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7日星期一

香港獨立媒體: 玫瑰色的你 一一 專訪張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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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色的你 一一 專訪張懸
Apr 7th 2014, 15:00, by 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第一次認識張懸這個名字是在2006年的時候,在唱片店聽到〈迷惑〉一曲。那時的感覺是曲風很清新,八年後的她已由小妮子成為現時不少樂迷及兩岸三地青年的精神榜樣。文藝青年嗎?那你就要聽張懸的歌。獨媒今次找來張懸談談對今個星期的香港音樂會、社會運動和生活態度等的看法。

「音樂是不需要學的語言,音樂比語言更有力」

張懸表示今次來香港舉行音樂會,和過往有點不同,往時在宣傳新專輯後就要離開,留在香港的時間不太多。「我不希望因為發表新專輯才來,而是希望多跟年青人交流。」她自言很珍惜來港的機會,而今次「無歌單」是一個新嘗試,由觀眾點歌,所以難免有點壓力。

張認為過往自己的專輯都代表了自己不同的階段,而作品中亦較少情歌,大多是講「人生」的歌曲。「不能不談到人生嘛,人生就是一場愛情。人與人之間都是愛情,而音樂作品從來就應該有不同的解讀。」她又舉例指內地搖滾教父崔健的著名作品一無所有,表面是寫愛情,其實就是影射政治形勢的意味。

走出千萬人群 往柳暗花明山窮水盡去

記者和張懸做訪問,感覺就像是上了一堂哲學課。問到對香港的感覺,張懸坦言過往沒有太多機會來香港。她自言很喜歡陳果的電影,因為很有香港的本土特色。「台灣人認為香港很好,香港人又認為台灣人很好。」但她認為台灣同樣有很多甚麼事都關心的人,也有很多甚麼事都不關心的人。

在過去的社會事件中,都可以見到張懸會在社交網絡中發聲。被問到怎樣看自己的影響力彷彿日漸增加,她苦笑:「過去一年其實感到自己很渺小,從來都沒有認為自己那麼有影響力。」張表示從頭到尾都是希望以一個歌手的方式,透過音樂去表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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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總是人給的牢 該隨波逐流或堅持目標

台灣社會近年有一種世代革命的說法,指台灣的青年對前途感到迷惘;當中也包括面對社會的不公義事情,如貧富懸殊問題及樓價上升,加上中國內地對台灣由自由民主到經濟及各個產業的傷害等等。用香港的術語來說,就是青年無法向社會上層流動,「上唔到位」。

「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在反服貿事件中,台灣立法院大樓外掛上這樣的一句標語。張形容革命就是推翻約定俗成,多思考自己的未來。因為不論社會和人類都要進步。她鼓勵年青人在面對問題時要多思考,「不要老是要別人的推介。不要整天都用上一代的思考方法,每個人都應該有自由意志。」

在訪問中,張懸再三強調獨立思考很重要。「我真的不認為自己有影響力,如果照你的說法,我倒是希望自己的影響力愈來愈少,因為那時大家都有獨立思考了。」張懸相信每人都是平等,而獨立思考就正正可以跳出傳統教育的限制。「獨立思考真的很重要,因為人生有不同的可能性。」張勉勵年青人為自己而活,才能有新的體驗。

「如果公眾人物沒有發聲,就代表他不關心嗎?」

在這個時間來港,無可避免被問及對台灣反服貿運動的取態。張懸坦言一般不會回答這種問題,因為不願意被人利用,被「無限上綱」,而她只是從關心這一件事的角度出發,沒有反或不反服貿的立場。事實上現時公眾對歌手藝人有愈來愈大的期望,要求他們為社會議題發聲,但張懸認為「太依賴公眾人物了」,正正與獨立思考背道而馳。「如果公眾人物沒有發聲,就代表他不關心嗎?民眾所以就不用關心嗎?」

此外談到近年台灣人對內地的焦慮的和香港的中港矛盾,張認為仇恨是源於恐懼,其實就是對自己信心不足或是感覺過份良好。「雖然仇恨在上一代不願意解決,但下一代就千萬不要跟隨;仇恨不能解決問題。」她認為人和人之間就是建基於尊重。

緬甸政治家昂山素姬講過:「即使你認為政治與己無關,政治也會主動找上門。」和張懸對談,即使有些話題不談政治,最後還是牽涉了在其中。「嫁出去的女,撥出去的水。你看,這是多麼絕望的說話。」張懸受青年擁戴實在不無原因,她有一顆關懷社會的心。「解放婦女也只是這一百年的事情,婦女有投票權是辛苦才爭取到回來。」那邊廂,有香港歌手表示討厭政治,而張懸談的已不止於政治,而是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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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懸談公民不服從

社會學家 Emile Durkheim 曾經講過:"Yesterday's deviance must become today's normality." 在訪問中,張懸都一直提著進步及改革兩字。從烏坎村、反核四運動、反媒體壟斷運動、同志運動到今日的反服貿等大大小小社會事件,張懸一直都沒有缺席。談到公民不服從,張懸表示從來沒有叫人不遵守法律,但是必須深思自己的處境。「面對法律,年青人應該有另外一個思考點,因為我們都被教育成法律的服從者。」

「法律不是為了保障大部分人的權益,而是保障生而為人的權利。生而為人就應該不服從,因為不服從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學習尋找真相和事實的全部;而真正的服從也只有自願性的。」

她再三強調:「我們必須思考當代的事情。」張懸指台灣近年在修改法律條文時,大多數人都認為政府是對的。「面對法律,其實是要提出意見,我們不一定要服從。青年和公民也好,發現有問題時便要去研究及調查。」她舉例如同性婚姻的問題,「不要受宗教、世俗和家庭等的限制,不妨先去Google 一下,從不同的領域綜合,才作決定也未遲。」

推介杜甫和李商隱的詩

張懸曾經提到,自己的夢想是希望寫一本喜歡的書。不過她表示近一年很忙,希望有機會才慢慢寫。而問到有甚麼書籍推介予年青人,她認為不要找太難的書,也不要找太簡單的書;應選比自己程度以上,「看了會想事情、會有一點疑惑,不見得一下就明白的東西」。「我自己認為杜甫和李商隱的詩都非常值得讀。前者平實並富有關懷社會的意味,後者則有很多隱喻,旁敲側擊,很富反思的空間。」張懸表示,近來較多看新聞文學、戰爭日記和內地作家余華等的書。唐詩和小說,記者倒很少聽到香港歌手有推介過文學作品,潮流名牌代倒是多不勝數,難怪一眾真偽文青都被張懸迷倒。

訪問:麥馬高、劉軒
攝影:吳卓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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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雞蛋與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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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與高牆
Apr 7th 2014, 13:56, by 鄧力行

原刊於2014年4月7日《明報》時代版

茂名市反PX遊行遭到當局武力鎮壓,當地消息遭封鎖、境外記者被扣被迫寫悔過書,網上的傳言滿天飛。在網上看到網民留言,指消息未能證實是否真確,不應予以廣傳,否則就是協助造謠云云。

作為人,我們難以就每一宗新聞親身到當地考察,否則我們確實就只能聽傳聞,然後用自己的智慧經驗去判斷,並按自己的良知決定分享與否,這是人的局限。在中學時讀過一點共產黨的歷史,在報上讀過這些年來不同媒體報導的國內新聞,對於茂名發生了血腥鎮壓,我會認為選擇相信至少比選擇不信明智。

若事實擺在眼前,當然也不用爭議,但當爭議出現時,在雞蛋和高牆之間,我們應如何判斷?若果站在雞蛋的一方,判斷錯了,不見得能把無辜的高牆推倒;但若果站在高牆的一方,判斷錯了,就會有更多的可憐的雞蛋被壓碎,而終有一天,我們也將成為被高牆壓碎的雞蛋。

我們不是上帝,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遠在他方的我們都幾乎沒可能把事實的全貌弄清。對於不同的報導,我們如何判斷真偽,對於不同的惡行,我們如何去回應,這都牽涉我們的價值判斷。

很遺憾,我看到不少香港人選擇了站在高牆的一方,極力鞭撻個別「造謠」的小惡,無視國家政權「殺人」的大惡,甚至是東拉西扯模糊焦點試圖為施暴者開脫。看到已被高牆壓碎的內地同胞,實在很痛心;看到正排著隊等待被高牆壓碎而不自知的香港人,實在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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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香城的中文科做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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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城的中文科做錯了。
Apr 7th 2014, 13:36, by 恆愉 - Jerry

我們的學生活在試卷中的香城,大家都喜歡用艱澀的字,把文章打扮得很有深度。

說到底這多少是教育制度的錯。

老師喜歡看成語、喜歡看修辭,最喜歡看艱深的用字,因為這是最易發現的「教學成果」,所以最方便改卷。慢慢批改準則成了語文水平的標準,於是愈寫得生硬的人懂高分,倒模一樣的A級範文排山倒海地湧過來。

問題是讀文學,講的不只用字,最重要是在可理解的語序中,使用最適合的敘事架構和語言。這些有意義的語文系統訓練在中小學悠悠十二年竟然不能植根,老師全湧去操練學生的「修辭技巧」和「文體」,結果學生連母語的應用能力都乏善足陳,基本的文言文都不能理解。

文言文和白話文關係極深,問題是古時可用的字不多,一字往往多義,詞性亦很多。詞類活用的情況頻繁,所以要揣度理解每一個字,必須由語序和語境等角度出發。不過,香港中學的文言文訓練流於「同我背咗呢個字點解」的程度,試問在遇上文言文的時候,怎能流暢閱讀,準確理解?

很多人都用「窗簾是藍色=憂鬱」來調刺中文科閱讀理解的僵化答案。其實怎樣理解一篇文章,是文學批評手法的問題,只要言之成理即可。把作者筆下的「藍」看成憂鬱的喻體也未嘗不可。只是,明明這個說法成立是基於理解自由,為什麼考評局要用model answer逼我們達成同一個理解?

考試主導的學習風氣令教學方式都以變得以應試為本。答題模式的僵化又令學生缺乏思維訓練。長此下去,艱澀賣弄的文章在十數年訓練出來的共識下成了「好文章」,大家看慣了,就贊同了。

學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補批評,考評局急急用回範文,卻又不改答題模式。換湯不換藥,你當我神探伽利略?

你能怪學生不夠主動去學習,但學生的語文能力的不足,考評局,還有誤以為「入大學好緊要」的家長也絕不能逃避責任。

我們要捍衛繁體字,因為這是中國是悠久的語言。然後呢?簡體字沒有文化底蘊,是功能產物,它沒資格替代繁體字。不過,堅持使用正體的我和你,在這尺驅之地,空白地使用這種字體,又對得起捍衛繁體的理由嗎?

考評局和各位家長,如果你們覺得孩子不懂性,需要你們的指引,也煩請你們走前一步。別叫我城如試卷中十年如一日的香城,年年都出事,但係年年都屈學生幫你執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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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轉守為攻 出關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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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轉守為攻 出關播種
Apr 7th 2014, 12:46, by 獨媒轉載

編按:台灣佔領立法院的學生剛召開記者會,因應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表示會先完成兩岸監督協議立法,然後才審查服貿條例,學生宣佈行動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將在星期四(4月10日)下午六時退場。

佔領立院行動至今已滿二十一天,這場行動能撐到現在都是台灣社會強大民意所賦予的正當性,我們在此深深感謝台灣人民的支持與參與。今日,我們將在此宣布一個重大的決定,佔領立院行動已完成其階段性任務,取得重要進展,也就是讓所有台灣人都理解到我們可以不受制於過去人物、不受制於已成勢力,讓憲法揭示的「國民主權」從理念成為活生生的、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的經驗。我們明白所有人對這場運動有各種期待與想像,但在盤點各種運動成果後,我們宣布,學生運動累積的能量已經足以轉化為全民運動,此刻,正是青年從立法院走向全國各地的最佳時刻。

針對運動四大訴求,我們列點說明目前已達致的成果:

訴求一 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民間版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配套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已完成提案連署送交立法院議事處;另一方面,行政院亦提交行政院版本草案送交立法院。我們在此重申對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的五大原則:貫徹公民參與、國會監督、人權保障、資訊公開、政府有責。

訴求二 先立法,再審查服貿:王金平院長於4月6日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將不召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團協商會議」。稍晚,國民黨籍台北市長郝龍斌、台中市長胡志強也公開表態支持「先立法,再審查」。

訴求三 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學生與公民團體已於4月6日於議場外舉行公民憲政會議草根論壇,並將草根論壇的決議於4月8日於議場內舉行公民憲政會議推動論壇,具體對社會大眾提出我們對公民憲政會議的期待與想像。

訴求四 退回服貿:根據立法院3月24日聯席會決議:要求行政院撤回服貿協議,並重啟談判,後續有待院會處理。

我們所獲致成果並不僅限於上述四點具體訴求,無論從國內的民主憲政層次或國際的地緣政治,此次運動所達成的效果更為驚人,遠超出我們預計。

在國內憲政層次上,自從2008年以來,馬政府專斷濫權、破壞法治、人權,造成民主倒退的憲政危機。此次服貿事件不過是冰山一角,學生們和無數公民社運團體,在國家危急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不但阻止了馬政府強令「服貿協議」闖關的企圖,徹底凸顯馬政府完全喪失統治正當性,更揭發了在國共兩黨私下交易的兩岸互動模式下,圖利跨海峽政商資本集團、犧牲大多數人民利益之事實。從此兩岸協商再也不允許密室協商,任何政權再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出賣台灣。

在國際地緣政治上,我們徹底宣示了台灣人不願意受中國擺布的全民意志,也打亂近年來中國、美國甚至日本等對於台灣問題私相授受的強權布局。而我們非暴力、和平抵抗的嶄新發想,更引起東亞乃至於全世界青年的注目、同情與深深地共鳴。

此刻我們需要討論、規劃下一波的運動進程,我們希望以巡迴全國深入社會基層,以演講、集會、草根論壇、網路公民運動與國會監督等方式,深化「反服貿運動」與「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運動。關於「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最近幾天我們已經在立法院內外,舉辦了一系列的「草根論壇」、「人民議會」、「推動論壇」,我們將持續在全國各地舉辦更多的論壇與公民審議活動,以持續推動「公民憲政會議」的主張。總之,我們需要讓更多國人關心我們國家目前正面臨的巨大挑戰。

在我們佔領立院的同時,有一群來自中南部的同學,自發性的組成民主黑潮聯盟,並發起多場針對馬意立委的施壓行動,這幾天,他們揮軍北上,分別在林鴻池、林德福、吳育昇的選區對選民宣達理念,獲得熱烈響應,這代表,台灣民間尚有強大的動能,我們走出立院正是要承接這股動能,轉化為改變台灣的力量。除了民主黑潮聯盟,尚有許多學生、公民團體在這次運動中聚集、成形並進行串聯,走出立院後,我們將在各地開始進行組織化,把具有同樣改革理念的青年匯聚成流,洶湧向前。

從我們走出立法院到從事草根組織動員的這段期間,我們要求朝野立委恪守職責,進行兩岸監督機制的立法工作,尊重多數民意,在法制化完成之前,不得審查「服貿協議」。我們也要求反對黨及其立院黨團,確實負起監督執政黨的責任,阻止馬政府持續傷害我們的國家。我們也要求民間版監督機制確保付委,並且不能讓立法院通過行政院版法案。

我們邀請台北的朋友於周四下午六點再次聚集立法院,迎接從議場走出的同學,大家攜手轉守為攻、出關播種。我們也歡迎台灣各地支持這場運動的朋友與我們遙相呼應,當怠惰的國會議員背棄選民、處心積慮經營一己私利之際,就讓我們接手深耕地方,讓社會成為我們的新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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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民政署監管推廣基本法撥款不力 民主黨十八區區議員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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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署監管推廣基本法撥款不力 民主黨十八區區議員促回應
Apr 7th 2014, 12:27, by 姚梓善

(獨媒特約報導)上星期民主黨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峯靜坐四天,抗議黑箱通過宣傳《基本法》撥款。許智峯聯同民主黨十八區區議員於今日(4月7日)到灣仔民政總署要求召開聯席會議,抗議撥款審批過程草率欠公允,涉利益輸送,並要求署長陳甘美華就武力對待區議員公開道歉。民主黨表示,是次行動由十八區的民主黨區議員參與,顯示許智峯和吳兆康的中西區地區力量,已經擴大至全港,希望藉著今日的行動,清算民政總署從撥款到操作的機制。民政總署最後派出代表接過請願信。

撥款審批機制不透明

在政改諮詢敏感時期,民政事務局通過民政事務總署以「專款專項」形式,向各區議會撥款25萬元辦推廣《基本法》活動。民主黨指有關地區撥款事項十分倉卒,三月政府知會各區議會此計劃後,申請團體必須於五月前完成推廣活動,令人懷疑此項撥款計劃只為推銷政府的政改立場,作宣傳、推廣之用。

而且審批程序馬虎,有區議會不公開審批撥款過程,更有建制派把款項撥入與自已有聯繫的團體。民主黨批評,民政總署未有加以監管和檢討相關制度,違反政府公帑使用的公平、公開守則;在涉及利益衝突時,署方未有妥善處理,後來更發現申請團體的顧問實同時是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面對這種身份衝突的情況,完全違背作為公務員的中立,難免令市民懷疑黑箱作業。

暴力對待民主黨議員

3月6日的中西區區議會公民教育工作小組撥款審批會議,拒絕開放予公眾傳媒旁聽,更召來警察驅逐要求公開會議的許智峯。及後3月27日的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會議中,許智峯指出建制派有利益衝突,最後區議會改以不需申報利益及進行會議的電郵傳閱方式通過撥款。

許智峯於上星期與增補委員吳兆康於中西區民政處靜坐抗議,期間遭處方暴力對待,先下令封閉洗手間,以圖逼使二人離開,及後更封鎖辦事處正門,即使許智峯以公職人員人份進入亦遭拒絕。而在民政處靜坐多日,一直未有處方人員與許溝通,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周可喬如常以正門門口出入。於上星期四(4月3日)許智峯欲進入會議室開會,竟遭保安阻撓,發生衝突,使許受傷送院。

要求民政總署正面回應及公開道歉

民主黨表示,是次活動要求陳甘美華召開聯席會議,對所有行政失當負上全部責任,並就緃容武力對待區議員等事件公開道歉。民主黨又表示,大律師李柱銘亦正草擬入稟狀,就中西區民政處默許以閉門形式進行撥款審批會議的合法性,及緃容警察介入區議會事務、侵害人權,進行法律追討。民主黨亦表示會考慮向申訴專員公署及廉政公署等部門諮詢。

編輯: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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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回應網友賜教——再討論新移民有權申領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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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網友賜教——再討論新移民有權申領綜援
Apr 7th 2014, 12:32, by 林兆彬

在公民社會入面,各人有不同的立場是正常不過。筆者在上星期撰寫了一篇名為《新移民搶福利?—分析最新綜援數字》的文章,收到了不少網友的回應。本文主要是回應網友Mayi Lam一篇名為《林生,你可否善解人意一點?-覆新移民搶福利?—分析最新綜援數字一文》的文章,也相信網友Mayi Lam的觀點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所以筆者有必要再回應一下,希望讓大家再思考新移民應否有權利申請綜援。

自終審法院於去年12月17日裁定新來港人士居港一年即可申請綜援至今,筆者撰寫了至少五篇文章去講述為何筆者會支持新移民有權利申請綜援。上星期的《新移民搶福利?—分析最新綜援數字》旨在分析最新的數字,讓大家不要過份恐慌。

「社署運用酌情權批綜援咪得囉?」

首先,筆者想強調其實綜援不是甚麼「福利」,而是最底層的社會救濟,是安全網。在原則上,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若果沒有綜援金的救濟,隨時會餓死或病死在街頭。

有些人認為去年那場終審判決為「有需要」定下了一個不公平的定義,覺得「有需要」的新移民可以要求社會福利署運用酌情權批准綜援,若果社署不批准的話,則代表他們沒有領取綜援的需要。筆者想問兩個問題:酌情權與綜援計劃本身的審查機制有何分別呢?為甚麼那些人覺認為香港永久居民不用要求社署運用酌情權批准綜援,而新移民則次人一等需要靠社署運用酌情權批准綜援呢?

其實,援綜計劃本身的審查機制,就已經能夠判斷誰有需要領取援綜,甚至已產生了「窮人」、「弱者」等標籤作用。簡單來說,計劃下的「綜援認可需要金額」減「去可評估收入」就等於「綜援援助金額」。「綜援認可需要金額」所體現的是「人類需要理論」的精神,例如英國學者Doyal和Gough所發表的《A Theory of Human Need》,就曾將個人的「健康」和「自主」作為人類共同最基本的需要,而要達到上述兩項需要,必先要滿足「次級需要」,包括有營養的食物和水、安全居住環境、安全工作環境、安全自然環境、安全生育、適當的醫療、安全童年發展、基本人際關係、人身安全、經濟保障以及適切的教育。

而2004年起社署所實施的「酌情權」制度,意味著新移民需要接受一套更嚴格、更人治、更不透明的審查機制。翻查政府文件,發現社署聲稱在決定應否行使酌權的時候,會考慮申請人抵港後的生計、造成現時困難的原因、申請人在港的資源和可能獲得的援助、是否有其他方式的援助等情況。若果「酌情權」是最有效的工具去判斷誰「有需要」領取綜援的話,那麼我們應該建議香港永久居民也需要社署運用酌情權批准才能夠獲得綜援,讓「沒有需要」的香港永久居民不能申領綜援。

政府有責任改良審查機制

在申領綜援這件事上面,不應該將新移民與永久居民區隔,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新移民不是旅客,而是香港人,他們來港的目的是與香港永久居民進行家庭團聚定居生活,叫已經來港的新移民返回中國內地生活,等於破壞家庭團聚。

筆者原則上支持香港政府取回單程證審批權,而配額數量也可研究在技術上作出調整,甚至研究按經濟狀況計分,盡可能讓港人的經濟狀況改善好之後,才容許內地家人來港進行家庭團聚。但現時領綜援的新移民大部分也是老弱傷殘或單親,不論香港政府有沒有單程證審批權,基於人道立場,凡是有需要的人,財力豐厚的香港政府也應該幫助他們。至於少量健全的綜援人士,政府一向有鼓勵他們就業,投入勞動市場。

世上沒有完美的事物,任何社會政策制度,也會有潛在的濫用風險,將某些個別例子放大,「一竹篙打一船人」是不適當的。一些大原則我們一定要堅持,例如新移民與永久居民均享有平等的權利申領綜援,但政府有責任要想盡辦法改良審查機制,以杜絕濫用和騙取綜援的情況出現。例如,傳聞社署曾研究過到中國內地查核新移民財政狀況的可行性。

真的不用過份恐懼

自2013年12月17日起至今,居港少於七年人士申請綜援數字的趨勢線的斜率漸漸下跌,反映居港少於七年人士申請綜援數字的增長速度漸漸下跌,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截至2014年3月31日,共有4,007宗申請,而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也於2014年4月3日表示,預料最終社會福利署會收到約6,000至7,000宗相關申請(當然不會全部也獲批)。當一班多年來被壓迫的人突然重獲失去了的權利,對比以前運用酌情權批核的新移民綜援個案數字,當然可被演繹成「直線上升」。正如當香港有了真普選之後,特首當選人所得票數當然由689票上升到近一百萬票,也是直線上升。

若果香港的經濟狀況在未來維持不變,筆者曾估計居港少於七年人士領取綜援的個案總數最終大約為5,390宗個案。這個數字大約會持續維持穩定,而不是無限上升,因為新移民終有一天也會成為永久性居民。過去數年,因為經濟環境好轉和勞工待遇稍有改善,整體綜援個案數目不斷下跌。所以,筆者估計新移民領取綜援的百分比與香港永久居民領取綜援的百分比,長遠來說,在未來也會漸漸下降。

「懲罰一眾一直自食其力卻依然窮困的人?」

在職貧窮是香港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但懲罰在職貧窮人士的,絕對不是突然有權申領綜援的新移民,而是官商勾結的香港政府和大財團。窮人鬥窮人是沒有意思的,難道綜援人士現時的生活又過得很好嗎?根據2013-14年度的政府文件,1人家庭、2人家庭、3人家庭、4人家庭的平均每月綜援金額為4,848元、7,645元、9,975元及11,817元,並非所謂的「4人家庭可得價值13,385.85元財政及住屋援助」。

另一方面,領取綜援就等於脫貧嗎?根據《2012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2012年,生活在貧窮線下的綜援住戶約有102,700個,涉及約235,600名綜援受助人。約28.6%為1人家庭、35.8%為2人家庭、19.7%為3人家庭、11%為4人家庭、3.2%為5人家庭及1.6%為6人或以上家庭,即是說就算領取了綜援也不等於脫貧。

其實,解決在職貧窮問題和綜援貧窮問題是要靠低收入補貼、負收息稅、改革綜援等政策上的方法,所以政府責無旁貸。新移民有權領綜援等於懲罰在職貧窮人士之說法,只是窮人鬥窮人,找稻草人來發洩情緒,無助解決貧窮問題,矛頭應直指政府和大財團。

筆者理解香港人的心情,但新移民也是香港人,社會最底層的安全網不應排斥他們,同時他們所帶來的財政壓力也不用過份恐懼。若大家想了解更多支持新移民有權利申請綜援的論據,可自行閱讀筆者較早之前的文章,歡迎賜教。

參考資料: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2079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ws/ws_swb/papers/ws_swb05...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socsecu/sub_comprehens/
http://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ws/papers/ws1111cb2-217-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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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別侵略侵略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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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侵略侵略者精神
Apr 7th 2014, 12:35, by 黃津珏

2009 年,八十年代英國殿堂級塗鴉大師 King Robbo 久休復出,與街頭藝術家 Banksy 展開用噴漆對決的世紀大戰。

Robbo 早期受美國紐約街頭文化影響, 成為歐洲塗鴉運動的重要推手。活躍於倫敦 Camden 區,但作品曾一度遍佈英、美與歐洲的大街窄巷;穿梭倫敦的火車,對他而言是「流動畫廊」,可能是乘著黑夜進出車廠最多次的藝術家。相對於當代街頭藝術,舊式塗鴉世界是絕對地下的存在──Robbo 來自工人階級家庭,不曾受過正統藝術訓練,作品沒有抵死啜核的政治內容,沒有令人拍案的設計報局;美學倒來自反建制精神和完成作品全身而退的行動力。由於塗鴉者必須隱藏真正身份,因此不能提昇社會地位,藝術品不能買賣,換來只有精神上滿足與業界的尊重。Robbo 形容自己天生有豐富創意,塗鴉是作為勞動階級的藝術方法,就像搖滾樂,是反抗與創作的結合。

他在引退後作品亦隨時間流失,「保存」得較好的大型作品展於倫敦 Camden 河伴橋底,已有二十五年歷史。神級街頭藝術家 Banksy 於 2009 在作品上加了牆紙工人,工人把新的牆紙覆蓋 Robbo 原畫,大有時代與藝術形式革新的含意。事件轟動整個街頭藝術界,結果Robbo 重操故業,並開始攻擊 Banksy 的作品;Banksy 向媒體表示,如果想保留作品,當初就不應選擇橋底的牆,並在 King Robbo 的簽名前面加上 Fuc 作回應。事件被英國電視台 Channel 4 拍成紀錄片,稱為「塗鴉之戰」 (Graffiti War)。片中有趣地指出,由於 Banksy 作品有大量政治隱喻卻又容易理解,風格幽默逗人,故人氣爆燈,受國際推崇。Banksy 的成功在於訊息大眾化,令本是「刑事毀壞」的行動變得容易接受。實際上成名後他不用再匿藏身份,反之各國必然爭先邀請他前去「毀壞」一番。而英國清潔公司也因為常在報紙雜誌或網上平台接觸到 Banksy 作品,因此相信出自他手筆必然就具有「藝術價值」,竟然擔當「保育」與「策展」角色,只要證實是 Banksy 的就會保留。

加拿大作家 Naomi Klein 為探討全球化經濟惡果,於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編寫《No Logo》,並成為日後抵抗跨國財團運動的重要著作。書中提到,在龐大企業肆虐全球的年代,公共空間實際存在著三股勢力:政府、商家和人民。舉例說街上豎立一幅牆壁,政府可以在上面寫任何政治宣傳 (propaganda),商人可以買起牆壁展示廣告 (advertisement),市民卻沒有權力參與其中,不然就是毀壞 (vandalism)。久而久之我們就會失去「公共」(common) 的想像,失去空間,認為所有地方都屬於市場,只有成為消費者才能介入。Naomi Klein 的論述強化全球資本主義下抵抗者的意志,其中有不少抵抗力,化身街頭藝術呈現出來,主要以「反廣告」(subvertisement) 與「空間侵入」(space hacking) 作為對應超資本主義 (hyper-capitalism) 的直接行動。

甚麼是反廣告?早期出現於歐美的反廣告運動多針對跨國企業,如麥當勞、星巴克等等,藝術家會爬上龐大的廣告牌上悄悄地把內容改為對廣告客戶不利的資訊。例如法國街頭藝術家 Zevs,早期喜歡在美麗誘人的廣告模特兒身上加上「滴血」效果,試著令羣眾脫離廣告商營造的大眾美感指標;也慢慢成為「溶解」品牌商標的「清償」( Liquidated)系列。後來 Zevs 來港,用顏料「溶解」時裝巨擘 Chanel 商標時被捕,品牌要求 85 萬港元賠償。香港知名的「渠王」,運用塗鴉宣傳個人業務,於反全球化資本霸權的意義底下,他也是個資深的街頭藝術家。

反政府政治宣傳的作品相對更為普及。其實我們可以理解政府也是個塗鴉者,最常見的作品可能就是「禁止標貼」(Post No Bills):這個「禁止標貼」塗鴉帶來的訊息甚至能隱身於所有政府設施與公共空間,我們慣常就覺得羣眾沒有粉飾公物的權利,因此民眾的塗鴉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奪公權的意義。長居於法國的藝術家 Space Invader 是當中的佼佼者:數度在羅浮宮「展出」作品,還有多年全球「侵略」行動。作品以數位化遊戲角色為主,行動也像遊戲般計出分數,較大作品分數也就較高。Invader 三度來港,總共留下 74 件作品,獲得 2530 分,他視為「侵略成功」。後來路政署快速清走數幅作品,港人大驚,認為政府針對藝術家,在花過億萬為西九添購藝術品之時,竟然奪走市民享受免費藝術的權利。

假若政府意會到 Invader 是國際著名藝術家,因此刻意保留其作品,那就好了,政府變得開明了。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我們用 《No Logo》的論述探討塗鴉,就明白它本質上不可能被政府與商業力量所吞拼,而所有關於塗鴉作為藝術的意義都不能夠被再呈現,這個包括任何媒體轉載、廣告合作、商業買賣、場地設定與及所有政府活動。如果政府真的「進步」到有意識保留一個個本港出現的侵略者,它的意義也會隨之消失。我們當然會因為可愛的「食鬼」被消失感到可惜,但那個失望情緒恐怕不是單單來自塗鴉被毀, 事實上本土街頭藝術家每天也有作品被毀掉,但我們當下為何有這麼大反應? 可能情況有如 Florentijn Hofman 的黃色巨鴨作品,當代全球化底下在黃鴨還未來港之先大眾早已引頸以待:這個在各國巡迴展示的作品,必定是好東西,能建構國際城市的身份想像,然後政府竟然再次令市民失望。這個失望當然也夾雜著對非民選政權的極端不信任情緒,因此喜好挪用民粹意識的藝術家黃國才,看準時機,馬上鼓勵羣眾「修復」Invader 作品。這個「修復」行動除了破壞作品原意,更危險的是它同時間破壞公共空間的意義,鞏固我們一早被扭曲的信念──我們打從心底相信,出色出名的藝術家,應該享有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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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DSE 第二題:《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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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 第二題:《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後。》
Apr 7th 2014, 10:51, by uituit

2007年1月,蘋果總裁喬布斯發布了萬眾期待的 iPhone,從此改變了大眾對「電話」的認知。在 iPhone 推出前,所有流行的電話都有實體按鍵,即使有觸屏,仍然要依賴觸控筆操作。今天,iPhone 推出已近七年,有實體按鍵的電話寥寥可數,說 iPhone 改變了流動電話絕非誇大之詞。

當人人都使用實體按鍵的電話,當人人都使用有觸控筆的裝置,消費者不會告訴你「我不要鍵盤」、「我不要觸控筆」;當有人詢問他們想要怎麼樣的裝置,他們只會告訴廠家「我需要較大的鍵盤」、「觸控筆需要更靈敏」。做第一,需要創意,更需要勇氣。敢於跳出思想的框框,才能打破傳統,推陳出新。

蘋果推出 iPhone 後,有一段時間獨領風騷。其他廠商看見自己銷情每況越下,紛紛跟進 iPhone 的設計,不能搭載 iOS 系統,也採用谷歌公司的安卓系統,推出功能、設計近似 iPhone 的觸屏手機。由於市場普遍認為 iPhone 價格高昂,屏幕過小,當其他品牌推出較便宜,屏幕較大的安卓手機後,市場正式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在傳統手機市場表現未算突出的公司例如三星、索尼,也推出不少出色的產品。

昔日在手提電話領域叱吒風雲的老大哥諾基亞,在 iPhone 推出後仍然固步自封,希望靠經營多年的塞班(Symbian)系統扭轉乾坤,結果節節敗退,終於在2013年將手機業務售予微軟。落後於時代的變化,最後只會被市場淘汰,成為歷史的章節。

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第一,因為做第一需要創意,也需要無與倫比的勇氣。做第一往往需要推翻舊有的想法,建立全新的遊戲規則。所以,做第一,很困難。做第一固然可以先拔頭籌,但潮流既然改變了,即使做不到第一,也不能做最後。當身邊的事物已經改變,仍然固步自封,因循苟且,跟不上趨勢,最終只會被時代的巨輪無情地輾過,默默地謝幕,離開光輝的舞台。縱然做第二、第三、第四可能會被譏諷為「抄襲」、「跟風」,但這一切只為了求存。只要活下去,就有希望。

試作 DSE 第二題的遊戲文章,題目:「不做第一,也不做最後。」試談談你對這種處事態度的看法。

圖片來源: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evice_pile.jpg by Jeremy Ke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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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考評局絕非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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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絕非維穩
Apr 7th 2014, 11:30, by 趙善軒

2014年卷二題一:「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當時我曾經想力陳己見,最後選擇了沉默。我認為沉默是必要的。」以上是文章的開首,試以「必要的沉默」為題,續寫這篇文章。

從來,考評局都是最懶的政府機構,題一乃翻炒2010年ASL卷一《沉默》一文,作者梁實秋先生說:「在"有不發言的自由的時候"而甘願放棄這一項自由,這也是個人的自由,在如今混濁的時代,沉默是我們唯一的自由。」梁氏為文時正是向國民黨當局打壓言論而寫,說出知識份子欲言不得的困境。他認為,沉默是對當權者的諷刺,因為當人民的言論自由受到威脅,他們只好逼不得已選擇沉默。
梁實秋之言套在今天,乃可用來聲援劉進圖,也是為欲力陳己見而受打壓的維權人士的一種表態。

網絡媒體《熱血時報》的編輯不熟考試出題史,竟亂扣帽子,說考評局維穩,實在多有欠傳媒應有的道德水平。

退一步說,此題非必要宣揚明哲保身的「鄉願」或「犬儒」,而可以弘揚孝道,說父母誤會你云云,力陳己見反會「贏左場交,輸左個家,值得咩?」

又大可引出道家哲學,不爭之爭,天下莫之能與爭。反正答案有一百種可能,強說他是維穩,實在很大公、很文匯、很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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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Erwiana來港作證 卻須囚禁在領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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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wiana來港作證 卻須囚禁在領事館?
Apr 7th 2014, 10:35, by 草根行動媒體


{2014年4月6日[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訊}

Erwiana 及其父已被安排於 2014年4月7日乘搭嘉魯達印尼航空 GA860 班機抵達香港。Erwiana 今次來港,本是應香港警察邀請來港進行身體檢查,為控訴其前僱主羅雲東的案件提供證據。

早於今次安排之前,Erwiana 已有需來港作證的打算,並已委託香港的移工服務團 (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 - MFMW) 在需要時為她及這段時間內為她提供協助的團隊提供在香港的食宿及其他協助。而協助她的團隊包括,來自日惹的法律援助律帥 Samsudin Nurseha、曾協助她回家的 Rianti、及印尼移工聯網的代表 Karsiwen。

然而,今次印尼政府卻單方面地安排了 Erwiana 及其父親在抵港後需入住,二十四小皆被監控的,駐港印尼領事館大樓之內。另外,關於協助 Erwiana 的團隊的三位朋友,現時仍未有明確安排,未知是否可繼續陪伴及協助 Erwiana。在得知被邀來港後,Erwiana 已多次詢問何時可取得來港機票及行程安排,卻一路未獲印尼政府回覆。直至今天 (星期日),駐港印尼領事館的職員突然去到 Erwiana 的家中把他們接送到梭羅,入住機場附近的 Ibis 酒店。隨即,印尼外交部的官員立刻來到酒店,並提出為 Erwiana 安排律師。當 Erwiana 回應已經由移工服務團安排了代表律帥 Mr. Melville Boase 後,該官員竟無端指控移工服務團的安排別有用心。並施壓要求 Erwiana 簽署文件把案件交由印尼政府處理。就此,Erwiana 已拒絕了要求。但住宿安排方面,Erwiana 仍然被安排需入住 駐港印尼領事館大樓之內。Erwiana 提出入住移工服務團為她所安排的住所的要求仍被拒絕。

Erwiana 才剛逃離她前僱主的困籠,卻又需被監控於領事館之內。請並不是為她提供協助,而是對她進行壓制。

印尼領事館未能保護 Erwiana 免受其僱主的虐待,亦未能為審訊提供所需的文件而導致審訊被迫延期至2014年4月29日。印尼領事館之前並未為 Erwiana 的案件出力,為何現時又突然投入及主導呢?領事館只是嘗試制約 Erwiana 的自由選擇權利去掩蓋它的過失及問題。Erwiana 應有權委托她所信任的團隊,而非不道德的領事館操弄。

資料來源:

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
聯絡人:Sringatin
電話:+852 6992 0878

(貼出聲明的時刻,ERIWIANA及同行的父親及朋友已被送到不知哪裡,失去聯絡,請有時間的朋友到印尼領事館外聲援,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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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行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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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的自由
Apr 7th 2014, 07:58, by housescheung

「現在我們去旅遊,都不太計劃了。記住重要景點,到時候問旅館職員怎麼去。」臨行前飯聚,友人總結十年旅遊心得:「我們想要自由。」

旅人們均有類似的經驗吧?看過旅遊特輯、聽到身邊人旅行經驗,總是心癢難熬,暗下決心,有朝一日要遊遍別人口中的聖域絕境,拍照留念。工作數年,儲足了錢,休了幾天假,三五知己訂一風評甚佳的旅舍,背誦網上資料,備齊機票,超重行李,約定成行。甫到步,立即捧着旅遊聖經,一個一個景點,地墊式掃過去。雄偉建築底下,抬頭張大嘴巴感嘆好高呀。自然美景面前,順光自拍。晚上還不罷休,繼續街心流連,體會異地的夜生活。深宵回到旅館,檢查景點列表,逐一打勾,核對自己是否超過了網上建議的逗留時間,有否錯過街角不起眼的雪糕咖啡。回憶一天消費,花得太多?東西買太多?還有足夠空位擺手信禮物嗎?旅行過後,不忘上討論區更新資料,指正哪些價格過時、哪些公共交通更改、哪裡受騙中伏。刪去不必要的沒甚麼了不起的景點,增添前人所未知的隱藏秘域。追悔錯過了景點咬牙切齒,惱恨同一地方自己待遇不如他人⋯⋯一趟旅程可堪玩味的全然忘卻,唯有疲倦和辛勞殘留身軀,比日常上班還累。卻又不想放棄旅行,老是被外間傳言美語吸引,一次又一次踏上役旅,一次又一次以勞動和苦困告終。

住台中的學妹有一回激動地問我,何故香港人這麼愛去阿璋肉丸:「明明彰化燒肉圓更好吃。」說穿了,不也因為沈佳宜。曾經何時旅遊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經歷,變成人有我有、隨波逐流的群眾集郵。平日生活、工作,已經夠累,出門旅行,竟也絲毫不放鬆,慢慢地,旅行成了人們之間的暗中角力,成為學生報考名校的「後天優勢」,與冒險、勇氣、闖盪,沒沾上半點邊兒。

出門之前我在旅遊書上貼滿標籤,不同顏色分類,哪些必須去,哪些路過不必入內。門票貴的找到工作後才去,不需門票的先去留念。博物館自然要全部參訪,動物園挑幾個有名的就好。

然而,真正來到墨爾本,真正到了澳洲,我卻把地球步行之方、孤獨星球、打工度假聖經,扔在房間。帶着照相機,走走拍拍,摸摸維多利亞式建築的石外牆,看看標示上的文字。遠觀宏偉的哥德式教堂,闖進門內朝那玫瑰窗亂拍,坐在長椅上翻閱西文聖經。疾走一天,夜裡返回房間,翻閱旅遊書,分辨日間景點名字,細讀內文解說。發現錯過了國會大樓,沒關係,有空便去,沒空不去。一覺醒來,昨夜讀的資料,全部記不得了。

那日上午,信步走到Brighton Beach,那一幅反覆出現在各種攝影教科書裡,泳客半蹲小屋前假裝跳水的照片。多麼渴望自己拍一幅相似而不相同的畫面,證明技術進步、學以致用。豈料出門前沒看地圖,彩虹小屋面向西,給早上的陽光拖一個又長又尖的黑影,影子的屋頂和小屋一樣尖銳。小屋正面仿似塗了一層半透明的墨,沒接外閃,怎麼拍都是黑漆漆的,彩不了虹。

要麼等到下午吧,夕陽時份,金光遍灑海灘,其時應當是彩虹小屋的最美時刻。夕陽替小屋披上一縷紗薄的天衣,隨便搭訕個洋妞在小屋前擺出不自然的嬌姿。或是哄小孩,扮鬼臉,給出一幅童趣無限的秋昏孩戲圖。

然而附近沒有咖啡店,沒有M記,沒有沙灘用具租借,沒帶書,五個小時,該怎麼耗掉?

非常佩服澳洲人消磨時間的能力。他們有事沒事,可以在草地上,躺上一整天。沙灘的人們特別能誰,草蓆舖好,日營豎起,躺臥有之,陪孩子玩皮球耍樂有之,沙灘排球固然不乏。最有趣莫過於淺海區的「沙灘菠蘿」,遠看幾個儍冒的老外拋接貨真價實、新鮮起釘的菠蘿,拋到半空,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進退不得,本該無奈,他們卻樂在其中。

沙路是最難走的了,柏油路結實、泥土起伏、草地輕柔,鬆散的沙子無處着力,走不快,細沙無縫不鑽,不一會鞋子便滿是沙粒。卻也因其不好走,才覺着舒散閒適,煩囂遠離。遠海偶爾傳來海上摩托引撆聲,近海獨木舟緩緩伐過,泳客反而極少。一邊緩步走着,一邊和堤圍上溜狗的人、帶孩子的父母say hi,他們回贈兩句你好你好。

多少年沒去沙灘了呢?中五畢業之後吧,會考前最後一次班聚吧。屈指一算,竟已十年。過去十年,到底忙些甚麼,連沙灘都去不了?諷刺的是,過去十年,我居住的都是沿海城巿。澳洲,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國,這樣的沙灘,多不勝數,比Brighton Beach更蔚藍、更廣闊、沙子更幼細的,到處都是。然而,如此數量的、與海灘劃成兩道蛾眉般的彩虹小屋,卻只此一處。

從海灘的這邊走到那邊,不覺走了兩小時,正午,陽光的影子益發深沉,要拍出滿意的順光照,更不可能。要再來一次嗎?為了完美的成像,按下快門的快感,觀者停駐十秒的瞬間。我捧着照相機,既然無法消除陰影,唯有把影子納進圖內。沒人規定,相不能逆光吧,不能寫實吧。旅行之中,誰被影像束縛了,誰又被天氣破壞心情?誰在乞求他人的讚美,計較行程得失?為了各種難為之事,再來一次⋯⋯

不計較錯過甚麼,享受當時氛圍;陰晴由天,人心自決,一切隨緣。旅行久了,自會學懂放下不必要的偏執。人活久了,方能體會,陰晴自在的坦然。這才是旅行中追求的淡薄,一種緊湊城巿生活剝奪的,人所嚮往的,行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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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羅致光:政改不原地踏步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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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政改不原地踏步的基本條件
Apr 7th 2014, 08:26, by 學者方案

原刊於《星島日報》,2014年4月4日,文章獲「學者方案」授權轉載。

政改不原地踏步,方案要獲得在立法會通過和北京政府接納。方案要獲北京政府接納,特區政府才會提出,立法會內的建制派便會絕大多數投票贊成,但要有部分民主派議員的支持,才可通過立法會。部分民主派已表明,其投票是取決於方案是否能體現真普選及獲廣泛巿民的支持。換言之,普選特首的政改方案,能否成事,便要看北京、建制派、民主派和民意的取向,及四者間的互動。以下的討論在有限篇幅,只集中處理這個政治問題的核心。

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

真普選最基本的便是一個公平和普及的選舉不能有不合理的限制。所謂合理的限制,在外國用的方法,主要都是某一個比例(如一或兩個百分率點)的選民提名和主要政黨提名,候選人數目不可以太多,令選民無所適從;數目不可以太少,令選民缺乏真正的選擇。在香港,由於《基本法》的規定有一個提名委員會,所以問題的核心,便在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怎樣的提名程序才構成「不合理」的限制。

從政治上,若以二○一二年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原封不動,便難以獲得民主派和民意的支持。但若組成的方法大幅度改變,如改為由全港三百五十萬選民選出全數的提名委員,便難以獲得北京和建制派的支持。政治上的答案是在於兩者之間。擴闊提名委員的選民基礎,可算是政改討論中,最明顯的主流意見。而不少建制派和民主派的人士,亦公開表達支持將公司票或團體票改為個人票,這亦是一群學者建議的政改方案的元素之一。

提名的程序中有三個具爭議的主題,一是提名委員會的角色,二是提名門檻,三是公民提名的元素。

在建制派及多個北京政府有代表性的發言人,提名委員會作為唯一的提名機構及途徑,似是共識。雖然不少民主派都力爭其他的提名途徑,或是名義上令提名委員只作「象皮圖章」,都是難以獲得北京政府或是建制派支持,即過得民主派一關,亦過不了建制派的一關。在《基本法》中所列明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問題核心在於甚麼程度的提名委員會,支持或俗稱「門檻」有幾高,才是不合理的限制。

「八分一」為候選門檻

自一九九七年歷屆特首選舉,提名門檻都是選舉委員會的八分一。基於在二○○七年及二○一二年,泛民主派的代表都能獲足夠的支持而成為候選人,若二○一七的特首選舉,沿用這個八分一的門檻,在表面上便沒有構成不合理的限制,對於大部分選民及民主派人士來說,八分一是一個比較上可接受的門檻。

在坊間提出的公民提名元素有三個不同的方案,一是公民直接提名候選人;二是公民提名經提名委員會確認;三是公民推薦經提名委員會的投票程序,才成為正式的候選人。如上述討論,建制派及多個北京政府有代表性的發言人,已清楚表示一是另闢提名途徑,二是令提名委員會成為象皮圖章,都是難以接受。雖然有北京學者認為,公民推薦都不可接受,建制派中亦有不少意見認為,可以討論或可以考慮。換言之,第一和第二的公民提名方案,過得民主派,但難以獲得北京和建制派支持。公民推薦的方式可增加選民的參與,獲得選民支持的機會便會提升,亦會增加部分泛民贊成的可能。所以一群學者,亦以公民推薦作為其建議的重點之一,而建議公民推薦的門檻為選民的百分之二,是確保有意參選者,有足夠的動員能力及獲得充分的政治能量,才可以成為參選人(或稱準候選人),讓提名委員會通過一人一票,獲得八分一的支持便可成為候選人。

採取兩輪普選投票制

北京政府相關人士或接近中央人士都表達北京的憂慮,是最後要面對決定是否委任一個不能接受的當選人之兩難局面。在選舉制度中,若當選人必須獲得五成以上選票的支票才可獲選,我們多數人都會相信過半數的選民,是不會冒對香港政治、經濟及社會帶來很大衝擊,而選一個北京不會接納的候選人。以五成以上選票的支持作為當選的門檻,過半數香港選民都會選一個愛國愛港的候選人。採用兩輪制的普選,若第一輪沒有一個候選人獲得過半數的選票支持,便須以最高得票的兩位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普選。在第二輪投票中,候選人仍須獲得投票選民的過半數支持才能當選。過半數投票選民所選的特首,既可增強特首的認受性,亦可減低北京的憂慮。外國採取兩輪制的經驗,可促成跨黨派合作,為日後組織的聯盟政府作好準備。對於一個多元化及黨派林立的香港來說,兩輪制便比較合適。

要獲北京、建制派、泛民及巿民接受的方案,才可以讓普選落實。這個方案必然是一個中間方案,上述分析的方案四個元素:擴大提名委員會選民基礎,公民推薦,不低於八分一提名委員會支持的門檻,及兩輪普選投票制,亦即是學者公民推薦方案的框架,是一個值得我們繼續探討的方向。

(作者是在四月二日,一群學者聯合發表政改方案的發起人之一。)

作者:羅致光(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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