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8日星期日

香港獨立媒體: 財政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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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危機?
May 18th 2014, 14:29, by 林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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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五一八巡遊」違反聯合國對家庭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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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八巡遊」違反聯合國對家庭的原則
May 18th 2014, 11:32, by 黃增健

「五一八巡遊」違反聯合國對家庭的原則

今日(18/5),由多個團體組成的「維護家庭基金」,在尖沙咀舉行名為「愛爸媽,愛我家」的巡遊。(簡稱「五一八巡遊」)
大會發言人,「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溫南聲在早前的網上呼籲中,指這次巡遊是「響應國際家庭年二十週年紀念」。(註1)
「國際家庭年」乃聯合國在1994年訂立,其主題為「家庭:變化中世界的資源和責任」,通過這一途徑,它幫助將家庭話題納入到有關發展問題的國際對話。而在1993年,聯合國大會宣布,每年5月15日為「國際家庭日」,使人們逐步認識到與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有關的問題,並使之採取適當行動。
在今年5月15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致辭中指:
「家庭為成員提供經濟和情感依托,將成員培養為有生產能力和愛心並致力於公益的公民。不論何種形式的家庭,只要關係穩固、運作良好,都有助於減少貧窮,增進母親健康,促進性別平等,維護人權。」
(By providing economic and emotional sustenance to their members, families can raise productive, caring citizens committed to the common good. Strong, well-functioning families, whatever form they may take, can help reduce poverty,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mothers,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and uphold human rights.)(註2)
因此,不論「國際家庭年」或「國際家庭日」,其重點都是重視社會上的家庭問題,以平等,關愛去支援不同的家庭。而這個家庭的觀念,並非只限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而是多元的。因聯合國是重視並鼓吹人權平等,不同種族,宗教,性傾向人士間的和平友好,而非打壓歧視。
在<<聯合國>>的憲章中,已指明這些觀點:
「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聯合國憲章>>序言)(to reaffirm faith in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the 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human person, in the equal rights of men and women and of nations large and small, and) (註3),及
「二、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聯合國憲章>>第一章第二條)(2. To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based on respect for the principle of equal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nd to take other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universal peace;)(註4)
因此,「五一八巡遊」是基督教團體以維護傳統家庭為名,以歧視同志為實,反對社會訂立同志婚姻,是完完全全違反了聯合國對家庭的原則。
這次巡遊,只是一班自以為視的基督徒,以自高自大的心態,打壓同志群眾體的權利,是活生生的宗教霸權。它只會令更多人看清當代教會的本質: 驕傲,歧視,自大,惡毒。
請問一向以愛為本的基督教團體,為何如此墮落!?

黃增健
2014-05-18

註1:http://m.youtube.com/watch?v=6ASJ6TX9aIc
註2:http://www.un.org/en/events/familyday/2014/sgmessage.shtml
註3: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preamble.shtml
註4:http://www.un.org/en/documents/charter/chapter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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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學者:本地華資遇事「告御狀」 削弱特區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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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本地華資遇事「告御狀」 削弱特區管治
May 18th 2014, 10:05, by 一蚊健

學者方志恒專長研究公共管治。今年初他在《The China Quarterly》發表論文,闡述回歸前後,北京政府和香港資本家的關係,以及如何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他指出,北京政府在過渡期間,積極拉攏本地華資,並在回歸後逐漸介入本地政治。商人透過經商和政治場合,跟中央和地方官員建立關係,並在關鍵時候,直接向北京「告御狀」,越過特區政府。作者認為,跟回歸前的香港政府相比,特區政府的自主性較低,真正操盤的是中央政府。

對香港人來說,這不是甚麼新鮮事物。本文的重點是政商關係的演變,以及列舉作者的統計結果。

1983年,許家屯被調派到香港出任新華社社長,負責處理收回香港的工作。他提出,要維持香港繁榮,就要拉攏本地華人資本家。北京承習港英政府,跟商界結盟,認同港商驅動改革開放的貢獻。資本家藉此保障國內利益。此外,雙方也擔心民主化會改變香港經濟制度,損害商界階級。北京政府設立大量政治組織,例如港區人大政協、基本法草委諮委、港事顧問、預委會及籌委會,當中工商界佔相當部分。

回歸後,華資的權力越來越穩固。作者整理了1998至2012年的港區人大和政協界別。商界佔了約四成的人大議席,約七成的政協議席,當中包括耳熟能詳的大家族企業,

001
讀者可以按此圖,了解過往三屆港區人大背景分布。

002
讀者可以按此圖,了解過往三屆港區政協背景分布。

華資跟內地的經濟聯繫千絲萬縷。中國內地佔香港貿易總額,由九十年代的三成,升至2012年的五成。香港和中國內地是對方的最主要的外資來源。朝中有人好辦事,華資跟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企業緊密合作,或者跟中央高層建立個人關係,有利投資項目獲得通過。

作者列舉一些事例。其中一個,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05年1月,任職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率領招商團來港,吸引本地投資。這類招商團不時發生。另一個例子,是1992年,李嘉誠幫助首鋼集團在港借殼上市,後來他投資王府井的東方廣場。(2011年4月東方廣場注入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上市。)

作者比較回歸前後政商關係。回歸前,相對於以外資為主的商業金融資本家,本地華資(以工業家為主)在殖民地政權結構中,只處於邊緣位置,跟倫敦的關係較疏離,例如他們很少直接去外交部投訴。港督有較大的自主權。

新圖片 (3)

新圖片 (4)

回歸後,北京積極介入香港政治,本地商界可透過中聯辦或直接往北京表達意見。若果商界利益受損,它們甚至直通京城,施壓阻止特區政府施政,削弱特區政府的自主。作者舉了兩個例子:

1. 回歸以來,商界佔了本地往北京的代表團人數近四成,較其次的慈善組織代表多近一倍。中央官員不時接見這些代表團,足見重視。

2. 商界曾經直往中央,反對八萬五建屋政策,西九單一招標,以及投訴港交所延長上市公司董事禁售期。特區政府後來修改這三項政策,有利商界。

新圖片 (2)

2012年的特首選舉,改變了香港的政經生態,商界分為支持唐英年和梁振英兩派。競選期間,唐英年被揭露多項醜聞。方志恆認為,北京選擇梁振英,原因是減少危機,多於刻意改變本地政商關係。選舉過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大和解,呼籲商界團結,一起支持政府。北京和本地資本家的關係,短期內改變有限。

當然,近月不少報導,指本地首富李嘉誠撤資,而他支持唐英年競選特首,縱使李嘉誠多次否認。另一邊廂,新世界發展高調支持梁振英。特首選舉後的商界版圖,已不再是「鐵板一塊」。即使首富撤資不是事實,但若有相當人們信了這個傳聞,並按此傳聞行動,社會就已經改變了。

論文原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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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觀塘,未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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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未解決!
May 18th 2014, 07:30, by 原人

觀塘市中心的重建項目是香港最大型的重建,地盤面積如5個11人足球賽,而涉資500億(西九文化區為470億),可惜像其他本地龐大的項目,百弊叢生。第一期的發展原是月華街巴士站,在不用補地價或賠償下,已建成每呎1.3萬的豪宅「觀月樺峰」,而第二期則在仁愛圍一帶,已截收意向書,單是地皮已估值約$6500,既然地已開賣,是否已準備就緒?

小販未解決

昨天,活在觀塘舉辦小販和舊區前途的論壇,跟街坊、學者為重建和小販把脈。仁愛圍流動小販代表盧生率先表示雖然物華街小販已搬遷,但是他們12個檔口30多年一直在觀塘工作,還沒有任何通知何時安置或搬遷。在論壇中,他們在街坊口中得知,下月擺檔的地方需要被圍板拆卸,之前卻懵然不知。盧生等小販每天早上8-12時在仁愛圍開檔,曾向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求助,而市建局卻沒有處理情況,而局方卻更公開說已解決問題,並指他們是流動小販,可以隨意到觀塘工業區擺賣。小販眼中這建議,無疑是趕絶生計,「去工厰區不行,人生路不熟,被查牌,被食環捉」。以前仁愛圍一帶原有60檔小販,每天被小販管理隊壓迫,追捕,80年代,把心一橫,天天集體站着被捕,迫爆小販管理隊的辦公室,結果管理隊不勝其煩,唯有讓步。容許他們隔日擺檔,不能每天做生意,麻煩非常,只餘下30檔,後來雖然可每天擺賣,但小販檔主年紀日大,不少都有心臟病、高血壓的問題,剩下12檔。他們不要求賠償,只希望市建局重建時不要封路,多做幾年生意,各自退休。

物華街的小販雖獲搬遷,但新市集缺電、缺宣傳,市建局無心協助小販復業,令他們失望,以人為本純熟空談。

梁志遠博士: 「10年後小販消失」

論壇中,關注小販的團隊代表,理大講師梁志遠博士(阿蟲)分享多年研究小販的經驗,他指出小販對香港的重要,近幾年多關注日多,早前撑上水彩園邨小販的活動有200人支持,政府本來由取消小販的政策,改變為陰干小販,修窄小販的生計,預計10年後在街上會消失。他希望政策能改善,協助發展小販。現時關注的團體,要求政府修定全港小販政策,邀請小販和街坊每月在立法會上跟官員商談政策。政府亦需參考在亞洲各國的小販政策,不能只抱着保舊的思想,改革政策。

而另一位理大講師,土地正義聯盟的鄒崇銘先生,認為香港最浪費是土地,有研究文章比較西營盤和天水圍,西營盤是落樓就是舖頭,滿區都是店舖,很方便,如果用國旗作喻,舖頭是紅色,西營盤就是中國旗,全部一片紅。天水圍如日本旗,全部迫在領匯商場,樓下無舖頭,空間變成行人路,寬闊的路道,沒有人使用的公園,完全是浪費市民土地。土地不應只屬政府或地產商,空間和土地應由市民管理,以人為本,這才發展的遠景。越來越多香港人知道土地浪費的問題,但我們需要學習怎樣抗爭,香港還有希望,落實真正的下而上規劃。

小販和街坊都支持重建,幫觀塘換新貎,但問題是怎樣的重建呢?誰決定怎樣重建呢?基層街坊和小販都是弱勢,卻因為重建影響最大,獲益是誰?建豪宅的市建局,享受觀塘交通方便的新中產,還是發水賺盡的地產商呢?市區重建,如同新界東北發現,專向最弱勢市民開刀,宰殺他們的家園、小生意,輸送給財閥,500億的金蛋,小販被迫靠邊站,最好消失在地產商的眼中。這亦是浪費資源,需要資源的人被放棄,成就有財有勢的階層。

諷刺是政府眼中小販是自身自滅,被驅趕放逐,像流動小販,美其名「流動」,卻不可放在公眾地方,只可留在街尾冷巷,現身公眾地方,就被控阻街,如果不是約定俗成幾十年留在仁愛圍,他們無處容身。

物華街小販正式於星期一關閉圍封,想緬懷快趁早去拍照留念。

圖二為講者理大講師梁志遠博士(阿蟲)

圖三為講者土地正義聯盟的鄒崇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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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曾俊華,你行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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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你行開啦!
May 18th 2014, 07:09, by 韓連山

曾俊華,你行開啦!

立法會內,議員就審議《財政預算案》撥款條例草案又再一次以「拉布」形式力抗特區政府的粗暴施政,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又再一次故技重施,以市民福址和公務員生計作為籌碼,大放厥詞,妖言惑眾,要置「拉布」議員於死地,欲及早通過不扶貧不護老的《財政預算案》撥款。

眾所周知,在世界各地的民主議會內,「拉布」是議員合法地利用議事程序,延遲或押後一些政府要強推的不合情理的議案,引發議會內議員的辯論和議會外市民的關注,目的在向政府施壓。若議會内議員齊心協力,這是一招必殺技,政府不得不投降,必須修訂政策重推,市民福祉才得到真正長遠的保障。

可恨的是特區的立法會是一個畸形的組織,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的制度,已令很多議案盡被建制派操控,即使在直選議員組別獲得大比數的支持,一些利民舒困的議案也大多數被否決。難怪很多市民謔稱立法會為「垃圾會」,而議員們也被看為只為「搵飯食」的職業議員,包括很多所謂泛民議員,也被冠以「飯民」的稱謂。

「拉布戰」本應是直選議員履行選舉承諾替廣大市民爭取福祉的戰役,悲哀的是立法會內肯犧牲自己與政府搏鬥的議員,來來去去都只有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成員,再加上幾位看不過眼從旁協助的,但也是鬥得慘烈。這一回的「拉布戰」又重演去年五月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在立法會為《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拉布的情景,去年結果被曽鈺成「剪布」,今年曽鈺成大抵又將故技重演,且拭目以待。

筆者痛心的是那一群不肯參與「拉布戰」的泛民議員,究竟打的是什麼主意?這是一場壁壘分明的決戰,是為全港市民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戰役,不肯義不容辭地加入「拉布」行列,他們在盤算什麼?是否都已成為「上不能匡主,下亡以思益,皆尸位素餐」的「混飯吃」之輩?其實,筆者早已批評泛民諸公大抵分成四派:其一曰「投降派」,已無心戰鬥下去,戀棧議席多於為民請命;其二是「面子派」,這回又被人民力量和社民連佔了道德高地,酸溜溜的消極抵制;其三乃「懶蟲派」,不願犧牲精力打「無把握的仗」,寧願「杯葛」退席,小罵大幫忙;其四便是「飯碗派」,恐防參與便受市民譴責,不利以後的選情,為保飯碗最好是「不趁這趟渾水」!

這一回最可恥的還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提出的「未來基金」已是荒謬絕倫,不去解決人口老化導致的老人福利問題,卻為大財團抬轎提供發大財機會,市民已看得血脈賁張。今天還大言不慚,在其網誌抹黑「拉布」議員,稱他們「若仍然冥頑不靈,令觀眾看得不耐煩,難免就有人要出聲,叫幾位『行開啦!』」曾俊華再次妖言惑眾,危言聳聽,説什麼在六月之前若不通過預算案,臨時撥款用完後,特區將「出現財政危機,無法維持公共服務,影響政府和受資助機構人員的六月份薪金,七月中更可能要停止發放社會福利金」云云。其實,這些都是可以輕易解決的問題,只要再次申請臨時撥款、又把緊急議案提前審議便可。

曾俊華,你根本就是在「玩嘢」,看到「拉布」議員被「飯民」議員抛棄,勢孤力弱;把市民「擺上枱」,利用他們的短視和無奈,煽動群眾責難「拉布」議員;然後與你的曾氏同宗密謀剪布,粗暴通過《財政預算案》撥款。

曾俊華,眼睛雪亮的市民不會被你騙到的,「拉布」有理,我們支持!你行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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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香港:激辯「佔領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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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激辯「佔領中環」
May 18th 2014, 04:35, by 社會主義行動

原文連結

本文寫於2013年6月,解釋社會主義者在佔領中環的政治立場,並提出所需的策略。

怎麼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

香港的民主鬥爭正邁向關鍵的階段。中共發言人証實了所謂的2017普選承諾不過是空頭支票,《社會主義者》的警告不幸言中。中共獨裁者要掌握特首人選的最後控制權,將選舉降格為「諮詢性」的儀式,任何與北京「對著幹」的候選人都不會有機會成為特首候選人。

親政府陣營甘為應聲蟲,竭力宣傳「真普選是烏托邦」的論調。

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提出以「佔領中環」與中共一決雌雄,得到主流泛民主派的支持。建制陣營擔憂,這主意會發展起來,並得到更多支持。各大媒體則以陳腔濫調鋪天蓋地的警告,「佔中」會令香港陷入政治混沌和經濟自殺。

「佔領」並非新的主意,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可以對此有專利權。在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後,「佔領華爾街」以及歐洲類似的大動員成為世界新聞的頭條。如果「佔領中環」以動員大量群眾為目標,不加人數設限;如果佔領和遊行以公開和民主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像2012年佔領添馬艦反洗腦行動那樣的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可以是群眾運動邁向重要的一步。

集體佔領的目標是什麼?

集體佔領的行動可以作為跳板,將為真民主而鬥爭的行動升級。但要達致目標,我們需要更有效的群眾鬥爭方法,例如罷工/罷課,以基層工人和青年為基礎建立群眾組織。不幸的是,溫和泛民主派領袖並非採取這方法,而是將「佔中」設想為有限度的、象徵性的佔領,其目標並非重重打擊中共獨裁,而只是向選民有所向待。若不打擊中共,全面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戰略之前已經失敗過,在未來也不見得會成功。依靠與獨裁者談判,承認政府繼續統治,從而換取獨裁政權賜予民主權利,在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

近年溫和泛民政黨支持率下降,今次想利用「佔中」議題去確保自己與中共談判的權力代理人地位。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投票支持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後,其犬儒和背叛的角色仍未被公眾原諒。泛民領袖害怕群眾抗爭,因為害怕會被迫走得太遠,甚至群眾會在鬥爭過程中踢開泛民,選擇更堅定的抗爭力量。但他們又明白到,2017年的選舉將至,如果自己無所作為,便會名譽掃地。雖然很多普通工人和青年視佔中行動為鬥爭的機會,但對民主黨而言,這不過是捧自己做領袖的平台,並嘗試控制運動,避免其演變成為挑戰現行權力架構的全面抗爭。

戴耀庭最初提出,限制佔領和堵塞中環的人數為一萬人。在組織手法和政治綱領來看,這想法有幾個弱點。事先限定鬥爭的規模,或者強加組織上的限制,是完全反效果和不現實的。戴耀庭又表示他想由「中產階級」甚至是「中年人士」主導運動,因此貶低兩個鬥爭成功的關鍵元素 – 工人階級和青年。不幸的是,戴耀庭愈展述其主意,就愈知道這些主意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完全脫離真正的鬥爭經驗。遠的先不談,就算在香港,近五年來政治運動的潮流是由九十後帶起的,但戴耀廷及其泛民盟友似乎對此一無所知。

怎麼樣的鬥爭可以擊倒獨裁政權?

溫和泛民領袖脫離現實,低估爭取普選所需要的力量,對未來的鬥爭是相當危險的。例如,戴耀廷發表了難以置信的聲明:「理論上,在我們要發動佔領中環前,北京就會先妥協。」(HK Weekend, 2013年4月18日)。這看法完全錯誤,低估中央政府態度的天真想法,是泛民領導的先天缺陷。李柱銘回顧三十年前中英談判開始時,坦白地說:「那時形勢不同,我們那時相信只要多等十年就會有民主。」(《華爾街日報》,2012年4月9日)。

單靠佔領行動並不足夠迫使中共妥協。再者,參看其他國家的運動,如果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民主的架構,長期的動員只會消耗參與者的能量,達不到政治上的變革。雖然如此,佔領行動可以作為開始,以動員群眾,並升級至其他模式的集體行動,最後不可或缺的,是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不同意泛民以「佔領中環」為最後手段 (正如梁家傑所言),而應該是一個平台發動更有力的抗爭方式,包括罷課/罷工,以及呼籲跨越香港邊境的團結行動。最近,有泛民領袖又改變了立場,指如果「佔中」被警察暴力驅散,可以以其他形式的集體公民抗命延續。這反映泛民開始瞭解真相的端倪,知道單靠佔領根本不足以令中共退讓。但即使如此,新的立場仍然欠缺贏得勝利的對策,而佔領僅僅是群眾挑戰極權的政治抗爭的其中一步。

中共之所以要最終控制香港的政制,不是擔憂香港失去控制的本地後果,而是擔憂對內地會產生的影響。中共最高領導愈來愈恐懼中國會爆發革命,習近平公開警告中共政權會在10年內滅亡。若要成功,香港的民主鬥爭一定要是群眾運動,並必須連繫至中國革命性的鬥爭。內地群眾(尤其是受盡超額剝削的4億工人)是擊倒中共的核心力量。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被孤立在香港(如今天泛民領袖希望),拒絕積極連繫並支持中國的反專制鬥爭,將不能夠成功。

同時,這場鬥爭並非單單反對中共獨裁。香港由少數富有家族主導的資本家階級同樣堅決反對民主變革,確保可以繼續榨取鉅額利潤。有大公司和大銀行正在威脅,如果佔領行動發生而造成「政局不穩」,它們將會撤出香港。可見,對資本家階級來說,政治自由遠遠次於賺錢的「秩序」。因此,民主鬥爭必然走向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否則就會停滯不前。

運動應該有什麼即時的訴求?

戴教授及泛民盟友至今對「民主選舉」只有模糊的解釋。沒有詳盡解釋,只會讓中央政府有空間玩弄細節,繼續施展拖延、枱底交易和小修小補的技倆。戴耀庭又指2017年的普選方案應該與西方體制看齊,但這是真民主嗎?英國擁有上議院,美國的總統則由選舉團產生,而非真正的一人一票。這種所謂「民主」不過是用以掩飾銀行和大商家的統治。

戴耀庭又說,只要選委會由普選產生,他會接受特首候選人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篩選。但是,如果要由一場選舉去決定誰有權決定誰有權參選,就連西方標準都不如了。如果這是泛民領袖的起點,當面對政府和商家反擊時,他們會退到哪裡去呢?李柱銘甚至說,只要五個候選人中有一個是泛民主派的,可以接受篩選機制由現時建制派主導的提名委員會把關。由於輿論強烈反彈,李柱銘其後在48小時內被迫撤回這一主張。從「香港民主之父」的「失誤」,可見泛民領袖是何等脫離群眾。

如果群眾不願再被出賣,一份爭取真正民主變革的清晰綱領是必須的。必須要求梁振英政府下台,必須要清楚表明立即廢除所有精英主義的小圈子架構,例如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而不是「逐步取消」或「改革」。絕不接受篩選機制(不民主政權的典型特色),所有政黨和個人都應該有權參選。這運動一定要拒絕枱底交易,例如所謂以普選換取廿三條。但是,只有這些低限度的條件,並不會帶來真正的普選,因為中共獨裁把持最終權力,決定誰去組成政府,因此任何選舉最後都不過是「諮詢性質」的!

因此,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站在群眾身邊奮鬥,支持寸進的民主改革,但同時主張民主鬥爭必須連繫至推翻中共獨裁和中港兩地的資本家。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由16歲以上人士普選產生,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制、調高最低工資、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大量增建廉價公屋、改善污染的政策,以及社會主義的綱領去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

再來一次「變相公投」呢?

在群眾鬥爭裡,各式各樣的策略是需要的,辭去立法會職務並觸發變相公投是其中一個方法。在2010年,社會主義行動積極參與在社民連等的516運動中,我們認為這場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516從激進化的群眾中取了50萬反建制的選票,這些選民大部分都永久地離棄背叛妥協的民主黨等溫和派。當時尚未分裂的社民連在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令運動有著反建制的性質,並將來自基層青年的忿怒反映出來。

現時有討論指,未來「公投」會由民主黨和何俊仁發動和主導,這將會和上次的運動差天共地。何俊仁在去年參與小圈子選舉的鬧劇裡,可見民主黨並無權自認為民運的唯一或主要發言人,包括在未來可能發生的變相公投中。何俊仁反對2010年「公投」,並極盡所能減輕「公投」的影響,代之以支持和中共對話。如果變相公投的策略是在民主黨領導層的組織和政治控制下,將只會產生一個口號和行動「溫和」得多的運動,而和現時鬥爭所需完全脫節。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未來的「公投」運動必須建基於民主和公開的運動架構,將不同組織容納於民主鬥爭中,在關鍵議題上進行民主討論和決策。

應該排除政黨參與嗎?

有民主黨和公民黨領袖表示擔心「佔領中環」會被「騎劫」,不點名暗指激進派分子。他們亦主張排除政黨橫額、徽號、出版物在運動之外。這是不民主和官僚操控佔領行動的手段。初看之下,這種「排除政黨」的主張可以得到部分青年和工人的支持,他們正確地對資本建制的政黨採取蔑視態度。但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是這些政黨的政客突然偽虛地反對政黨的自由呢?任何群眾運動若果不容許自己陣營內有民主(不同團體、政黨和個人公開運動並發表自己意見),這個運動根本不能創造民主的社會。

諷刺的是,最擅於禁制不同政黨的是中共政府。同樣,聲稱自己民主的領袖和團體抱怨運動會被「騎劫」,是自相矛盾的,與中共指責群眾反抗「別有用心」的說法一脈相承。無論是中共還是泛民的指控,都是輕蔑群眾的表現,視群眾為無思考能力的人質,會被「外來勢力」操控或騎劫。泛民領袖這種說法反映其內心的憂心和虛怯,要保持運動的牢牢控制,並排除所謂「激進勢力」的影響力。這並非我們第一次見識到小圈子領導層如何用官僚手段控制運動。

泛民政客主導媒體上的辯論,但同時自己在實地上欠缺實力,沒有群眾政黨和活躍分子。這是國際性的現象,政治「明星化」,由主流媒體、廣告和選票主導,但完全沒有在群眾裡紥根。在前工人和左翼政黨轉右並淪為資本建制的附庸後,也無一倖免走上這道路。因此,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主張組成新的戰鬥性工人政黨。歷史表明,這樣的政黨在民主鬥爭的路途上是必須的。

親資政客(包括泛民派領袖)害怕現實的鬥爭,時刻指望着妥協,不需要也不願意與示威群眾站在一起,宣傳自己的理念。他們只需通過主流媒體媒體傳播理念,試圖從最不積極和覺悟最低,而非站在抗爭前線的階層中獲得支持。各個政治派別(或無派別)的代表或領袖在曝露在公眾面前,對群眾鬥爭才是有利。民主黨領導之流反對以民主和透明的方式建立運動,因爲他們希望隱藏他們真實的政治主張,方便為與政府秘密談判。

反洗腦佔領政總一役,有何教訓?

去年,反洗腦運動演變成十萬人佔領政總九日的行動。但這群眾由非選舉產生的小圈子控制,主要由教協官僚(民主黨政客)及一些民間團體主導。「學民思潮」被捧為運動領袖,受到媒體嘉許並人氣急升。但「學民思潮」實際上不過是一個Facebook群組,由一兩個「政治明星」主導,組織並無民主架構的會員基礎。這鬆散的網路除了反國民教育外並無清晰的目標和戰略,令教協官僚非常容易將其操控在手中,引用他們的術語,「騎劫」了他們。反國教的領袖在完全沒有民主諮詢群眾參與民意的情況下,突然解散運動,接受政府的半妥協(擱置國民教育),任由計劃在未來死灰復燃。群眾運動就這樣被出賣,而梁振英政府得到喘息的機會。

在「佔領中環」運動裡,戴教授取代了「學民思潮」的位置,作為掩飾民主黨之流的一塊「新臉孔」。我們認為,無論是佔領政總還是佔領中環,都必須完全民主並廣納,讓勞動人民和青年不只是以「老臨」的角色參與而不能發聲,而需要有民主的渠道讓人們討論運動方向、訴求和策略。任何與政府的談判應該公開,而領袖的建議應該先通過群眾大會辯論,當中由不同團體表達贊成和反對的意見,才能得到認可。

反國教運動期間,社會主義行動的年青成員積極參與的「全港大罷課行動」受到反國教大聯盟的部分領袖嚴苛抨擊。因為「大罷課」提出了一些「大聯盟」不欲見到的民主原則,例如容許所有國教的團體派發單張、籌款和收集簽名。「大罷課」當時印刷了超過5萬張支持罷課的傳單。

我們支持罷課的同志受到攻擊,並以中共的邏輯指控我們「分裂運動」、「騎劫運動」、「冒認學民思潮」(但學民思潮是反對罷課的!),甚至被身體上的暴力襲擊。正如我們當時指出,群眾鬥爭以「一黨專政」的形式進行的話,是相當荒謬和危險的。運動中之所以欠缺民主,是因為小圈子領導層想牢牢控制運動,防止運動升級,並竭力將其去政治化。具體來說,主辦單位竭力遏制佔領者對要求罷課、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訴求。以此,他們用演唱會代替政治討論。在突然解散運動後,很多參與者都感到驚歎和混淆。

運動應該非暴力嗎?

很多人希望不通過暴力而達致政治變革,是可以理解的。對於「香港自治運動」陳雲提出,民主鬥爭必須「勇武鬥爭」,社會主義者雜誌並不支持。我們主張有組織、有紀律及和平的示威行動,但我們同時警告,國家機器鎮壓的威脅,並需要在政治上所出準備。從來沒有統治集團會不戰而降,捨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因此他們必然會動用國家機器(警察、保安和法院)對付群眾。中共固然希望將鎮壓香港的任務外判給香港警察。正如唐年英在特首選舉所爆料,2003年反廿三條的政治危機時,香港統治菁英曾經討論動用解放軍鎮壓示威者。

雖然至今這仍未在香港發生,但鎮壓加劇已成趨勢,例如政治逮捕案件激增八倍,和平示威者被嚴厲判處。甚至連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鄭仕廉也承認:「並沒有數據表明近年來的示威趨向激烈。」《南華早報》(2011年9月16日)

支持「佔領中環」的泛民主派領袖特別強調「非暴力」抗爭,好像「非暴力」是方法,好像「佔中」要與七一遊行和反國教佔領零舍不同。他們支持戴耀庭提倡的篩選程序和宣誓儀式,以排除「暴力」示威者於行動外,完全扭曲政治抗爭的圖片。不幸的是,同一班泛民主派政客卻未能警告警察暗中增設鎮壓武器,不僅包括1萬個防暴手榴彈,以及發出高分貝和高頻率的聲波炮。

戴耀庭和泛民主派領袖說,示威者被逮捕的話不應反抗,顯然這是錯誤的。按照這邏輯去說,這等同讓政府和警察決定何時結束佔領行動。如果這樣的話,為什麼要展開運動呢?提倡這想法的人完全沒有建基於群眾鬥爭的實際經驗。參考天安門廣場的例子,示威學生組織基本的安全糾察隊,甚至在一段時間內接管了交通警察的工作(1989年4月-5月期間罪案率降低了)。較近的,是廣東烏坎村的群眾起義,見到有組織的社區如何抵抗警察激烈的鎮壓,並安排自衛,將中共地方官員和警察驅逐出外,後來更迫使武裝到牙齒的獨裁政權妥協,令村落免於受到代價沈重的政治打擊。

在民主鬥爭運動的決戰時,認真的戰略一定包括警告警察會打壓,而增加政府鎮壓的政治成本。同時,以罷工糾察隊為榜樣,在運動中組織基本的籌備和自衛(防範親政府的搞事者)。這種措施會降低暴力發生的可能性。對警察打壓採取沈默態度是鴕鳥政策,只會令親政府陣營更放膽攻擊運動,增加爆發暴力衝突的危險。

為什麼罷工/罷課比遊行佔領更有效?

總結來說,如果佔領行動是反中共鬥爭的開始,並會發展至更廣泛和有力的戰略,佔領本身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去集結力量為鬥爭升級。但單靠佔領要打擊中共是不足夠的。

要完成這歷史任務,其他的鬥爭方法,例如號召全港工人罷工一天作為起始的「警告」,更符合現實的力量所需。罷工應該擺擺一系列的訴求,包括全面民主權利,並將之連繫至被忽視已久的提高工資、八小時工作務、集體談判權和全民退休保障。

社會主義行動提倡學生罷課作為先鋒的行動,仿效1989年天安門的鬥爭。學生罷課和佔領校園可以作帶頭作用,接著以更強大、更關鍵的工人階級力量承接。

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反專制鬥爭中,工人群眾開始罷工令運動邁向高峰。泛民主派領袖的戰略並不建基於任何實在的經驗,又害怕實際鬥爭。我們社會主義者與他們不同,我們緊貼群眾鬥爭和革命起義的新鮮例子,從而產生引領成功的理念、口號和策略,並在未來鬥爭爆發時應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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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反國教佔領政總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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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國教佔領政總一周年
May 18th 2014, 04:39, by 社會主義行動

原文連結

必須緊記三大教訓!

帕莎 社會主義行動

又踏入九月,標誌著反國民教育的抗爭高潮過去一周年。去年七一,梁振英正式上台就任特首,隨即進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廣,並試圖在三年內於全港小學強制推行。

國民教育科以國族主義與吹捧中共專制來煽動學生「愛國愛黨」情緒,當中有材料更提出中共乃「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云云,以此來強迫學生對國家有自豪 感和感恩之情,扼殺學生的言論及思考自由,其目的不過是要為獨裁者培養毫不反抗的「順民」以鞏固其統治。由此掀起一個夏季的反國教群眾鬥爭。

從 九萬人參與七二九反國教大遊行,到由八月底三名學民思潮學生絕食所出發的連續九天佔領政府總部的運動,高峰時期有多達十二萬人參與。然而,在運動被認為所 向無敵之際,佔領行動竟然在未有贏得徹底勝利之前自我瓦解!最終政府免於完全撤回國民教育,所謂的讓步不過是將計畫變成「學校自願推行」,實際上某部分小 學以至中學已經在本年度自行推行國民教育,此外政府仍能透過中文科、中史科、交流團等隱性途徑植入「洗腦」教育,已經有新版教科書的內容被指煽動「愛國情 懷」。如此強大的群眾運動,最終卻未能贏得勝利,因此我們必須要再次總結其經驗教訓,為未來更激烈廣泛的鬥爭作好準備。

1. 需要連結起更廣泛的議題與行動升級

反 國教的佔領政總的運動一開始就打著單一的旗號,只針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議題。運動期間,主辦的反國教大聯盟竭力將運動去政治化。曾經有學生將「民主女神 像」帶到佔領現場,象徵反國教的運動與民主運動互相連結,卻即時遭到主辦者及學民思潮割席,表示運動只反對國民教育,並不關係到反對不民主政府以及中共獨 裁。

這實際上是個反智的行為。明顯地,國民教育科的落實作為梁振英政府上台「四大政治任務」之一,背後亦是中共企圖將大陸的「洗腦」教育 輸出香港,以奴化新一代的民主抗爭意識。這就代表爭議並不能與小選子特首,與及中共一黨專制切開。反國教運動本身就是在挑戰政府與中共的獨裁,這是無法逃 避的現實!然而反國教運動所奉行的這種「單純議題」手法,不僅無助民眾了解真相、提升鬥爭意識,更不過是右翼泛民領導為向政府妥協、出賣運動,所留有的一 條後路而已。

同樣地,佔領行動雖然動員大量準備好戰鬥的群眾,但是主辦者卻放棄一切提升鬥爭的策略。鬥爭運動實際上是一場與統治階級的力 量對比,計劃、策略、行動升級等議題尤其重要,將會決定運動的成敗,理應推動全部參與的討論。相反地,佔領晚會只有「學民思潮」等組織的煽情演出,並以音 樂晚會掩蓋政治討論,從不討論抗爭運動的計畫與策略,佔領十天連一張討論運動前路的傳單都沒有!這正好是運動領導「去政治化」的計畫,讓運動牢牢控制在不 願徹底抗爭的人手中。

社會主義行動在去年七月反國教運動之始已經提出要擴大運動、發動罷課才能完全擊倒國民教育,並且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的抗爭,得到超過四萬名市民聯署支 持。我們於八月發起到「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之一的教協總部門外請願,展出街頭所得的市民簽名,呼籲發動全港一天大罷課來反抗國民教育。在佔領運動期 間,我們倡議罷課的傳單就如火種,看過的人群不時叫出「罷課」的口號,但卻沒有得到大會的回應。顯然民眾的意識與意志已經超出主辦者的層次。

及後雖然專上學生聯會在九月十一日發動大專生罷課,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先發制人」地於九月九日凌晨解散佔領運動,直接導致反國教運動夭折。

2. 不要相信右翼泛民

以 民主黨為首的泛民右翼政客早在2010年反對五區公投,並與中共妥協支持政改時露出了背叛民眾的狐狸尾巴。然而,去年反國教運動的領導權卻又一次地落入右 翼泛民手中。「民間對反國民教育大聯盟」由學民思潮、反國教家長關注組以及教協主導。學民思潮的學生在運動初期的確擺出了戰鬥的決心,但組織的領導層卻與 官僚的教協的官僚愈走愈近。運動方向的決定者是教協和中間派的社運分子,學生們不過成了民主黨政客的公關外衣而已。

因此,佔領運動的局限 性,包括上文所提到運動的「去政治化」以及後來的腰斬,都由此起。值得留意的是,反國教大聯盟聲稱解散運動的原因是政府有所讓步,以及學民思潮的學生感到 疲累,「再佔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但正如前文提到,所為的讓步並不是真正的讓步,甚至在結束佔領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與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召集人陳 惜姿都表示「因政府未有撤回課程指引,故抗爭仍會繼續」,此言猶如自打嘴巴一樣!又或學民思潮的學生真的感到疲累,但是反國教運動已經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 市民參與,實質上是個全民運動,若學生感到疲累大可以預先公開向在場參與群眾提出,相信會有更多的民眾團體願意接力鬥爭,讓運動成為真正由群眾參與的民主 鬥爭。如果佔領下去也是徒勞無功,大會不是應該將行動升級,號召罷課抗爭,徹底擊倒國教嗎?罷課會是鬥爭的新階段,群眾運動是不退則進、不進則退的。當大 聯盟害怕將鬥爭升級時,就只有解散運動。

而大會選擇在凌晨兩時宣布解散佔領,就如「政變」一樣,是在趁民眾回家的時候作出的反民主決定! 背後主導運動的教協與泛民右翼,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與政府妥協,避免在立法會選舉前與政府有「過激」的衝突。顯然,對他們來說,選票與議席遠比實際抗爭勝利 重要!因此在鬥爭中,往往向運動自身的泛民右翼作出鬥爭,是與向統治階級作出抗爭同等重要。

3. 民主運動自身也需要民主化,應讓各不同團體參與並表述自己立場

民主黨與泛民右翼為了控制運動,必然地會不民主地進行決策,並盡可能排除其他提出不同立場的團體參與。

去 年成立的「全港大罷課行動」,旨在於反國教運動中推動全港一天總罷課的鬥爭策略,用以徹底擊敗國民教育科。反國教運動既然是屬於群眾的鬥爭,理應不屬於個 別團體的私有活動,而該開放予所有意見參加。但是反國民教育大聯盟卻多次拒絕全港大罷課加入聯盟的申請,更企圖抹黑全港大罷課在政總的宣傳街站,冠上「冒 認學民思潮」、「騎劫運動」等莫須有的罪名。學民思潮甚至指在政總派發傳單、收集簽名的團體是「外來團體」。

一場社會鬥爭的成功,在於鼓動及凝聚盡可能多的群眾的意志,與統治階級進行對抗。運動自身的民主程度將決定群眾鬥爭的力量,這代表了恆常讓參與民眾討論運動 的目標和策略、選舉抗爭的領導層、容許不同意見的團體進行就不同議題的公開辯論等。而去年反國教佔領行動恰恰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被動員出來的群眾只是被 邀請參與音樂嘉年華會,實際抗爭的決策與工作則壟斷在少數未被民主授權的泛民右翼領導手中,全港大罷課行動等的其他組織則被排除在運動外。

民主並不僅是普選制度,更重要的是群眾在鬥爭過程中所獲得的民主傳統。而這些都是只能透過民主運動自身的實際民主經驗中累積而成的。在未來「佔領中環」以及其他的民主鬥爭中,去年反國教佔領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必然會再一次影響著群眾鬥爭的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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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陽光射之鋒?當偷拍跟踪越發倡狂 網絡公佈就是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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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射之鋒?當偷拍跟踪越發倡狂 網絡公佈就是義務
May 17th 2014, 18:03, by 黃之鋒

話說我跟兩名學民思潮成員到台灣旅行並住在同一房間,昨晚有個電話打到酒店房間,是男性聲音用普通話說:「請問黃先生在嗎」,學民思潮成員給了電話我,我聽了之後他就說:「有香港的朋友想跟你做訪問」,當時也覺得有點奇怪,但我就用普通話回應:「不好意思,要找我做訪問就用facebook whatsapp找我,我沒台灣電話號碼」,然後就掛了線。

接著學民思潮成員就離開酒店房間到接待處詢問,酒店那邊就表示沒有職員打過進來。當酒店房間電話只有職員和其他房間才能打進來,職員也沒有需要騙我們,那就證明昨晚是有其他住在同一酒店的「男住客」打來找「黃先生」想去「做訪問」,而酒店同層也只有我一個姓黃。

到底「男住客」為甚麼會找黃先生?「男住客」是如何知道有姓黃的人住在這個酒店呢?

今天中午和兩名學民成員離開酒店,踏出酒店就看到一名灰色黑間條衫、黑色長褲、人字拖和斜咩袋,簡稱「灰衫男」的高瘦男生在門旁拿著手機站著,我們一直行走,「灰衫男」就一直跟著我們走,當然這也不能證明甚麼,頂多也可以說是巧合而已。但是,當我們進到「全家」便利店買綠茶雪糕吃,另一名學民成員卻看到那個「灰衫男」開了手機的相機向著我拍,之後還聽到他在說廣東話。

天氣炎熱,我們三人在店裡涼著冷氣吃綠茶雪糕,他也有樣學樣地在店外曬著太陽吃綠茶雪糕,我們離開「全家」到捷運站,他就邊按手機邊跟著我們到捷運站。在車站等車的時候,我們在一號月台,他就站在三號月台的位置,一邊用右手握著手機貼著耳邊「講電話」,一邊卻在用右手按手機的screen,不知在按甚麼程式?

當列車到達的時候,「灰衫男」就立即從三號月台跑到一號月台,持著手機上了我們學民三人的那卡列車,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因為「灰衫男」不知道台北部份線的列車跟香港的MTR不同,在卡車和卡車之間是沒有接連在一起的,如果「灰衫男」按原定計劃上了三號卡車,是不能走去一號卡車拍我們,這也證明「灰衫男」根本不熟悉台北捷運。

接著,我們到市中心觀光時不幸下錯車,那「灰衫男」就在同一車站下車,怎料當我們發現自已下錯車,則在關門一刻走上車箱,最後我們學民三人就誤打誤撞成功捌甩「灰衫男」。

十一時多回到酒店,當我一下的士,就看到一個年輕看似20多歲的「黑衫男」(跟中午的那個的樣子不同),從褲袋拿出手機擺在胸前至頸上的位置,指頭不停地按著手機,視線也是望著我們,我見形勢不對,便急急腳走進酒店裡面……

坦白說,我原本也無意把這事公開在面書,但事情發展得實在不太尋常,之前在香港在旺角行街被狗仔隊拍到,以至懷疑在中大被跟踪也算了,想不到在台灣這邊,也被不知名的人士打擾,我真的不相信這只是我「多心」,只是和兩位學民的同學,打算在試後到台灣遊玩,並且和台灣學運的朋友見見面,也沒意去作甚麼特別的事……

其實我按估計,台灣那邊應該對我沒有太大興趣……但為何「男住客」會疑似知道我的住址?「男住客」和「灰衫男」是否同一個人?「灰衫男」和「黑衫男」是否同一媒體去指派?還是,其實背後有其他更有勢力的人和組織去指派這些怪人?

「對家」用到這些偷偷摸摸的跟踪方法,實在讓人憤慨,無論如何,請為我代禱。

PS. 如果你們有意「陽光射之鋒」,那真的不用麻煩,因為我本身行事為人光明磊落,要拍就過來跟我說一聲就可以了,甚至簽名、合照和自拍也可以考慮。

*圖為今天的「灰衫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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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國研時評--代工企業是國際壟斷資本的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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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時評--代工企業是國際壟斷資本的經紀人
May 17th 2014, 16:51, by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最近幾個月中港台各地相繼發生性質不同的「民眾抗爭」運動,最突出的包括本港持續至今的反內地遊客事件,台灣的「反服貿」運動,以及東莞市的台資代工企業「裕元」工人罷工事件,各種事件均引起了三地民眾不同程度的反應。本會認為,它們的發生與全國的經濟形勢存在一定關係,而「裕元」背後的「新殖民主義」經濟基礎則是我們認識全局的紐帶。在探討代工模式之前,以下我們首先簡單探討一下近代「殖民主義」的演變過程。

近代「殖民主義」的經濟內容

自航海大發現以後,殖民主義國家紛紛在全球建立海外殖民地,其表表者英國更號稱「日不落帝國」,令人直覺以為,近代侵略國家建立殖民地的動機就好像古代帝國君王有時藉故發動戰爭以滿足個人的征服欲情況一樣。其實近代的殖民主義侵略行為,經濟因素所起的推動作用,比統治者的個人野心更具決定意義。

也會有意見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是依靠貿易致富的,但問題是沒有強大的生產能力的話又怎麼拿得出大量富餘產品進行貿易呢?所以歸根究底,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才是現代國家的富源所在。不過單靠殖民國家本國的資源根本不足以支持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空有機器和工人生產也進行不了的,大量產品又需要國外市場消化以及實現利潤,所以資本家必然要求統治者為他們設想。

實際上,近代殖民國家的侵略行為正符合於國內資本家獲得廉價原材料和打開國外市場的願望,打敗落後國家既可掠奪金銀財寶充實國庫,又可以把豐富的天然資源據為己有,確保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當然,輸入原料的需要本來可以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進行的,只不過真有如此「平等博愛」的資本主義的話,現今社會也不至於是我們眼見的模樣了。

名義上保有主權而經濟主權喪失屬於「半殖民地」模式

國家主權完全喪失,人民直接受到殖民者粗暴統治是典型的殖民地模式,而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就是「半殖民地」模式的範例,清政府雖然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但英法兩國仍承認清廷為中國的合法政府。英法及其後的侵略國家並非無意讓中國完全作為自己的殖民地,未有實現這種企圖只是不具備徹底征服中國人民的能力,加上各殖民主義國家之間不希望任何一方獨佔而作出干涉的結果。

清政府割地賠款以及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是最明顯的喪權表現,不過影響最深的方面是經濟主權的喪失,具體表現為被迫對外通商而海關卻掌握在侵略者手中,外國商品能夠沒有障礙地進入中國市場。由於國內手工產業投入的人力多,生產代價高而效率低,外國生產代價低廉的機器產品一旦大量湧入並以稍低於手工產品的價格傾銷,就足以導致手工業走向破產,消費品市場被外國產品輕易佔有,於是國內的財富進一步被外國帶走,社會發展更加困難。

另一方面,戰場上慘敗的清政府並沒有痛定思痛,朝廷將賠款的責任攤派到每個農民身上以維持皇室的窮奢極侈,甚至死抱皇權,連溫和的維新運動也鎮壓下去,竭力維持封建專制制度。國家積弱造就殖民主義者得寸進尺,於是有後來公然劃分勢力範圍的結果。客觀上,清政府不單成為了妨礙中國實現現代化的腐朽勢力,而且形同殖民主義者敲詐掠奪中國人民的代理人。這就是列強樂意協助清廷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以及對孫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事業一直採取消極態度的原因所在。

「新殖民主義」是二戰後的產物

殖民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戰後的「凡爾賽和約」只不過重劃了勢力範圍,直至二戰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接踵而起,各國相繼獨立,傳統模式的殖民體系才正式宣告瓦解。與此同時,兩次大戰當中沒有遭受重大損失之餘還有所發展的美國成為了戰後資本主義陣營當中的唯一強者,在國際力量重新洗牌之際,美國的壟斷財團具備了爭取建立有利自己的世界秩序的條件,主要方面就是美國伙同他的老牌資本主義盟國以「援助」的名義對急需建設資金的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

所謂「新殖民主義」顧名思義就是以新式手法貫徹傳統「殖民主義」掠奪資源和打開國外市場的野心,由於國際形勢已不允許隨便對獨立的主權國家進行粗暴干涉,美國於是以各種手法威迫利誘,以國際組織的名義給予發展中國家貸款,同時附加開放市場的條件,這意味接受「援助」的國家借助國際資本建立民族產業的同時,必需接受跨國企業涉足本國的經濟發展。

於是外資首先得以在基建投資和機器設備輸出當中獲得利潤從而將貸款的一部份本金收回,在日常的經濟運作當中又具備了競爭優勢,令受援國的國民經濟產出總的說來無法超過巨額貸款所衍生的利息,於是國家負債隨着國民經濟規模擴大而同步上升,受援國只有以進一步開放市場作為減債或其他技術援助的交換條件,造成對國際資本更大的依賴性。因此,我們把「新殖民主義」典型的表現形式籠統地歸納為「扶植親西方政權+高利貸」,受援國越發展就越陷入「半殖民地」模式而難以自拔。

另外,受援國政權的腐敗行為將對國民經濟的建設過程產生負面作用,加速國家「半殖民地」化的進程,所以「新殖民主義」者根本毫不擔心國際貸款落入官僚私囊,造成無法受回貸款的後果,以及招致支持官僚政權壓迫人民的道德非議,因為外資進入受援國市場賺得的利潤要多得多,腐敗政權其身不正也就更容易接受國際組織的條件換取苟且偷安,一旦遇到反抗或者人民對官僚腐敗忍無可忍,就正好給予歐美介入內政的理由,再次扶植另一個親西方「民主」政權名利雙收。

代工模式背後的政治內容

探討過新老「殖民主義」的表現形式後,我們重新回到「裕元」事件的本題上面去。運動鞋的生產流程當中,品牌企業設計鞋款,「裕元」提供生產設備,中國提供生產基地,內地勞工負責生產,表面上各方面都得到相應回報,即是出售產品的利潤,訂單收入,稅收,工資和福利,似乎只要各方依法辦事一切就是公平合理的,只是現實當中內地當局嚴重的腐敗引致理想的狀態沒有實現。

但我們若考慮到出售運動鞋所實現的高額利潤,就看得到即使品牌企業願意在利潤當中撥出一部份,代替「裕元」支付法例規定工人所應得的一切,也不會影響到工人所生產的大量財富被國際品牌撈去最大部份,工人保留最少部份的事實,對國際資本而言,中國不過是掠奪資源和財富的場所。

從經濟實質出發不單可以考察到中國的產品主要由外國消費的奇怪現象,而且中國提供了勞動力、資源及環境代價支撐了跨國企業的發展,自身發展卻指望國際社會保持強勁消費力,造成國民經濟存在高度的依賴性。加上官方以公權力打壓工人的維權行動,各種現象正在向我們提示中國已實際陷進了「半殖民地」的社會模式當中。

至目前為止,國際品牌不斷吸收巨額利潤可謂一本萬利,代工企業的資本也比當初所投入的膨漲了好多倍。當局一直要求國內勞工不斷為外資企業生產利潤,吸引它們以中國作為生產基地,造成國內勞工長期得不到合理的工作待遇。因此,「裕元」工友受到當局和僱主的不法對待只不過是表層的現象,國內官僚資本聯合國際資本殘酷剝削才是問題的核心。勞動者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決不能寄望壓迫者會為自己主持公道,不管是腐敗枉法的官僚,還是表面上循規蹈矩的跨國企業。

代工企業是國際壟斷資本的替身

雖然現代化的生產條件下必然產生國際分工的問題,但國際間不平等的商貿往來,只會加劇發展不平衡。各知名國際運動鞋品牌企業資本雄厚,完全有能力自資設廠,直接聘用工人進行生產,之所以不嫌多方交涉之煩瑣遠隔重洋找代工廠進行生產,絕不是同情別國落後專程給予工人工作機會,真正原因只是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生產線,利用廉價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因此,代工模式實際上是國際品牌把生產環節「外判」出去以降低成本的產物,代工企業擔當着尋找廉價勞動力市場的「經紀人」,「裕元」只是整個系統裡面其中一個細胞。

代工模式同時對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係起分化離間作用,因為國際品牌的生產訂單到底「花落誰家」將以「價低者得」的方法決定,於是必然造成發展中國家競相壓低本國工資水平的現象,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也可能會誤認為別國的勞工是自己的競爭對手從而產生對立情緒,助長本國政府加緊依靠國際資本與周邊國家互相傾軋,造就「新殖民主義」者坐收漁人之利。

因此,大家不應孤立地看待企業與勞工之間的直接關係,也不應簡單地把代工模式歸結為國際分工的產物,它的經濟作用與政治作用是互為因果的。但我們並不是說,各國際品牌及代工企業與它們的政府之間存在秘密的協定或者互相聯繫的間諜活動,只要「新殖民主義」國家掌握了國際貿易的主導權,各地資本基於自身的利益訴求,自然會按照國際資本所設想的方式替它們辦事。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發展模式可視作高價租賃生產資本

代工模式在中國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八十年代鄧小平主政之下實施的「改革開放」方針,當時內地當局向人民宣佈基於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不足以實現社會主義,需要「補資本主義的課」,於是主動引入外資投資設廠。

「改革開放」初期,當局以政策解散了「人民公社」,同時國家投資也向城市傾斜,並人為地壓低農產品價格,造成大量農村勞動力被吸引到珠三角地區為外資工廠打工的趨勢,這是變相把國內很大一部份的勞動力交由跨國資本支配。在另一個層面上,中國幾乎供給了外資企業生產所需的一切物資換取生產規模一下子大幅擴展的政策,可以形象地理解為以高昂代價「租賃」外國的生產資本去開發本國資源,經由工人加工成各種產品作為實物租金交付外資。

由此也說明了港台兩地「中共殖民,掠奪兼併」的言論其實把現實的關係顛倒過來了,有關論調只不過是「新殖民主義」者為蒙蔽不明所以者而祭出「中國威脅論」的變種。港商台商可不是被綁架而是被利潤吸引到內地去的,就算勉強在同一個民族中間去談「殖民」,也是港台資本家「殖民」內地。至今「中共」亦未曾作出過沒收或強迫賤賣的行為,「掠奪」又從何談起呢?

我們則認為「服貿」一方面達到向台方「租賃」服務業資本的效果,另一方面有籠絡台灣當局營造民族大團結氣氛粉飾太平的作用。如果認為,日後「服貿」協議落實執行之後,陸資有可能大規模登台「壓迫台灣人民」藉得擔心的話,那麼台資「富士康」、「裕元」等代工企業率先「登陸」壓迫內地勞工的事實正說明資本根本沒有地域限制,也沒有善惡之分,勞動大眾與其劃地為界並寄望剝削過自己而發跡的資本家忽然對自己大發善心,不如攜手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更為妥當。
  
要求國際品牌監督代工企業有合理化代工模式的副作用

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顯示,各地聲援「裕元」工人罷工的重點均在於聲討內地當局的武力打壓,這方面當然是恰當的,不過,指責「裕元」違法以及給予訂單的國際品牌沒有認真履行監督責任則未能有效打擊國際資本聯手剝削落後國家勞工的行為,而且會給予勞動大眾一種錯覺,以為國際品牌企業以代工模式把生產線「外判」是合理。大家可不能忽略國際品牌企業是造成國內勞工惡劣處境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它是統籌國際分工的大腦。

近年內地通貨膨脹嚴重,勞工實際收入持續下降導致工潮迭起,迫使資方不得不稍為提高名義工資。基於尋求利潤最大化的本能,各代工企業正部署向勞工成本更低廉的國家轉移,「裕元」的產業就處於向越南轉移的過程當中,這說明國際資本面對各地勞工正牢牢的掌握着戰略主動權。只要另一個國度作好壓低勞工工資的「前期工作」,跨國資本自會樂於作為守法的「企業公民」。

所以,假如內地勞工只執着於違法問題向政府和企業問罪的話,只可能獲得短暫和有限的好處,一旦企業撤出就可以把責任撇得一乾二淨。如果形勢朝這方向發展下去,而內地勞動大眾又沒有把國計民生的主導權奪過來,外資撤出以後中國的經濟就會步入蕭條,工資水平就被迫隨着下降,為外資他日重返「故土」蘊釀條件。如是者,只要跨國資本不斷在國際間游走就能夠有效化解社會的消極監督,各地勞工就會困在周而復始的迷局當中任由主宰。

只有立法和監督顯然是不夠的,勞動者要提出更積極的要求。當然,目前內地工友要成立獨立工會等組織是存在困難的,勞工階層尚難以在廣泛的交流過程當中形成行動上的共識。但我們作為外圍的聲援者,與其要求品牌企業監督代工廠,還不如反對它們採取代工模式,起碼在人們的思想認識上推倒國際壟斷資本的一道「防火牆」,為工友們的視野掃除障礙。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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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形勢評估】民主黨變相退出真普聯 掀兩年來最大內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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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評估】民主黨變相退出真普聯 掀兩年來最大內部分歧
May 17th 2014, 16:41, by 民主黨評論團

圖:蘋果日報

民主黨中委會昨晚開會後,宣佈變相退出真普聯,翌日作出連串大動作,是今年1月公佈「三軌方案」非缺一不可後,展開的最大政治動作。綜合各消息來源分析,在應否主動退出真普聯一事上,黨內巳出現分歧。

中委會昨晚經歷三個小時會議後,宣佈決定6.22電子公投後,不再出席真普聯會議,發出「一個譴責、一個限期、一個承諾」的三點聲明:
1、對人民力量及社民連違反誠信,出爾反爾,公然以組織名義,公開動員組織的支持者,在商討日(三)投票給真普聯三軌方案以外的方案,嚴重破壞真普聯成員的互信和合作基礎,為此予以強烈譴責。
2、我們認同6月22日第一次電子公投後,真普聯已完成了其歷史任務,應停止運作。民主黨在6月22日後,不會參與真普聯的會議。
3、民主黨會全力推動三軌方案,並不惜一切推動落實符合國際標準及無篩選的普選方案,為港人民主憲制而戰。

在中委會作出決定後,民主黨高層一日之內連續作出四個行動,動作之大,更勝今年1月公佈「三軌方案」非缺一不可後,高調反擊外界反對聲音。四個行動包括:一、主席劉慧卿出席電台節目親自為決定「解畫」;二、明天(星期六)下午到政府總部遊行,抗議港府粗暴刪除公民及政黨提名;三、下星期三舉行黨內政制交流會,就爭取普選策略及佔中運動等進行交流,由副主席蔡耀昌及政務部部長尹兆堅帶隊;四、以「人民力量缺乏誠信 民主黨恥於為伍」為題發表聲明,回應人民力量的指責。

民主黨高層採取如此大政治動作,能否取得選民認同,日後再撰文分析。唯有一點可肯定:黨內巳對此決定出現相當大程度分歧,是自2012年慘敗、涉及慘敗原因是否源於2010年政改的爭議後,兩年來最大的分歧,且可以預見,這是分歧難於短期內收窄。以下資料來自黨內電子通訊,出於尊重私隱,筆者隱去各人士身份。

事實上,這次分歧,不僅僅在基層黨員出現,還在領導的中委出現。前天,筆者聯同一批黨友上書中委表示異議,就在昨天開會之前的下午,聯署信起草人便收到一位中委電郵,並非反對我們的意見,而是「Fully Support」!奇怪的地方是,按筆者所知,該名年輕「乳鴿」中委,是屬於主流派,前年改選中委時,還在單仲偕的內閣名單之中,竟然表態「Fully Support」我們這批異議者,筆者當日下午抱半信半疑態度。

及至中委開會後,報章報導,中委投票以18票比8票通過變相退出真普聯的決定,筆者才隱約察覺,這分歧比想像中嚴重:一)這個決定需要中委投票表決,顯示支持和反對的中委,經過三個小時會議商討,仍無法說服對方,最後需要採取投票;二)投票支持的比例偏低。民主黨的中委會,是由主席及兩位副主席,再加27位中委,共30人組成。18票支持、8票反對(剩下4票,暫時缺乏資料顯示缺席或棄權),換言之,只有六成中委支持。按照筆者了解,雖然比不上何俊仁擔任主席時的「清一色」由主流派控制,但今屆中委由劉慧卿的前線系、單仲偕內閣及元老們所控制的席位,絕對不止六成。換言之,即使是主流派內部也有意見。

聯署信成員今早在黨內一個whatapps群組中,向高層詢問意見不被接納的原因,該群組至少有四位中委,卻只有一位願意回應,且並非正面回答,但從其重覆句子中,有一個訊息透露出來:承認黨內有不同意見、也收到很多不同意見(不止我們這批聯署者),並且這些意見互相衝突。最值得注意是,其中一位中委突然提出:正式開會討論吧。三個小時後,中央便宣佈下周三舉行黨內政制交流會。

民主黨內部、甚至中委在此事出現如此大立場分歧,原因不難理解,下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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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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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語
May 17th 2014, 16:46, by 吳志森

有沒有一種語言叫「香港話」?我認為是有的,就是集古今中外,包括中國各省方言之大成,來者不拒,為我所用,變成一種活潑、多變、抵死、幽默、啜核的語言。再加上每天都在生產和廢棄的網上潮語、電影對白、口頭禪、嘲諷和罵人的日常用語,還有粗口,造就了一個全世界獨有的香港語言體系。

香港話和廣州話雖然互通,但腔調仍是有所分別,更重要的是遣詞用字,各有不同,反映兩地的歷史文化,有各自發展的軌迹,只要稍為留神,就聽得出來。

香港被英國統治了一個半世紀,受西方影響甚深,不少用語是英文音譯,而且早已成為文字,更習以為常衝口而出,成了香港話的重要組成部分。

士多、多士、士的、的士,幾十年前已是港人日常用語,影響更是無遠弗屆。中國大陸把坐計程車叫做「打的」,明顯受香港影響。有些北方省市叫公共汽車做巴士,也來自香港。結帳叫作「買單」,是香港埋單的變種,甚為明顯。

香港話所以有強韌的生命力,關鍵的原因,是絕對不會自我設限,也毫無規範可言,只要能夠淋漓盡致地表達,生鬼調皮地發揮,話之你係文言白話、英文法語、各省方言,我們都是拿來主義,出口成章,毫無顧忌可言,也不會問政治正確不正確。

近幾年,本土主義興起。有人特別留意我們的語言有沒有受大陸污染。本土意識,本來無可厚非。但自從有國師把中文作了解毒,出書列表將純正中文和共產中文作嚴格界定之後,他的徒子徒孫,視為金科玉律,必須嚴格遵從,稍有踰越,立即打為匪類,以賣港賊視之,更要送到紐倫堡,跌落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這種走火入魔的行徑,大部分時間都得啖笑,因為匪語不匪語,更不是一個人一個國師說了算。但對於我這種用文字語言搵食的傳媒人,卻不勝其擾。

做網上電台節目,與社交媒體掛鈎,與聽眾即時互動,有時的確很煩。有本土聽眾聽到片言隻語,即時在網上回應:森哥,呢句係「匪語」,嗰句又係「匪語」,以後唔可以講。做直播節目,從來是我口講我心,但自從有了「匪語」這個標準,令我欲語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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