社,2002),頁469。

[25] 見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

[26] 岑學敏,"本土Lost In Translation",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編,《本土論述2008》,(香港:上書局),頁140。

[27] Leo F. Goodstadt,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3 (Sep., 2000), pp. 727.

[28] 同上,頁728。

[29] 同上,頁726。

[30] 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94。

[31] Ma Ngok, "Reinventing the Hong Kong state or rediscovering it? From low interventionism to eclectic corporatism", i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ume 38, Number 3, August 2009, pp. 510.

[32] 這裡採蔡子強先生的解釋:在最大餘額法下,先定下一個「當選基數」,然後把每份參選名單與此對照,名單中排名第一的候選人,便可獲分配該組總得選票的全部,第二候選人則獲分配總票數減去一倍於當選基數選票剩下來的餘額,至於第三候選人,他又可以獲得分配總票數減去兩倍於當選基數選票後的餘額,餘此類推。最後,檢視所有參選名單,按各候選人所獲分配選票再行分配議席。香港採用的「當選基數」是所謂黑爾基數(Hare Quota)法,那是把選區的有效票總數,除以選區議席總數。

[33]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頁126。

[34] Robert Brickers, "Loose Ties that Bound: British Empire, Colonial Autonomy and Hong Kong," in Ray Yep ed., , Negotiating Autonomy in Greater China: Hong Kong and its Sovereign Before and After 1997,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3), pp. 29-45.

[35] Leo Goodstadt, "Fiscal Freedom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s Capitalist Society," in Ray Yep ed., , Negotiating Autonomy in Greater China: Hong Kong and its Sovereign Before and After 1997,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13), pp. 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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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青年拒當樓奴新聞稿1.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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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拒當樓奴新聞稿1.12.2013
Dec 2nd 2013, 10:42, by 青年拒當樓奴運動

倒行逆施 大專學歷成安居樂業絆腳石
政府無能 「房屋署」我扣足你689分

現屆政府口口聲聲首要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但在梁振英管治下,地產霸權依然當道,私樓價格和租金持續飆升,完全脫離市民大眾負擔能力。11月25日,房屋署署長柏志高,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會議中表示,未來會研究將具有專上或以上學歷的公屋申請人實施扣分。青年拒當樓奴運動對此表示強烈反對,政府此項建議根本本末倒置,為求減少公屋輪候冊人數,竟忽視青年生活疾苦和住屋需要,強迫青年投身泡沫樓市中,成為地產商的奴隸。為此,我們舉辦了「房屋署,我扣足你689分!」反對公屋大專學歷申請人扣分制行動,向房屋署表達青年們的不滿。

青年拒當樓奴運動認為,政府脫離現實,抱殘守缺,以為「專上或以上學歷」必然獲得「高收入」,事實是: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15至34歲擁有專上或以上學歷,而月入少於10,000元的在職青年,高達96,813人,即每五個大專青年有一個低薪;政府也以為「專上或以上學歷」等於未來「向上流動」,事實是:2011年專上學歷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與2001年一樣,停留在20,000元,但這十年來私人樓價至少翻倍。

所謂「專上或以上學歷」,其實亦為政府的語言偽術。「專上或以上學歷」除了包括學位或以上的學歷外,亦包括了完成了副學位、文憑及證書等程度的學歷。政府把這兩類學歷捆綁一起,刻意誤導市民,令人以為所有「專上或以上學歷」青年均屬於高學歷一族,對非學位學歷青年極度不公平。

除低薪外,一般青年在畢業後,更需要償還學債、持續進修、供養家人,在通漲下面對各種生活開支上升,根本不可能儲蓄首期置業或長期負擔私樓高昂租金/供款,青年為求安居樂業,只能選擇申請公屋。

可是,政府不但對青年苦況置若罔聞,無視青年住屋需要,更將房屋問題推卸在青年身上,企圖製造「不思進取」的標籤,剝奪青年住屋權,掩飾政府對房屋問題束手無策、維護地產商利益的事實。青年們對於政府這種抹黑和分化的手段,感到極為憤怒!

為此,青年拒當樓奴運動強烈要求房屋署:
1. 立刻撤回研究大專學歷公屋申請人扣分制;
2. 撤銷公屋申請非長者一人配額及計分制,停止對青年住屋需要的歧視;

並要求政府在長遠房屋策略:
1. 大量增建公屋,並提高單身及家庭申請公屋的資產與入息限額;
2. 恢復包括租金及租住權管制的租務管制,保障未能入住公屋市民的基本住屋需求;
3. 停止推行任何鼓勵置業的政策,以免刺激樓價並強化地產霸權問題;
4. 研究推行非商品化房屋,讓市民可以安居而不必受置業風險的影響,打破地產霸權對市民生活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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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政府發牌搞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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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發牌搞藝術?
Dec 2nd 2013, 10:43, by 吉暝水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書面回應陳家洛議員關於街頭藝術的查詢,談及政府對街頭藝術發牌制度的憂慮。結合新增免費電視牌照的風波,民間也開始討論街頭演出牌照制度的需要性。誠品書店、號外雜誌和文藝復興基金會合辦了一個講座,邀請了三位街頭藝行者(小丑藝人蘇春就、好戲量賴恩慈和Hidden Agenda黃津珏),剛好觸及公共表演空間的議題。

蘇春就:制度有助去蕪存菁
三位嘉賓裡面,蘇春就(Mr. Funny)大概是跟政府有過最正面衝突的一位。他在2003年開始走上街頭,在哀怨悲情的這一年,蘇春就用他最擅長的小丑演出,為這個城市帶來笑聲,卻先後在2006和2010被檢控。兩次的官司均未能成功對Mr. Funny入罪,使他的案例為後來許多街頭藝術案件的參考,對於蘇春就個人也開始思考街頭表演發牌制度的可行性。

活動上,蘇春就指出街頭藝術發牌制度在外國已經非常流行:遠至法國、澳洲,近如南韓、台灣都有。他認為街頭藝術是城市重要的景觀:在遊客面前可以展示香港的活力,在居民面前能排解世界怨氣。然而,現在香港街頭表演質素參差,並特別點出旺角已經「淪陷」,好些演唱者當作是唱K一般的娛樂,缺乏專業。

「既然自然沒法淘汰,只好靠制度把關」,蘇春就相信有了發牌制度,街頭藝術的水平就更有保證。

賴恩慈:藝術點解要被政府審核?
同樣是公共空間活躍使用者好戲量的賴恩慈(阿Mo)則持相反意見,在他眼裡街頭藝術不是佔用街道,而是一種共享。公民都有權利使用公共空間,包括進行藝術創作,政府的介入反而引起審查的憂慮。街頭表演重視即時性,通常都能一針見血的回應社會時事。要是實行發牌制度,政府會以甚麼作為考慮因素呢?反建制的表演會不會被篩去呢?

「我覺得藝術沒有高低,而政府更是沒有這個權威去界定藝術」阿Mo這樣說。他支持從自然競爭中汰弱留強,將主導權交回群眾。回顧過去幾年的街頭表演經歷,阿Mo觀察到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街道上表演的種類也多了,群眾跟表演者之間的互動一直沒有止息過。

至於一些表演或者對其他街道使用者構成滋擾,阿Mo認為溝通是解決的最佳辦法,並分享了好戲量在旺角西洋菜南街的經驗。有一個警察因為接到居民投訴,經常要來跟好戲量團員溝通接觸。雖然警察也沒法對演出的人做甚麼,但有投訴不能不做點事,往往都是過去說兩句平息了就算。後來,這警員下班了以後特地去看他們的表演,讓阿Mo印象深刻。彷彿他們默默在做的事情,能夠感染到本來沒感興趣的人。把藝術帶出廟堂,讓更多的人接觸到文化,是街頭表演潤物無聲的教育過程。阿Mo如此相信,如此力行。

黃津珏:發牌可能是捷徑,但將失去了最美的過程
支持和反對之間,音樂人黃津珏開宗明義的說:「發牌對香港來講還是比較新鮮的討論,但我暫時還找不到發牌的需要」。

阿珏的音樂生涯活躍於觀塘,對於最近該區如火如荼的重建特有感觸。為了重新發展觀塘,政府也區內搞了很多文化活動粉飾太平,例如「反轉天橋底」計劃。原本區內的音樂人也是會有Guerrilla gigging的活動,要是重建開動了以後,許多藝文創意產業工作者棲身的工廈,將會在短時間內減半。殺了數以百計的工廈,還以天橋底一號場,阿珏覺得政府都太過虛情假意。

「表面上好像政府很好很支持藝術發展,有些bands他們會用一號場表演,但其實他們的使用,只是政府公關的手段」黃津珏指出這些活動都得不到區內人士的參與和支持,重要有於政府未有真正了解他們的痛。發展文化藝術從來不是政策下達就水到渠成,而是由下而上又絮絮不斷的對談。

回到發牌的討論,阿珏認為發牌跟觀塘重建相似,看上去似是解決問題的捷徑,但其實街頭藝術最美的過程被抽空了。公共空間裡的互動,不限於演出的時間,還包括跟其他使用者的討價還價。每一個人都有同樣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但甲之蜜糖 、乙之砒霜,所以不同的使用者往往都要透過溝通以取得平衡,務求讓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地一同享用。隨著社會氣候裡公民意識的爆發,黃津珏看到的是市民對於街頭藝術的理解進步迅速。發牌,是可以考慮,但現在走的方向也沒有不好。

在管理者的立場上,發牌是比較有系統,但又掀起審查的嫌疑;從創作自由看來,發牌卻是一種限制。個人來講,我是傾向於阿Mo和阿珏的觀點:我相信對話才是最根本的和解。跳出來看,我知道這想法是浪漫得有點天真,而且過程可能很長,甚至是沒有結束的一天。那是因為藝術本身就是流動不息的呀!好吧,說服不了你(其實我從來沒有說服任何人的打算),就總結一句:大概是我們都太年輕了!

原文連結:http://movingfromhere2there.blogspot.hk/2013/11/blog-post_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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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中國:卡梅倫應要求落實改革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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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卡梅倫應要求落實改革承諾
Dec 2nd 2013, 09:46, by 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

中國:卡梅倫應要求落實改革承諾
和平異見者遭日益嚴厲打壓亟待公開聲援

(倫敦,2013年11月29日)-人權觀察今天表示,英國總理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下周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他官員時,應公開呼吁落實重大改革以保護人權。卡梅倫將在2013年12月2日星期一抵達北京,並在三天行程中訪問上海和成都。

"鑒於中國當前可悲的人權狀況,卡梅倫應該接續他本月稍早在斯裡蘭卡拋下的話題,當時他說要'喚起全球關注'人權侵害,"人權觀察亞洲部主任布萊德・亞當斯(Brad Adams)說。"英國應該堅持一貫的人權立場,包括公開譴責人權侵犯,讓中國人民和政府都聽見。"

根據人權觀察的研究,中國對維權人士和政治異見者的打壓在2013年節節升高,同時增強網絡審查,藏區和新疆的情勢也在惡化。

英國政府本身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評估同樣悲觀。外交和聯邦事務部(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最新的人權和民主報告將中國列為"關注國家(country of concern)"並指出:

利用非法及任意措施打擊維權人士的情況在2012年持續發生。手段包括強迫失蹤、軟禁、限制遷徙通訊和結社自由、法外拘押(包括"勞動教養"、"黑監獄"和非自願精神治療)和騷擾家屬。維權人士還持續遭受刑事檢控和程序不公的審判,常常被控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等缺乏明確定義的罪名。外交人員和媒體一再被禁止旁聽這些審判。

該報告注意到"此類定罪在2012年有所增加"並表示:"記者、博客和知識分子持續因行使言論自由而遭騷擾或拘押。許多知名維權人士,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都為倡導政治自由和人權而被判重刑入獄。"

卡梅倫總理應該針對這些發現采取行動,並且反對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10月訪問中國時表達的立場。奧斯本此行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提到人權,甚至連在北京大學的主題演講中都避談這個字眼。相反地,他強調兩國的分歧僅僅因為"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政治體系"。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被追問此一問題時,他回答說他認為中國正用"它自認合適的方式"在"處理自己的問題"。

"中國政府對人權的侵犯是系統性、廣泛性且十分嚴重的,"亞當斯說。"依照英國既定政策,大衛・卡梅倫應該向中國政府最高層表達對人權的強烈關切,讓勇敢的中國維權人士知道國際社會已聽見他們的聲音,也正為他們向中國政府施壓。

人權觀察說,卡梅倫應該敦促中國領導人落實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首次三中全會所承諾的各項改革。中共在會後宣布了多項旨在改革司法制度的措施,例如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減少適用死刑罪名、遏止強迫取供和強化法院排除地方干預的機制等等。此外,中國政府還宣布要松綁一胎化政策,允許配偶中一人是獨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

尚未明確的是這些措施將如何實施,是否只是互不連貫的瑣碎改革,因而無法改變政府系統性打壓異議、審查信息和黨高於法的現實。舉例而言,許多勞教所似乎只是改名為戒毒所,仍舊可以不經審判將人拘押。

雖然中國可能將生育政策由"一胎"改為部分"二胎",其宣布的改革掩蓋了一個事實,即整個計劃生育的強制侵權機制仍紋風未動,包括強迫結扎和人工流產。

除非大幅強化刑辯律師的權利,例如允許他們成立獨立的律師公會,改進司法行政和節制警方濫用刑訊逼供將舉步維艱。

人權觀察說,卡梅倫應該施壓釋放政治犯和獄中的維權人士,包括劉曉波,他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1年,妻子劉霞也從2010年10月起被非法監禁在自宅。劉曉波的律師於11月中宣布,他們打算提出再審的要求。

"如果一位英國首相訪問中國卻未能公開呼吁釋放政治犯,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那將是一件不可原諒之事,"亞當斯說。"卡梅倫和他的前任們曾令人贊揚地呼吁釋放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和其他緬甸政治犯,也曾對許多其他國家做同樣的事。中國維權人士起碼應該得到同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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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小心沒有意義的「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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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沒有意義的「主義」
Dec 2nd 2013, 09:30, by 山中

想寫(其實是指責)陳弘毅混合李柱銘和湯家驊方案而提出的「折衷方案」,但今天沒有時間細心分析,留待明天才寫。

簡單的說現在的社會心理問題。現時全世界都出現很多大規模的政治/社會動盪和衝突,其中一個主因是經濟問題;經濟衰退時執政的政府喪失部分合法性,因此它們需要用其他方法彌補。因爲這種政治動員往往是以「反對什麽」來定義自身的立場,所以社會容易出現對立的局面。

而意識形態–主義–的對立其實比真正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有更大的負面影響,因爲單純用意識形態出發去想問題,就會認爲自己的所信奉的一整套想法,不論是對經濟、社會、科學、道德,都必然比持有相反意識形態的人更爲,甚至絕對正確。現實中,這其實是信仰對信仰,教條對教條的「宗教鬥爭」。與宗教唯一不同的是,意識形態將宗教所信奉的神換成「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等思想。意識形態教徒口中所說的話其實大多都沒有明確的意義(例如最近流行的「公義」),他們也無法想清楚到底自己在說什麽,能否解釋或解決現在的問題。因此,意識形態的對立其實是身份與身份之間的對立,我和他之間的糾紛。就算是「我方」贏了,問題還是會存在。

"But, after all, it is the leaders of the country who determine the policy and it is always a simple matter to drag the people along, whether it is a democracy or a fascist dictatorship or a Parliament or a Communist dictatorship…the people can always be brought to the bidding of the leaders. That is easy. All you have to do is tell them they are being attacked and denounce the pacifists for lack of patriotism and exposing the country to danger," Herman Göring如是說。

不想被人利用/誤導就得細心想清楚他要說的到底是什麽,對現狀與將來(尤其是如果他有機會掌權),尤其是民主自由法治正義,有什麽樣的影響。

原文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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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關於夢想破滅的兩部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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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夢想破滅的兩部小說
Dec 2nd 2013, 08:30, by 刺青雜誌

原文刊於此

文:阮釋然

儘管出生背景各有不同,但每人多多少少總有夢。有些夢比別的夢更痴;有些夢可能由始至終也沒有實現的可能,更可怕的是,有些時候你無從分辨腦海所想所要的,是幻象,還是現實。當人們談論「美夢幻滅」這個主題,第一本想起的小說通常是美國作家F. Scott Fitzgerald最為人熟悉的The Great Gatsby:一個講述美國夢幻滅的愛情故事。然而在北歐讀書期間,我接觸到一本鮮為人知的小說,一本我認為比The Great Gatsby更能道出其中真諦,一本香港,甚至其他亞洲讀者都可能感到非常陌生的小說:丹麥作家Jens Peter Jacobsen 臨終前五年(1880)完成的最後一部著作──Niels Lyhne。

比之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早近一世紀前,與Fitzgerald一樣英年早逝的Jacobsen已在小說中寫下經典一句,一句堪稱與Jean-Paul Sartre有關「人類存在的荒謬與虛無」齊名的句子:"There is no God and the human being is His prophet"。承接著Scandinavian Literature 歷史中著名的Modern Breakthrough (1860-1890),這本書討論的主題駁雜宏大,如愛情,婚姻,宗教,信念,現實與幻想等等。有別於The Great Gatsby單一的故事結構:關於痴心軍官明明確確的追尋人生唯一最愛(也是錯愛)的Daisy,Niels Lyhne卻是有關一個男孩由嬰兒到老年期間一生經歷的希望與失望。

主角Niels彷彿由出世前已命定要承受這種敏感的思考的折磨:雙親極端不同的世界觀──母親極端的浪漫主義和父親的唯物寫實主義也令Niels精神上長期極度痛苦;個人理想方面,他夢想成為一位偉大的詩人,卻始終鬱鬱不得志。

六個女人,六次愛情美夢幻滅。當中有年紀比他大卻高挑美麗的姑姑,有好友的愛妻,有萍水相逢的歌女,有比她年輕許多的少女,有性格爽朗的寡婦……然而,每個女人都在與之相愛期間分別以不同的理由和手段拒絕Niels。

當中除了對追尋完美愛情的夢的掙扎外,主人翁也徘徊在無神論和基督教之抉擇中。一言以蔽之,不同的概念在他的腦海裡爭鬥一生,中間愛上,被拒,愛上,再被拒,父親死了,然後母親死了,摯友死了,終於結婚,妻子病死了,兒子死了……周而復始的重複又重複,像Sisyphus推石頭的故事一樣,了了無期,唯一不同的是:他最後孤獨的離開世間。他拒絕醫生的建議:請牧師相伴離世。以下記醫生精彩而發人深思的一段話: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I'm alive and healthy. Don't lie there and torture yourself with your IDEA. People who are about to die don't have ideas, and the ones they do have don't matter at all. Ideas are good only for living; life is where they serve their purpose. Will it help a single human being if die with one idea instead of another? "

不同他的妻子,在臨死前突然因為害怕虛無和孤寂而信教了,Niels由始至終也堅持無神論。在我看來,也許他已經不再為有神無神的立場而堅持,而是感情上不甘心之前所受的苦難因死前信念的放棄而變得毫無價值。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是"If I were God, I would much rather bless the one who does not change his mind at the end." 它令我想起英國著名詩人John Milton無韻史詩Paradise Lost裡面那個決意反抗上帝的撒旦,一個從頭到尾不服從強權的outcast;Camus小說The Outsider裡寧死不屈的outsider。

語言運用方面,這本帶有自然主義的命定觀點和達爾文進化論的遺傳色彩的小說,出奇地以大量花俏的形容詞(flowery language),華美詩化的語言(poetic language)寫成,有別於傳統寫實主義作家那故作冷漠無情的筆調。有著名評論家(如丹麥評論家Georg Brandes)曾經批評他的語言風格,認為這種不嚴謹,支離破碎的故事結構,和過分華麗誇張的辭藻會令討論的焦點變得不集中, 變得" inconclusive"。那一刻,我腦海突然想起另一位華文作家的寫作態度──同樣不理會社會中鬧得烈烈轟轟的意識形態,國家大事的鬥爭。也許他與張愛玲有著相同的美學觀,如才女所道,「以被人看做過於華靡的描寫,去樹出人生的素樸的底子。」(自己的文章) Jacobsen寫作最關心的核心由始至終都是『夢』。據統計,"Drøm"是其中一個他創作使用的最多的字。

單純比較兩本書的人物心態,The Great Gatsby的男主角其實是知道Daisy那一把所謂誘惑人心的聲線發出的是「金錢的聲音」,可見他並非在愛情中完全麻木。然而,他為Daisy所做的一切都是義無反悔,心甘情願,包括頂包殺人的罪名──甚至最後獻上他的生命。他是一個愛情的悲劇英雄,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標。因此,Gatsby的死亡儘管同樣令人深感世間的不公平和無奈,現實的殘酷和美夢的脆弱,但背後有種樂觀的覺悟。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並不受現實裡醜陋面的影響,而義無反顧的堅持,正是作者想傳達的理念之一,也是他一生的寫照。The Great Gatbsy正好完於一句:"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相反,Niels知否自己最愛的女人是誰?他的夢不比Gatsby的夢,後者的夢儘管是幻想,但他至少依然甘心的把它視為人生終極的目標,像錨一樣固定他存在的意義;前者卻始終弄不清真真假假,是大海裡的一株樹,在無根的茫茫的汪洋中,飄流的木,一直等着腐爛。他的夢是散光的,灰的,沉沉的陳塵,從頭到尾也說服不了自己去自欺一個生存的理由。世界上前者的人比後者多。

讀完這本書的感覺像已過一輩子似的,人生如夢,回想自己現在的人生到底在做什麼?會否正在追求的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自我的幻想?心中不期然滋長出一絲不祥的預感,主角不可避免的命運早晚會降臨到我身上:畢竟每個人一生會經歷到的核心事件大抵也無所幾差,分別只是早還是晚,長還是短,疊在一起還是分散出現。對我而言,比起The Great Gatsby較簡單的失落的愛情夢,Niels Lyhne的失落是全方位的,多維度的(multi-dimensional)絕望。不停的抉擇,它裡面的哀傷和遺憾深深地刺痛了我。

當然,以上只是隨心而發,不成系統的簡單比較。但對於「幻滅夢醒」這個題材有興趣的朋友,Niels Lyhne會是你的另一個選擇。有時間不妨找來讀讀。順帶一提,此書好像還沒有中文譯本,看來要勤力翻翻字典了。

原文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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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接近無限溫暖的藍:片長三小時絕無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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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無限溫暖的藍:片長三小時絕無此需要
Dec 2nd 2013, 08:43, by 晞。觀影記事

11月30日 16:15 百老匯電影中心

獲得康城影展最高殊榮金棕櫚獎及最佳女主角的《接近無限溫暖的藍》,氣勢可謂一時無兩,時近年尾各大報章雜誌選出的年度十大電影中,本片也必佔一席位。電影以一段橫跨多年的女同志之戀作主題,不單劇情突破世俗,連性愛場面也露骨大膽,難怪本片未映先轟動,接連兩個電影節選映此片也於短時間旋即滿座。坦言,片長近三個小時的《接近無限溫暖的藍》真的太長了,根本無此必要。電影描寫的一段同志之戀刻劃得太片面和單薄,我覺得兩小時,甚至個半小時已能完成。當然,若電影堅持要拍足三小時(畢竟也橫跨了一段長時間),理應能對片中的感情描繪作更細膩描繪。幸而,《接近無限溫暖的藍》來到末段,把角色成長以後所面對的複雜矛盾寫得很精彩到肉,兩位女主角高水準的演技,也令觀眾沒有再想這段關係到底是同性或異性之戀,傷痛得叫人嘆息,一個餘音裊裊的結局,總算為電 影挽回不少分數。

警告:下文可能含有結局暗示,請讀者留意。

高中生Adèle與普通人一樣,生於一個小康之家,每天上學放學談戀愛,過著簡單的青少年生活,直至,某天她在街上遇上了藍色頭髮的Emma,生活便馬上展開翻天覆地的變化。Adèle分不清自己愛的是男生還是女生,最終也與Emma走在一起甚至同居。當她們各自離開了青春時期,踏足了社會生活,二人始發現生活來得格格不入,甚至誤會頻生,當妒意開始產生時,這對少女的愛戀也逐漸崩潰...


雖然這也算是一部青春電影,但片初描寫女主角少女時的故事也真篇幅太多了
  
《接近無限溫暖的藍》片長三小時真的很漫長,甚至,我覺得本片實在拍得太長了,根本無需要拍成這個片長。我明白,導演意欲仔細地描繪Adèle從少女走到成年人的過程,因此片初實有需要刻劃她求學時的生活。可是,這些篇幅寫來比重太多,即使女主角Adèle Exarchopoulos演得再精彩,把內心糾纏於同性異性的矛盾感覺演得很到肉,也彌補不了劇情上的拖拉乏味。我認為,片初的一段異性之戀可以再作刪減,甚至讓Emma早點出場,效果定必更佳。

至於電影的主線,兩位少女之間的同性之戀,劇本刻劃起來也不夠深入,真浪費了這個三小時的片長。兩位女生間的戀愛其實並無甚麼鋪排,二人一見鍾情我倒明白,但她們之間怎樣同性相吸,似乎只在大量喋喋不休的對白中而生。看了大半部電影,其實都搞不清她們到底愛得有多深,甚至難以理解何以她們會愛得難捨難離。也許,法國電影純粹求浪漫,她們一眼深情、同性相吸,可能真不需要任何鋪排,我也能接受,可惜電影卻拍不出這種浪漫感覺,只是生硬地描述兩位女生的愛情故事,強行要觀眾從她們的生活瑣事中感受到二人的愛,這個手法未免太難接受了。
  
此外,劇本也暗地交代了同性戀在社會上備受歧視、需逃避家人壓力等等問題,但這些元素開了個頭又無好好交代,實在浪費。我覺得,《接近無限溫暖的藍》片長三小時,其實有很多地方都能大有改善空間,可以描寫得更深入,若本片只求像如今般平面地描寫一段關係,其實刪至兩小時,甚至個半小時也無礙,畢竟太多場面實在太冗長了。

《接近無限溫暖的藍》有此好評也總有其原因,也正如李安所說,本片的後半段才是精華所在。的確,《接近無限溫暖的藍》前半段真恕我完全感受不到兩女的感情,但到末段二人成長後所面對的種種問題,寫來卻真非常入肉。踏入社會後,圈子再不困於你和我的二人世界中,二人所面對的妒意、生活上的不協調、對話上的話不投機,通通成了這段關係逆轉的導火線。本片描寫這些情節上,勝在來得夠生活化,也能從平淡的調子中勾劃出潛藏的戲味,甚至叫觀眾忘卻了這是一對同性之戀,仿是每段異性之戀都會經過的階段。這些從青春走向成年、無可挽回的悲歌,刻劃得尤其細膩,漸漸叫人投入。
  
當中,最精彩可要數咖啡廳和畫廊的兩場戲。前者把一段已逝感情那若即若離的關係寫得哀怨纏綿,明明還心中念掛,卻因著現實而難以承認,後者更是把一段證實已死的感情強作挽留,到了一個充滿回憶的地方,卻發現我的影子還在,偏偏你的身影已不再屬於我,那種自找沒趣的感覺寫來是何其令人心痛。即使導演沒有就此大搞回憶等煽情片段,這段現實的收筆反叫觀眾看得刻骨銘心,甚至充滿共嗚,那個餘音裊裊的結局,足為電影挽回不少分數。


本片拍兩位女主角拍得很美,鏡頭運用成功營造了浪漫氣氛
   
值得一提是,本片拍攝上的技巧也很出眾,相信也是讓本片走紅的原因。導演Abdellatif Kechiche用上了很多柔和的鏡頭去描述這段感情關係,看來感覺非常舒服。此外,導演作為一個男性,於片中的大膽鏡頭並無表現出淫穢的感覺,鏡頭中盡現女性的美態。片中多回近觀女性的鏡頭,都拍得極其美感,正是從主角眼中,表現出其對對方那濃情蜜意,每一寸肌膚都是世間最美的事物。電影中的鏡頭運用,正正讓觀眾感受到這些甜蜜溫馨的感覺,為前段平白的感情描寫增添了幾分視覺上的美感。
  
《接近無限溫暖的藍》其中一賣點,當然是片中的性愛場面。片中的三場主要性愛場面,拍來真的非常大膽露骨,基本上是每一種姿勢都拍了,這一幕幕有如「打真軍」(我相信女女場面真有「打真軍」成份)的場面拍來真叫人看得目瞪口呆,即使有心理準備也想像不了電影大膽至此。尤幸,這些場面也正如前文所述,拍來並不覺淫穢過火,反覺是一對戀人跟對方來一場場肉體上愛的交流。當然,這幾段性愛場面我覺得劇情上拍來也是有點冗長,可以略作刪減,但無疑在視覺或觀能刺激上,相信定必叫觀眾看得津津樂道。


兩位女主角真切自然的演繹,絕對能令人信服她們正是一對愛侶
  
演員方面,兩位女角雙雙奪得影后,也絕對實至名歸。Adèle Exarchopoulos由頭帶到尾,初段糾纏於同性與異性間的感覺,演技相當自然,到末段面對感情變質的崩潰和哀痛時,可謂已全情投入,自然流露的感情波動深深牽引著觀眾情緒,最後兩幕真切的感情,更讓觀眾看得尤其心痛。至於Léa Seydoux演那個帶點冷酷型格的Emma,戲份可能較拍檔為少,其內心較為複雜、性格上也偏向內歛,感情戲也有相應發揮。結局咖啡廳的一場戲,眼淚迅間落下,對舊愛人矛盾的感情收放自如,是一場超精彩的表演。
  
兩位女角這段糾纏多年的愛情故事,也得二人合作無格的演出才成,她們那大膽得叫人嘩然的性愛場面,絕對值得佩服其專業演出,而二人對戲那自然流露的感情,亦充滿火花,尤其是末段絕對能叫觀眾信服她們本就是一對戀人。有此精湛的表演,二人不相伯仲的演出,雙雙奪得影后絕對不足為奇。

總觀整部《接近無限溫暖的藍》,也許期望過高,真有點失望,電影片長三小時絕無此需要,片首兩個多小時充滿著大量可作刪減的情節,拍來實在令電影變得冗長而乏味,就在場觀眾所見,本片更可云有大量「廁所位」。尤幸電影來到了末段,描述一段感情關係的變異時,劇力總算慢慢凝聚起來,片末兩場戲道盡了一段關係消逝時的悲痛矛盾,總挽回了電影片初的壞感覺。當然,本片單看兩位女主角的演出,早已值回票價,她們自然流露的感情,絕對能讓觀眾深深信服這段矛盾糾纏的青春愛戀,而那幾幕可堪影史上最大膽之一的性愛場面,也保證絕無失望,看得熱血沸騰, 兩位女角的專業精神絕對可加。

Rating:75/ 100

原文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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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小城民主可會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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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民主可會漫漫長路?
Dec 2nd 2013, 09:08, by 論盡媒體

作者/悟塵

當香港已在熱烈地討論二〇一七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法,澳門政制卻仍然處於甚保守狀態,予人感覺小城的民主之路很是漫長!澳門大學副教授余永逸認為,澳門民主發展在現階段仍處於停滯不前,主要原因是特區政府未能主動地推動民主有序發展,同時民間社會對民主追求的意向也不強烈。但他指出,如果到民間透過社會運動強烈要求民主時,通常就會產生社會動盪情況,因此為平穩過渡民主體制,政府需要及早先行。他並預期,澳門真正步向民主發展,可能要在十年後。

余永逸接受「論盡媒體」訪問時指出,澳門其實並沒有經過真正意義的持續性民主運動,甚至社會對民主發展也無系統的論述。這在過去的十多二十年,民主派主要工作是教導公眾維護自己權益,以及如何制衡政府等;至於近十年出現自由工會,亦是主力在於爭取勞工權益,然後夾雜一些要政府開放和問責的訴求。「大家概念上是覺得澳門需要民主開放,社會上也有一種反對或制衡政府的力量。但我未見到鮮明的民主運動,或持續性民主運動」。

現實狀況是民間社會對推動民主的訴求並不很強烈,或認為民主不是現在澳門最重要的議題。余永逸舉明顯例子是,雖然現時有年青人和學者站出表述民主訴求,不過社會的反應不大。同樣的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一些參選的年青人和學者,亦未能得到足夠支持進入議會。

不過,余永逸指出,雖則民間社會對民主還未去到強烈要求的階段,但政府有必要主動行先一步,慢慢開放是有利於穩定過渡。否則,如果去到民間爆發點政府才被動地去改革,那就是變成了由社會運動帶動民主化, 這樣狀況「通常會有動盪,社會成本是高很多的」。

這裡還有一個誤區,有人以為澳門現時經濟好,民主不應是重視的課題。但余永逸表示,其實經濟發展後社會呈現愈來愈多矛盾。「 多了社會矛盾,如何解決呢?現在政權持續保護既得利益者,肯定是加深了社會矛盾。(若依然這樣)那就會激發起群眾運動。經濟好是會有壓力( 推動)去到民主化的」。再是,當經濟一旦出現逆轉變差,社會矛盾更加激烈,「所謂經濟循環,升得愈勁、跌得更慘,(屆時)再突顯社會制度不公平,如何處理呢?」余永逸並認為,現時面對眾多矛盾,政府採取派錢作為另類維穩方法,但賭場會否永遠好景呢?澳門本身並沒有自然資源,萬一賭場的財源「乾塘」時,對突然而來壓力,政府如何處理?所以,愈早主動開放政權是有利澳門長治久安,穩定社會。

顯然,民主內涵不只是限於擴大立法會直選議席和普選行政長官,余永逸指出,在政策制定過程,有沒有民主機制丶民眾參與機制,以及官員問責等等,這些都是民主體制需有的元素。而這些正是澳門所欠缺的。是以,要真正推動民主全面發展,澳門政府和民間社會確實有許多事要做。

余永逸認為,推動民主,政府有三步要行。首先,政府須主動實行透明化。他指出,現在狀態是不透明,政府不願將一些資訊向公眾交待,同時官員也沒有能力傳遞訊息。而推行高透明度,這讓市民知道發生緊什麼事,是為取信於民的基礎。再者,在愈高透明度下,官員需更小心處事,這亦有助政府內部制度的改善。而這一步所牽動行政改革將涉及許多層面工作。第二步,在實行資訊開放後,讓公眾有更大參與,尤其要把不同意見人士和反對派吸納到體制內。第三步改革選舉制度,但相信這步的門檻頗大,政府需要有大決心。余永逸亦指出,在之前的政改雖然增加了特首選委會人數和立法會議席,但未能很大程度地改變選委會和立法會的代表性,卻只是鞏固現有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力,而不是擴大代表性一一這會令到政府與民間社會的關係愈拉愈遠、之間鴻溝愈加大。因此,下一步政改必須切實推動真正的民主政治發展。

不必諱言,同樣地,民主派的新澳門學社內部也出現了較激進與穩陣的不同路線之爭,余永逸表示,學社出現這樣矛盾也是正常的。這也是社會現況的折射。他甚至認為,即使學社出現分裂也不是壞事,因為為此可能讓社會趨向多元,而當社會多元化時則話語權就更多些。

他並認為,澳門是需要有較進取力量去推動政治改革,「拖著保守派走」。不過,在進取與保守的兩股力量各走極端狀況下,現在是極需中間力量去接力,從而促使民主穩妥發展。而中間力量其實已開始出現,只是尚未明顯發力,社會也未準備好。「我不期望現有的保守力量以大多數佔在體制內。希望是愈來愈多中間人士、支持自由體制人士進入立法會或體制內,去拉動改革」。

(獨立媒體網根據與論盡媒體之內容交換協議轉載此文,原文載於論盡媒體:小城民主可會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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