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是一個平常的星期天，然而在尖沙咀廣東道卻忽然風起雲湧。事緣於早前有團體發起排斥內地遊客的示威活動，同時引發持相反觀點的團體針鋒相對地組織了歡迎內地遊客活動，於是形成了當日街頭對峙的局面。
反感內地人的陣營認為內地遊客在各方面為香港帶來了壞影響，其中部份人更認為內地推行自由行政策包含使香港與內地同化的政治動機，而親政府陣營則指責對方無風起浪，藉小故挑起港人排斥內地人的情緒，妨礙香港經濟發展。
其實陸港矛盾一直是研討會關注的話題，我們根據近年的事態發展，對形勢大致判斷為：兩股勢力成員的行動都不自覺地受到自身利益的驅動，反內地陣營懷緬港英時代的環境，有「港獨」傾向，希望借助西方力量影響本港形勢；而「愛國」陣營的領軍人物並不是真正關心國計民生，他們所「愛」的只不過是賦予香港經濟特權的北京政權，受其影響的民眾則未能察覺真正危機何在。
本會不打算對日前發生的「滅蝗」事件作特別的評論了，因為它不過是故有問題以不同形式的再現。在此我們向大家推薦一篇舊文，希望有助於大家理解經濟和政治問題的聯繫。我們認為文章當中個別的論點尚要作進一步的討論，但總體的邏輯是值得肯定的。
民間國民教育研討會
2014年2月20日
歧視內地同胞無助於解決香港社會問題
寫於 2012年10月
（一）導言
近年香港經濟再次步入繁榮，但與以往的景氣時期相對照，社會氣氛明顯很不一樣，只有少數人得享經濟繁榮的好處，多數人仍然面對沉重的生活壓力，一方面市民生活水平持續下降，另一方面房價及租金居高不下，物價也因通脹一路上升，而且社會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問題，尤其是內地「雙非」父母來港產子，為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帶來沉重負擔。
在這樣的環境下，相信不少人會有這樣的一種想法：繁榮本來就是香港社會的特質，原因在於香港人優秀的精神特質，回歸後一段長時間內的經濟不景氣是由於管治者的不當決策所造成，是可以避免的人為錯誤，而這些錯誤皆由於來自內地的政治干預而發生，加上與內地頻密的社會交往，「一向不文明」的內地人大批來港旅遊消費，他們的行為為港人帶來了更多的壞影響。要作出補救就要排除一切來自內地的因素，只要做到這點就可以令香港經濟繁榮之餘社會又回復往日的和諧。
本年初發生的「孔慶東罵狗」事件更引爆了陸港兩地居民之間的激烈矛盾，風波過後，以不同主題反對內地同胞的言論仍然此起彼落，陸港矛盾成為了本年度香港人茶餘飯後的一個主題。目前香港人對內地人有「強國人」、「蝗蟲」等稱呼，含意是明顯不過的：內地人財大氣粗，盛氣凌人，蜂擁而至，壓縮港人的社區空間，侵佔香港福利，留下一片破敗的境象。顯而易見，港人傾向把生活當中所有的不如意都歸咎到內地因素上，而且不理性地將內地不同階層群體對香港造成的影響統統算在一起，一股勁的對準「內地人」去算帳。
所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兩地矛盾其實醞釀已久，這一點相信沒有人會否定，不過人們往往傾向埋首於「觀念」當中去為社會問題找原因，這樣做當然是最簡單便捷的辦法，但卻把問題本末倒置了，結果當然抓不着問題的實質而淪為空談，甚至造成與持對立意見者之間無意義的謾罵。
本文將試着綜合分析香港的經濟形勢，談談「雙非」問題背後的推動力，並從多角度探討那個中央大員經常掛在嘴邊故弄玄虛，似乎是高深莫測，只有把持大局者才看得到的所謂「深層次矛盾」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進入正題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再作點額外的說明：研究社會問題必需從一般的現象着手，如果抓着個別特例去做文章，必然會得出以偏蓋全的論斷。
個別不文明事件的成因與恰當的處理方法
對於「內地人不文明」的現象要分開兩方面去看待，第一是衛生習慣方面的，這裡人們通常會聯想到亂丟垃圾，隨地吐啖，讓小孩隨處便溺……等等諸如此類的現象，毫無疑問，影響公眾衛生的行為並不合乎於現代社會的文明要求的，不過我們是否見到每一個來自內地的遊客都有這樣的行為呢？每天數十萬內地遊客訪港，這數十萬人當中，在少數幾個人身上發現一些毛病於是將這些毛病都視為內地人的普遍特徵明顯是一種偏見，但存在着一項事實就是這類毛病發生在內地人身上的比例確實較高。
這現象並非沒有原因的，翻查資料，政府推行「清潔香港運動」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48年，幾十年來，香港政府在處理社會衛生問題方面是執法與教育雙管齊下的，香港市民普遍注重衛生是一個長期教育的結果，而非地域差異的說法所能解釋的。內地由於長期的相對落後，加上某的歷史原因，加劇了全國各地不平均發展，現在的成年人和老年人當中有的根本沒有接受過必要的教育，不能完全怪責他們個人，政府要負上主要責任。
第二方面是文化差異的問題，例如在公眾地方大聲說話，在地鐵車廂內飲食，不遵守秩序等，因為這類行為在內地是平常的，或者某的行為是香港法例或社會習慣所不允許而內地社會是允許的。對於沒有在香港生活過的內地人不自覺地違反了這些規矩，筆者者認大家應該保持一定的包容和體諒。不一樣的地方有不一樣的風土人情，與文明不文明沒有重大的關係。而這些行為亦非內地人獨有的，「巴士阿叔」事件就是近年的「經典」，此外發生在本地人身上，因小故而雙方又互不相讓最終勞煩警察介入的事也不時發生，所以「香港人」與「內地人」的身份區別不足以說明全部問題。
當然，具有歷史和社會的原因是一回事，不衛生或者違反香港社會明文與不明文規定而對他人事實上造成滋擾又是一回事，有關情況還是需要作出處理的，但我們對不同情況應該分別對待，絕不能被地域的分別而蒙蔽了理智。假如我們遇到上面兩種情況，其實可以直接對外地客人或者請求執法或者場地負責人員對客人作出友善的提醒，多數人意識到自己行為不妥當的時候都會改正的。有時我們會遇到一些特殊情況，例如有的不誠實的人會蓄意抵賴，或者當我們採取友善態度但對方反而感覺受到冒犯而態度橫蠻，那麼可以肯定這個人本身就是愛耍威風的權貴份子，以上兩類人不論身處何方都是社會的公敵(本地也會存在這樣的人)，這時候才請求執法人員嚴肅處理也不遲。
與此同時，就算少數內地人的行為存在過失，本地人也應該檢討處理問題的方法，上面提過我們作為東道主應該與人為善，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對外來的客人厲聲斥責或者請來執法人員嚴肅處理，這樣做，雖然法理上完全正確卻又有點不近人情。又有的人與此相反，他們遇到不文明的行為不去干涉，卻在別的場合與人議論，小題大做刻薄批評，極盡嘲諷之能事，筆者無法認為這是君子所為，孔子有云：「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而且做法沒有半點建設性。
總之，我們絕不應扮演深化矛盾的角色。少數訪港的內地人發生不守規則的情況是事實，但將個別地發的「不文明」行為拼湊成一個抽象的「不文明的內地人」概念然後發起討伐是荒謬的，更不能由此作出「全部內地人都是不文明」的結論，相信所有理性的朋友都會明到這個道理。
（二）陸港矛盾的根本因子由經濟構成
對近年香港經濟環境變化的解答
日常生活當中，人與人之間發生矛盾，要不是產生了誤會，就是彼此之間發生了利益瓜葛，只不過大家往往心照不宣而已。兩個人之間的矛盾如是，兩個社會之間的關係亦如是。文章開頭提到的那種想法是否正確呢？我認為想法完全把因果關係倒置過來了，只是表達了一種主觀願望。實際上，由於中國內地以及東南亞國家輕工業粗放式的發展模式的競爭，香港70年代經濟起飛以至八九十年代的黃金歲月早已一去不復返，這絕非管治者決策不當或者內地干涉所造成的，香港目前房地產價格高企以及物價飆升，也是國際經濟運作模式(當然包括國內的經濟政策）所引致的，將責任推到來港旅遊的內地人身上只是一種於事無補的情感宣洩。
歷史背景
要說明以上的論點必然要回顧香港的經濟發展史，這裡從主要方面稍作敍述：自香港成為英殖民地以後，香港的角色一直作為一個轉口港，到了40年代未，因為政治的因素資金、設備和人才大量地從內地流入，促使香港的輕工業蓬勃發展，到80年代達到了頂鋒。與此同時世界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冷戰當中兩個陣營繁榮與衰頹的強烈對比，使不少發展中國家改變了發展策略，以傳統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模式為榜樣，利用國內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引入外資大力發展輕工業，國內的改變對香港的影響是最大最直接的。
到90年代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經營者紛紛將產業北移，令香港發生「產業空心化」，而且始於70年代的房地產業繁榮，引來了銀行的積極參與，在閒資氾濫信貸膨脹的驅使下形成了資產泡沫。資產的轉移絕不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社會的運作卻需要不停地消耗資源，危機始終要爆發，98年的時候這一刻終於來臨。
香港經濟於金融風暴之後開始走下坡，幾千億財政儲備連年虧損，於03年「非典」一役更遭受到致命打擊。曾經有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將經濟問題歸咎於董建華政府推出的「八萬五」公營房屋政策，更有甚者有人抱怨回歸祖國令香港「庸人當道」把經濟搞壞。然而時至今日，現實給人們證明「房地產繁榮與市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間根本沒有必然關係，稍有實事求是精神的人們都不再提出自欺欺人的論點了。
以上部份社會上都有基本的共識，這裡就不作深入探討了。後來中央為挽救香港經濟推出了一系統措施，主要包括開放內地旅客來港個人遊以及加強陸港兩地的商貿往來，為港商提供各項優惠。香港亦推出了投資移民計畫，吸引主要為內地居民的富人來港定居以達到引資的效果，而整個社會則由原料加工製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城市。這裡開始與目前陸港矛盾的話題扯上了關係，以下將談談經濟復甦與內地因素之間的關係。
有的人認為就算不依靠內地，香港的經濟也會恢復過來，這論點其實沒有足夠的事實根據，沒錯香港早有「東方之珠」及「購物天堂」的美譽，旅遊、飲食、酒度住宿及零售行業在產業轉型之前就有一定的份量，不過這個階段來港旅遊消費的都是外籍人士，設想來港旅遊的外籍人士大量增加以彌補第二產業轉移而導致的職位流失是不設實際的，雖然「非典」對香港造成了偶然性的沉重打擊，但只能認為疫病帶來了一段特殊困難的時間，而且讓最壞的情況提前發生，試想整個香港坐吃山空，非典過後那種蕭條避得過嗎？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下，如果排拒內地個人遊以及CEPA等商貿措施的「干涉」，失業情況就會持續惡化，經濟越發萎縮。
通貨膨脹
通脹問題關乎整個世界的經濟形勢，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必然會受到外界的影響。各位必定知道近年國內的「外匯儲備」連年上升，美國亦就龐大的「貿易順差」攻擊中國的經濟策略，這實際上意味着什麼呢？
改革開放以後國內採取的發展模式其實與香港過往幾十年的發展有十分相似的情況，它以大量製造廉價的輕工業品向外地銷售換來「利潤」，本來這些「利潤」可以用來換取我們需要的東西，但由於國內的收入分配制度極端不合理，一方面廣大的勞動階層非常有限的收入根本不會形成有效的需求而限制了整體社會的消費能力，同時官僚階層和資本家(以下姑且合稱為權貴階層)卻掌握着巨大的財富；另一方面輕工業的蓬勃發展使消費品的生產能力不斷提高，靠少數的權貴階層根本不可能消費龐大的輕工業製品，於是必需依靠外國消費力的「幫助」才能維持這種發展模式。在宏觀經濟上面，這樣的矛盾就以中國的「貿易順差」、「外匯儲備」與歐美的「貿易逆差」、「財政赤字」的形式表現着，中央又再以外匯的儲備量為根據發行人民幣，實際就是中國對外發生了「工業品淨輸出以及貨幣淨輸入」，越來越多的貨幣流入中國經濟體系當中。
市場上的貨幣增加，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這是一條基本的經濟規律。香港差不多沒有農業和製造業，消費品大都由內地進口，物價自然與內地掛勾，這就是主流經濟學家所指的「輸入式通脹」，來自內地的購買力並非完全沒有作用，不過對物價的影響是局部和有限度的。通脹絕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如果各位最近有到內地旅遊的經驗，可能會發現好多貨品的價格已追得上香港的水平。其實物價高與低是相對性的，我們香港人已明顯感到收入的上升追不上物價的升幅，那麼對內地收入微薄的勞動階層來說根本是場災難！
房價及租金高企
房價及租金高企則是資產泡沫的突出表現，這方面的確與內地資金來港炒作有莫大關係，內地權貴階層所掌握的巨額財富大大超過了他們本身的消費需求，他們所儲存的「貨幣」根本不會進入經濟的流通領域而成為食利性的閒資，亦即「金融資本」。資本有追逐最大利潤的本能，由於投資股票和房地產的收益遠比存銀行存款的利息收益為高，當實體經濟達到飽和以後，閒資必然流向資產市場而導致泡沫。不過本外地投機者與美國政府也「居功不少」，此話何解？我們現在一起越過太平洋去看看美國的情況。
美國人民長期依靠信債過度消費，很多人實際上已資不抵債，終於到08年出現了支付危機，導致整個金融系統發生骨牌效應，引發了「金融海嘯」，大量企業倒閉，企業倒閉又令失業情況惡化，消費持續萎縮，經濟陷入了惡性循環疲不能興。美國政府為挽救形勢，實施所謂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一方面政府回購國債，另一方面將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其實這並非什麼新策略，實際上只是向市場注入大量美元，讓企業以接近零成本取得貸款以恢復支付能力使經濟重新運轉。但這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如果美國社會不實行緊縮開支，一段日子以後，支付危機仍然要發生的。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人根本沒有緊縮開支的打算，08年至今美國國債的數字仍然繼續上升，這說明幾年來美國仍然是「賒借度日」的，於是我們見到QE2，QE3以至將來的QE4，QE5……直至它在全球掠奪了足夠的財富，使經濟回復增長才會告一段落。
由於香港實施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貨幣政策，資金自由流進流出，而香港的經濟尚有一定增長，國際金融資本必然大量流入香港，因為這樣做既保障了資金的安全又可以對抗美元的貶值。於是香港的銀行體系只有將利率降低，一方面促使資金流向其他資產領域尋求回報，另一方面鼓勵貸款，若非如此銀行業務就會變成只為存款支付利息的虧本生意。這樣的金融環境為打算自置居所者或者投資保值者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使房地產價格自「金融海嘯」的低位急速反彈，而本外地的炒房者也理所當然地享受同樣有利的條件去登上資產增值的快車。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質疑為何同樣的貨幣政策在香港助長了房地產投機而在美國卻沒有呢？其實上面敍述的情況已包含了問題的答案，美國人本來就入不敷支，他們正為日常生活的支付問題而頭痛，哪裡拿得出資金來置業，更遑論炒房呢？而香港人普遍都有儲蓄的習慣，眼看手持現金不斷貶值，而租金回報又高於貸款利息開支，市民自然爭相把資產投向成不斷升值而且可以獲得租金收入的房地產市場。
如果完全禁止非香港居民購買房地產又有沒有作用呢？理論上這樣做的確可以排除外來的投資性需求，可以使房價發生一定程度下降，不過政府絕不會主動實施這樣的政策，因為行政干預會影響國際資本的信心，引起資金外流令所有資產價格一齊下跌，多數的有產者都會強烈反對，而且權貴階層本身就是利益尤關者，他們必然會站在有產者的立場辦事。
經濟形勢是全球互動的
投機炒房是法律所允許的事情，如果我們認為炒房是不道德的行為，那麼對待所有的炒房者也該一視同仁，近年香港政府減少公共房屋的供應，迫使市民自行置業和租房也是製造房地產泡沫的幫兇。而且也沒有理由不對美國政府不負責任的行為作出一翻譴責，美國為解決自己入不敷出的問題而不斷向企業注入大量美元，這些美元通過國際貿易流入世界市場。美國以鈔票支付債務，又以增加國債發行更多美元，其實一切都是數字遊戲，它實際上沒有為自己的消費付出過什麼的。
說到底全球經濟是一局棋，美國消費了中國的工業品，向中國付了鈔票，然後中國又拿着鈔票去購買美國國債行動上鼓勵他繼續揮霍。那到底誰是造成資產泡沫的罪魁禍首呢？這問題耐人尋味，不過商業社會本來就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滿口自由民主的美國明知將訂單交予中國等於把錢交予權貴階層，中國也明知美國政府毫無信用，而兩國之間的貿易偏偏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美國對華投資亦連年上升，說明對各國統治階層來說，世上只有絕對的利益而沒有永恆的正義。事實上美國商家總是佔了大便宜，然後就造內地的權貴階層騎在勞動大眾之上，內地勞工始終是受苦最深的一群。
其實以往香港處理經濟危機同樣是靠放寬銀根恢復經濟運轉，到經濟出現過熱勢頭又將銀根收緊而渡過的。不過今次的情況可不一樣，「金融海嘯」過後資本家繼續貪婪守財，所以銀根只會放不會收，全球資金氾濫，平民百姓所掌握的財富卻不斷被各地政府注入的貨幣稀釋，各地民眾同樣遭殃。
上面談到經濟方面的矛盾請大家認真思考，不要再盲目埋怨內地人把香港經濟弄壞了，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內地人來消費對香港的外向服務型經濟是必不可少的，雖然確實為香港人的生活帶來了一些不便，卻是必需接受的事實，有本錢來港炒房的也只是內地權貴，與平民百姓無關，對內地人作一般的歧視不僅攪錯了對象，而且對自身處境也沒有什麼助益的。話雖如此，就局部而言單靠內部作有限度的改善仍然是可能的，但必需結合政治層面的抗爭，辦法容後再談。
（三）對「雙非」、「文明」、香港「核心價值」和「法治」等支節問題的分析解構
港人對「雙非」問題的錯誤認識
接下來我們討探一個陸港關係的火藥筒──「雙非」問題，這問題之所以產生源於法庭的錯誤判決，同時與內地社會經濟有一定的關係。這裡可能會有人覺得筆者這樣把問題提出來根本是廢話，「雙非」問題的來龍去脈大家都很熟悉了，早年就有報導指出自「莊豐源案」後，內地來港產子成為了一種趨勢，他們誕下子女交由香港的親屬照顧，由於法理上不能強制這些嬰兒返回內地生活，他們又沒有照顧自己的能力，所以照顧他們的親屬可以其名義申請綜援，其所得的福利金甚至足以反過來接濟其內地的父母，如此侵佔港人福利當然與經濟有關啦！內地窮人沒文化分享不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於是又沒有素養地佔香港人的便宜！
「雙非」問題的分析判斷
沒錯，「雙非」問題產生之初情況確實如此，因為當時內地尚未開放「個人遊」，能夠來港的內地人大都在港有親屬，以探親的名義獲批「雙程證」的。後來開放「個人遊」以後形勢就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雖然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可供大家參考，但最近的「跨境學童問題」卻能說明「雙非」的性質真的發生變化了。現時每日均有數以萬計的學童早上從各陸路口岸入境到北區的小學上學，下課以後又返回到深圳，按規定由於這些孩子並非長居香港，根本沒有申請綜援的資格，明顯看得出問題已非當初那個模樣了。更有甚者，跨境學童問題似乎有衍生出一個「新興產業」的趨勢，這是最近新聞報導所揭示的，某的香港家庭成為了「雙非」子女的托管者，管接管送連膳宿每月可得數千至萬多元不等的報酬。
全部跨境學童當中也包括了定居深圳的港人家庭子女，不過隨着近年內地房價和物價飛漲以及人民幣匯率的上升，定居深圳已沒有多少好處，港人家庭「北遷」的高峰期早就過去了，這與跨境學童上升的趨勢相背馳的，可以肯定逐年增加的跨境學童大都是來自內地家庭在港生產的子女。這些家庭又是什麼背景的呢？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推理：跨境學童必然要住在鄰近口岸的地方，能在深圳一線以內定居的家庭也不是窮人，但如果這些家庭是大富大貴的，乾脆拿出一千萬舉家投資移民香港就更好了，於是可以斷定目前來港產子的主體都是小康之家。
雖然這些內地人來港產子然後讓子女在香港上學性質上仍然是侵佔香港的醫療和教育福利，但若我們沒有攪清楚侵佔者是哪些群體，那麼對於「深層次矛盾」探索就會功虧一簣了。香港人對內地的經濟發展普遍都有一種認識，就是改革開放前是一窮二白，改革開放後短短的十數年時間就創造了經濟奇蹟，多年來均保持住高增長。
內地的小康家庭其實是受惠於改革開放的一份子，何必為子女弄個香港居留權呢？原因就在於他們對社會發展模式的前景甚為悲觀，而香港社會相對比較穩定，既然香港在居留權問題上向他們打開了一扇門，那自然吸引他們千萬百計的擠進來了。要理解他們的心理，我們現在由輕及重地看看內地社會各方面的面貌。
首先，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輕工業的發展對自然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環境污染對人們健康構成越來越明顯威脅，對資源的濫採亦造成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嚴重性也越來越大。近年改革的深化將所有社會機構推向市場化，尤其是醫療改革是最令人感到不安的，如果得了大病或嚴重的慢性病令自己失去了工作能力，不僅沒有了收入來源以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更可能要變賣資產以應付沉重的醫療開支，一生的努力隨時付諸東流。而最讓人觸目驚心的是內地極端的貧富懸殊，「朱門酒肉臭，路有冷死骨」，不少人被迫上梁山鋌而走險，官民衝突頻生，社會矛盾已瀕臨失控的地步，社會動盪的陰霾揮之不去。
上述種種原因驅使着內地有知識有素養的小康家庭來佔港人福利，又一次告訴我們直觀的認知往往是有誤導性的。筆者說一大堆話的意思並非慷港人之慨，支持內地人來港產子的行動，相反筆者個人的立場認為，來港產子的內地父母只顧自己一家之得失，不管國內同胞受苦受難也妄顧港人感受。筆者要表達的是，對內地人進行羞辱絕對無法抗衡社會經濟因素所產生的推力，如果我們不努力於糾正法庭的錯判，消除錯誤所形成的拉力，那麼無論辱罵的聲音有多大，「雙非」問題仍會繼續發生。
「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悖論
「雙非」問題的根源在於終審法院對「莊豐源案」作出妄顧社會秩序的錯誤判決，當時有聲音提出過請求人大釋法解決問題，不過這種意見遭到強烈反對，反對者所持的理由是人大釋法將破壞香港法治精神，因為法治是香港人享有高度自由、民主的保證，也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基礎，所以法治精神不容侵犯，後來有人將一些價值理念總括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何謂香港「核心價值」？
04年6月7日，近300名來自不同專業及學術界別的社會精英在報章上聯署發表了一篇名為《香港核心價值宣言》的文章，自《宣言》發表以後「核心價值」成為了香港的流行用語。為了解「核心價值」的內容，以下引述《宣言》當中主要的內容：
「香港在過去發展過程中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港人不懈的追求造就了有香港特色的地方文化，而支撐這些經驗和文化的，是港人引以自豪，也與全球現代化文明接軌的一些體現香港優勢的核心價值。它門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
「我們認為，香港不只是一個經濟城市，也是六百多萬港人安身立命，追尋生活意義，為下一代建設美好家園的地方。失去了香港的核心價值，這座城市便變成失去靈魂的軀殼，港人也就失去了『香港』。我們因此不能沉默。維護香港核心價值，也體現港人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使命。」
「雙非」問題揭示「核心價值」的內在矛盾
我們現在以《宣言》的精神為準則，試試套用到「雙非」問題當中，看看會有什麼樣的情況。「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是合乎法規的正當權利，「雙非」子女也享有法律賦與在港接受教育的權利，那麼港人理應以和平仁愛，多元包容，尊重他人的態度對待「雙非」所引起的社會問題才對的。然而現實當中港人不理性地歧視內地人正違背了「核心價值」的精神，理想與現實之間產生了矛盾啊！
問題出在哪裡呢？是內地人不守規則，臨盤闖關，拖欠費用引起一連串的問題在先嗎？恐怕不是，多數的「雙非」孕婦都是做好預約繳了費用的，而政府已禁止拖欠費用的「雙非」父母入境，如果他們打算永不來港，問題就應止於一筆壞帳，就是說最近「雙非」學童佔用北區學額的問題都是由守規則的內地人引起的，這裡又出現一個矛盾了，原來大部份人遵守法規的情況下社會矛盾仍然會發生的。
筆者認為問題在於《宣言》的精神認為價值理念是社會的支柱，完全漠視了經濟基礎的支持作用。所謂公平公義完全是空洞之談，普遍港人的利益就在合法地受到「雙非」家庭侵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無限量的和平仁愛，多元包容根本就不可能，對侵犯自己利益的人保持尊重就更顯得莫名其妙了。
既然以上的價值觀念發生了自我否定，香港「核心價值」就剩下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誠信透明，恪守專業」了。我們再考量一下民主與法治之間的關係，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法治似乎是民主的結果，因為法律的訂立在立法會進行的，而立法會議員是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可是現實當中並非如此，「莊豐源案」的錯判顯示出法官的意志凌架了普遍港人的意願，到目前為止，錯誤仍未得到糾正。
我們看到法官的專業原來是法律界小圈子自封的，無需社會的認同，判案專橫獨斷黑箱作業，也無需為後果承擔任何責任，有何誠信透明可言？當主觀與客觀有分歧的時候，我們就得以客觀事實為根據調整我們的主觀認識。「莊豐源案」至今所引發的一切社會問題，只有兩個可能的說法可解釋香港法治和民主的狀況，第一是法治凌駕於民主，第二是選舉制度無法將民主的力量發揮，無論如何客觀上法治總是高高在上，民主就是無法彰顯。
於是香港「核心價值」只剩下了「法治，自由，人權」了，我們再就「雙非」問題看看法治和自由之間有着怎麼樣的關係。本來本地孕婦有在公立醫院分娩的權利，本地學童也有選擇就讀學校的自由，可是這些權利和自由原來不是絕對的，當內地孕婦和學童大量湧入的時候，以上的權利和自由就受到衝擊了。原來在《宣言》所謂的「核心價值」當中，「法治」才是真正不能動搖的「核心」。
如何看待「文明」、香港「核心價值」和「法治」問題
人類歷史源遠流長，從原始社會到現代社會經過上百萬年的時間，原始人每天都要為維持生命而與大自然搏鬥，我們認為這是野蠻狀態。到了近代，人類會從事一些文化，藝術，科研等工作，我們會認為這是文明狀態。於是有人會覺得文明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這其實是一種不全面的看法，大家有沒有想過所謂「文明」是怎麼來到人世間的呢？是突然從天而降的嗎？非也，我們的祖先在每一天與大自然搏鬥的過程過中都把知識和經驗累積着，到一定的程度，人類終於掌握到使用各種工具和不同的工作方法，於是人類在自然界中完全被動的狀態就改變過來，人與其他動物就發生了區別，這就是「文明」的起源，也就是說人類的生產活動才是「文明」之源。
因為生產力的進步，人類社會所支配的物質財富漸漸的超過了維持所有人生命所需，於是社會上某的人就可以從生產活動當中脫離出來從事文藝方面的工作，繁衍出多姿多采的文化生活。到最近幾個世紀，科學家將人類對自然界已掌握的規律歸納起來作專門研究，形成了各門科學，新的科研成果又反過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也越來越豐盛。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當中，我們看到過法治發生過重大作用嗎？明顯是沒有的，法治只是現代「文明」的一個部份。
上面我們以「雙非」問題進行了一次檢驗，明顯看到了香港「核心價值」完全經不起事實的考驗，於是除了那篇《香港核心價值宣言》以外，我們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聽到過有人提到所謂「核心價值」具體到底有些什麼內涵，原因很簡單，把話說得太肯定了就難免會自相矛盾。以「核心價值」立論者其實十分了解這是個空洞而矛盾的東西，但他們又沒有什麼論據支持自己的立場，所以只好話把說得含糊以欺世盜名。所謂「維護香港核心價值」根本是「皇帝的新衣」，倒不如反璞歸真，老老實實的去探討一下上面分析當中剝剩的「法治精神」吧。
法律其實是一種加之於社會有強制性的意志，它與社會文明有一定的關係，而一個社會的文明又需要強大的經濟支持，法治也不例外。就以市容衛生為例，市民衛生意識的提高以及廢物處理辦法的改進同時代表着文明的進步。在城市化的過程當中，市容衛生往往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垃圾堆積滋生細菌，引發各種病蟲鼠害，危害人類生命健康。為了解決垃圾的問題，人們就要建立一套處理的辦法，然後教育社會上每一個人按照這個辦法去處理，此外，社會還要為這套辦法訂立法規，以懲罰的措施制裁個別破壞環境衛生的行為，香港也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過程。與此同時，世界上某的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仍有垃圾堆積如山，拾荒者在垃圾堆中尋找值錢的東西變賣的情況，這是不文明的現象。如果將香港一套有關市容衛生的法規套在這個城市並且嚴格執法，這個城市的文明是否就能立即提高起來呢？
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處理垃圾的系統沒有建立起來現狀就無法改變過來，嚴格執法就讓法規變成了苛政，而非促進文明。假設系統也建立起來了，市民都知道將垃圾置於指定的地方以待處理，但拾荒者的經濟條件沒有改變，他們仍會到放置垃圾的地方拾荒，如果社會不解決拾荒者的生計問題而對拾荒行為實施嚴懲，可以認為這是「文明」嗎？顯而易見那是不人道的迫害。
從以上的例子我們認識到處理垃圾的辦法屬於「文明」之列，而「法治」則不一定是「文明」的，法律必需要適應於社會的具體條件才能發揮正面作用。另外，社會具備了文明的條件，現成的法律是否就應該一成不變呢？回到處理垃圾的問題上面去探究，現代社會越來越講究環保，因為人們知道對環境造成了破壞，人類最終還是要承受惡果。所以社會在垃圾處理方面又出現了新的「文明」，人們發明了循環再用和回收再造的辦法，社會就要建立一套環保產業對回收物品進行處理，社會上每一個人又要在廢物分類上面作出配合。於是又有新一輪系統建設、教育和立法的過程需要進行，所以法律是隨着時代不斷變遷的。
其實道理就是那麼簡單，既然「雙非」問題由法官的法律觀點所衍生，最直接的解決方面就是訂正錯誤。社會上有如此要求也合情合理，某的人士把問題牽扯到動搖法官權威就會導致香港人所享有的權利受到扼殺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兩個問題沒有必然關係，要是中央收緊香港的自由空間，港人自然要作出相對應的抗爭，但無論如何「雙非」問題的存在對維護港人權利沒有半點助力。
總之，「法治」是現有文明的結果而非原因，對法律的解釋必需體現民主精神，人類文明就是在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進步的，任何人有錯誤就要改正，哪能容許法官騎在整個社會之上作為支配者？如果認為嚴守「法治精神」是對官僚意志的強加於社會、濫用公權力的防範，那麼防範法官的「官僚化」也同樣是必要的。
（四）「深層次矛盾」的實質
所謂「深層次矛盾」之所在
目前的社會狀況正顯示出港人並不理解社會問題的成因，繼而採取不正確的應對措施而產生了不必要的問題。中央提出了「深層次矛盾」的概念，但又不直接三言兩語向港人道明卻故弄玄虛，如此「含蓄委婉」當然是有「苦衷」了。中央給港人開出的藥方就是港人要信任中央，讓中央為港人排解困擾，放棄對殖民地時代的眷戀。
其實中央自知這種想法實在底氣不足，內地政府殘酷不仁，官僚的淫威毫無約束，當官的無法無天窮奢極侈，人民生活卻苦不堪言，法律形同虛設，政府對人民的合理訴求不聞不問，反而野蠻對待合法的抗爭……以上的一切皆讓中央羞於啟齒，以免受到反詰之下難以應對。
最近「國民教育」事件當中的官方教材，其實就是中央透過代理人向港人傳的話，港人對教材露骨的隱惡揚善極度反感是人之常情，同時這是所有有良心的人對中央威迫利誘所產生的條件反射，對此筆者十分理解，不過有的市民卻藉此宣揚否認中國人身份的論調就實在過猶不及了。
一個民族的存在有悠久的歷史背景，古老的部落世世代代在一定的土壤上生活繁衍於是形成了國家。有了國家必然就會有統治者，雖然歷來的統治者都是要壓迫百姓的，但民族的觀念之所以產生和維持就不是統治者強加於百姓的，而是因為多年來共同的生活，國土上的人民已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經濟聯繫而自然發生相互認同，而這種認同是相對於與異民族文化和經濟上的差異而存在的。
香港雖然已發展為一個國際化城市，因為長期的分離形成了一種有別於內地的文化，但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從沒有間斷過的，內地從來沒有把我們當外人，多年來兩地貧富差距甚大，內地向香港大量供應必要的食物及食水也沒有苛索金錢。相反回歸前香港的財富分配同樣極不平均，香港人之所以感到能夠與社會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與內地廉價供應的食品和日用品有莫大的關係，如今大家的收入與90年代相若但物價暴升，生活質素大不相同就是明證，豈能認為以往的幸福是殖民者所恩賜的？
如今世界經濟環境的持斷惡化的情況下，香港的獨立性必然無法維持下去，長遠而言，兩地交往的恢復又必然促使文化的重新融合，就算有人萬般不願意也無法阻止的，與其逃避現實不如積極面對，一方面破除高人一等的「大香港」意識，另一方面弘揚香港文化當中優秀的部份以期在交往當中對內地同胞產生正面的影響。
面對中央軟硬兼施，我們要自救當然不能落入圈套，而要尋找另外的出路，寄望於西方民主國家可行嗎？前面提到過，西方與中國接觸只為經濟利益，中國勞工的死活他們是管不着也不想管的，況且他們國內也千瘡百孔自顧不暇。所以香港人的真正盟友確定只有內地的勞動大眾了，因為彼此沒有利益上的對立而有着同一個對手，處理着同一個「深層次矛盾」──內地的官僚統治集團。
處理社會矛盾的建議方案
已故歌手羅文的一曲「獅子山下」成為香港人互勵互勉，逆境求存精神的象徵，而筆者覺得另一首名曲「家變」的歌詞也道出了港人所忽略了的重要信息：「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不必怕世事變，變幻才是永恆」，雖然曲名聽起來不太吉利，不過我們都以香港為家，事實上幾十年來這個家不是一直在變嗎？如果我們明白變化是必然發生的，繼而認識了變化的規律自然可以處變不驚，在變化當中爭取主動。
最低工資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目前香港的經濟發展已不是開創的年代，而且多年來極不平均的財富分配方式造就了一批富可敵國的大財團，這些財團不僅透過收購和控股的形式滲透到每一個行業，而且在地產方面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食利系統，不管中小企業的生意做得如何出色，只要把租金上調，大財團就能把他人的奮鬥成果掠奪過來，全港的勞動階層變相成為大財團的生財工具。
面對這樣的環境，如果社會財富分配的制度不改變，市民所佔有的社會財富不管以工資還是福利的方式表示，它的總量是不會發生改變的。既然貧富懸殊是由制度造成的，我們在道德上責備富人們貪得無厭為富不仁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倒不如着手改變制度來得實際，近來香港為最低工資立法對勞動大眾來說是一大勝利，最低工資從無到有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社會最底層勞工的收入可以大幅提高，立即改變他們的處境。
提高稅率是調整社會收入分配的重要環節
不過工資的上調總有一個限度的，在小企業內，若工資支出佔經營成本的一大部份，經營者的風險就變得非常高了。小商戶的經營者為數不少，他們大都親自打理業務，所以通常也能體會到工薪階層的艱難，可是若把他們迫得太緊，他們就會傾向於支持富人的立場，形成一股不可小看的力量。於是當最低工資上調到一定的限度，我們就要改以另一種辦法與富人周旋。
政府必需解決所有市民的居住問題，使他們從高房租的壓力下釋放出來，然後增加其他公共服務的資源，但政府沒有新的收入來源，提高福利是無從談起的。某的政黨向政府提出增加福利開支的要求，這無疑是最動聽的口號，市民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就能坐享福利，可是問題在於所有福利都是財政負擔，歐美的現況就是高福利政策的結果，為應付新增的福利開支必需以累進方式提高稅率的水平。
對富人加稅必然會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他們會提出如果將香港的稅率提高就會削弱競爭力，企業因盈利下降會將業務遷移至其他城市，香港就會流失一定的職位而令失業率上升之類的論調。其實這沒什麼可怕的，稅收只不過將企業盈利的一部份吸收到公共財政當中，並非侵佔企業現有的資產，只要一門業務存在盈利就必然會有人去經營。跨國的大企業若因盈利下降而退出香港市場反而是好事，因為產生的空檔就會成為本地的中小企業發展的空間，市場的缺失很快就會被填補。況且目前香港是經濟增長相對較高的地區，企業若打算遷離亦沒有什麼好處，提高稅率正值時機。
公共事業公有化是社會管理民主化的必要手段
大家有沒有想過與民生有關的公共事業，如電力公司，煤氣公司，鐵路，公路隧道和巴士公司等企業，他們的經營是壟斷的，發展也必然與社會的發展同步而且必需配合政府的規劃，他們的性質完全是公共的，現實卻成為了股東賺取股息的工具。
領匯所管理的本來是公共物業，經過幾年的經營這個公共資產的托管人不單賺得了管理費，而且成了一家地產公司打算收購工廠大廈經營副業。如果一個公職人員利用公務之便公器私用賺外快，被人揭發了就會受到廉政公署的調查然後以貪污瀆職的罪名控告之。現在領匯幹的事情性質是一樣的，可是在法律角度這樣光天化日之下以公謀私完全沒有問題的，是不是有點荒謬？
我們政治上有民主的要求，社會的管理上同樣要有民主的要求。讓政府出資收購既不會影響社會運作，又可以集中統籌提高效率，社會上對企業管理的集思廣益不可能及不上少數資本家的「獨裁」吧。
解決「雙非」問題同樣要靠民主的力量
提請人大釋法的爭議最近又再次被提出來，假如香港法院堅持錯誤的話，釋法其實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解決辦法。不過支持釋法並不代表將香港事務交由北京代辦，提請人大之前必需在香港內部進行充分的討論，在全港市民對基本法有關香港居留權方面的條例得到一個公認的解讀之後，再將提案交予人大通過是適當的做法。人大會議按規定本來是一個民主的機構，所以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實質上，通過人大釋法絕不等同於承認中央的官僚作風，只是港人承認「一國兩制」，並積極參與「港人治港」的具體表現。
市民自覺的團結是改變社會的必要前提
以上所說的是我們改變香港處境應探索的方向，而文章只是從總體上稍作分析並舉出較突出的例子作出說明，對每一個具體的問題應再作深入的探討。而無論如何，社會上的事務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市民必需自覺參與到政治事務當中才能形成一股改變社會現狀的力量。有人會覺得政治是大人物，議員們的專利，因為他們有專門的知識，熟悉社會運作，其實這想法大錯特錯。
香港社會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形成了一個十分系統化的制度，然而這是一個不平等的制度，在這制度之下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者，操控着龐大的社會資源，政府只是作為秩序的維持者，而非公眾利益的平衡者，政府官員考慮問題往往以穩定現有制度為第一考慮。
雖然立法會有監督政府運作的作用，但問題是議員都要經過選舉才能獲得議會席位，為了贏得選舉，最能得到選民歡心的就是開出增加福利的支票，再加上意識形態上親北京和親西方的對立，候選人往往只需要說些支持者喜歡的話就能賺得選票，這些議題帶到議會裡面，就變成對福利開支的爭論，最後被政府以嚴整財政預算否決，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更往往表現為毫無意義的吵架。
久而久之，議會選舉大致形成了兩個派系，市民往往只關心他們所支持的一派是否壓倒了另一派，而兩派都有一批堅定的支持者，游離分子就成為了決定哪一派稍佔上風的因素。這種局面造就了政治投機的可能，政客們只要看風駛艃就可保席位，有的善於鑽研權術的甚至可以擠身政府管治班子當中獲得高薪厚祿。
可見希望政府管治班子以及議會議員們能為社會帶來一次重大的變革根本不切實際，我們必需自己站出來直接向政府表達我們的要求。最近反對「國民教育」以及反「水貨客」的運動，雖然包含了一些不正確的排外信息，而且只針對一些表面現象，但作為市民自發組織的起步點而言，還是一項不錯的成績，只要行動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必能吸引越來越多市民加入鬥爭的行列。
港人對待內地應採取的態度
最後我們再次談談香港與內地關係的問題，首先是經濟方面的。文章簡略地分析過兩地經濟的發展模式，香港的經濟與內地息息相關，而內地又作為全球經濟的一部份。面對兩地經濟上的融合對香港所造成影響，港人無需感情用事，如果我們能夠團結起來敢於向大財團鬥爭，我們也可分享到香港的經濟成果。不過，這仍是個權宜之計，大家有沒有想過內地經濟有朝一日大崩潰從而導致香港損失主要的收入來源呢？
也許聽成來有點天方夜譚，但筆者相信總有這樣的一天。內地的經濟發展以輕工業為主，而輕工業製品又依靠外國的消費能力才有出路，我們近年已看到歐美的經濟危機已引發連鎖效應，首先本國消費能力下降，然後導致內地的工廠失去訂單引發倒閉潮。內地一家工廠少則有幾十名工人，多則有數百數千工人，大家能想象到這些密密麻麻的工廠大範圍的倒閉，每個城市突然出現數以萬計的失業工人是怎麼回事嗎？中央為挽救這樣的危局，一方面向歐美貸款以恢復人家的消費力，另一方面投放大量資金作沒有效益的投資以減低企業庫存，並緩解出口下跌導致的失業壓力。
其實這樣的做法與歐美國家大同小異，目的都在於暫時恢復經濟的運轉，拖延經濟危機爆發的時間。只不過在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掩飾下，大家並未意識到危機已迫在眉睫罷了。目前中國的經濟是否能夠支持下去取決於歐美的消費力，但歐美的債務危機根本是一個黑洞，中央一直以來卻不從國內分配制度着手，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國內消費力，一旦經濟危機爆發，失業工人一定將矛頭指向政府，再加上民眾對官僚腐敗問題一起算帳，必然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
至於內地官僚腐敗的問題，港人普遍有兩種態度，第一種是漠不關心，只要香港不受影響就可以了。這種態度自私之餘還有點自欺欺人，所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港人必需要作迎接最壞時刻的心理準備。另一種心態是不顧內地的實情，一廂情願的要內地照搬歐美的選舉制度，以為有了選舉制度所有問題就可一下子解決。這部份人明顯沒有從歐美國家的實例中建立正確的認識，也沒有從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當中汲取經驗教訓。
內地的官僚集團作為民主的對立物而存在，憑藉權力運用各種手段非法謀得巨大的財富，能在國內建立一個民主的選舉制度當然好，但若有此制度官僚們必然被擯下台繼而遭到人民的清算，世上豈有當權的壞蛋自投羅網的蠢事？只有人民團結起來才有可能打倒極權統治。
香港區區幾百萬人口對比內地十多億同胞只是少數，內地的政權問題始終決定於內地的大多數，而內地最廣大的群體是工人和農民，他們首先關心的是切身的生計問題，現階段選舉權利對他們來說並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如果港人只向內地民眾喊出「打倒中共」，「實行普選」之類的口號，內地的工人和農民朋友不僅會覺得港人並不真正關心他們的處境，而且會認為港人自恃身份特殊用凌架他人的態度發號施令。香港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港人應發揮這個優勢，將內地的真實面貌原原本本地，不加任何個人取向地向全世界公佈，好讓內地的朋友從各種溝道獲得真確的消息，血淋淋的事實比所有煽情的鼓動都要來得震撼。
香港是一片彈丸之地，失去了製造業尚可以轉型為服務型經濟，由中央引導全國消費力向香港輸血，但如果內地的經濟危機爆發，全國根本無法避免嚴重的後果。所以港人切不可被目前繁榮的假象所蒙蔽，更不能抱有獨善其身的想法，國家的前途與港人關係重大。最近幾年，國內的形勢發展得非常迅速，官民之間的鬥爭日趨白熱化，可以預期翻天覆地的一天並不太遠，本地的社會問題也只有在內地的政治環境改變以後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所以無論為了國家民族還是為了香港前途，港人都應該在這個大時代當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希望每一位讀者朋友都能為此作一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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