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

香港獨立媒體: 十幾年後再寫的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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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後再寫的球評
Jul 17th 2014, 14:36, by 鄒崇銘

圖:fifa官方網頁

其實自2002年日韓世界盃,宣告上一代巨星的時代告終後,已很少認真地看足球比賽,原因是無論球員或戰術的進步都很慢。無非只有美斯加巴塞、沙維加西班牙,十年如一日的tiki taka;2004年在葡萄牙已看過C朗,10年後看葡萄牙還是C朗!連開電視看比賽的意欲也少了很多。但今年作為水準奇高的世界盃,還是湧現了大量新的思考空間:

一、無論如何厭惡叻哥,大家都必然會同意,1974年是現代足球的分水嶺,米高斯則不但是荷蘭、而且是現代足球之父。1974-2014歷時長達40年,基本上都是西歐和南美輪替奪冠,分庭抗禮;但2010年西班牙繼意大利後再下一城,2014年德國更成為首支南美奪冠的歐洲隊,意味兩大陣營的均勢已被完全打破。

二、自1994年彭利拿探用雙防中,巴西接連取得了兩冠一亞的佳蹟,大菲亦只是他的跟隨者。隊長鄧加成為巴西「筋肉人」的代表,而朗拿度則是單箭頭以一敵十的模範。現在回看起來,4231實在僵化呆板得可以,無論是古斯達和、保連奴或費蘭甸奴,都由巴西成功之匙頓變場內小丑,費特就更足以令全隊少踢一人,也許只能慨歎時也命也。

三、我一直以來低估了德國,原因正是出於對其4231的誤解,其實無論拿姆踢右閘或防中,圍繞他的無論是小豬、卻奥斯或基迪拉,都是難得攻守兼備的全能中場,根本不存在防守或進攻球員的分野。這是德國稱王至為關鍵的因素;擁有把握力相對好的進攻球員,只算是錦上添花而已。

四、至於荷蘭和阿根廷,似乎皆毋須懷疑應該踢433。作為荷蘭長期以來的標誌陣式,尹高爾卻因為雲達華治的受傷,臨時改用有點古怪的352,而效果竟然遠超想像的好,他(和新東家曼聯)實在應算是今季最大驘家;至於阿根廷的433,我想像那是借用了皇馬的迪馬利亞,大大增加了中場的活力和創造力,當迪馬利亞在八強傷出後,阿根廷也就完全走了樣。

五、無論美斯、尼馬、占士洛迪古斯、阿歴斯山齊士甚至是阿蘇,均是相當傳統的10號「鎖匙人」,亦是今屆世界盃能擦出火花的主因。相反歐洲的同類球員,便要數奧斯爾、史尼達和夏薩特,似乎很難相提並論。德國真正穿10號的球員是誰?相信大家可能早就忘了,那是從未出場的普杜斯基!不是說德國波不好看,但好看的足球不一定會驘,這是老生常談,或許亦是南美球迷的唯一安慰。

(寫於日本橫濱、無聊的學術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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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聖保祿中學舊生:我對母校的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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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中學舊生:我對母校的愛恨
Jul 17th 2014, 12:03, by Swiss Cheng

作為一名實習記者和聖保祿中學舊生,日前文憑試放榜,關於母校首出文憑試狀元和小師妹回應對佔中看法的風波,既不忍小師妹被口誅筆伐,又對母校有著複雜的情感,有些話在心頭,還是決定寫下來。

簡介一下星期一發生了甚麼事:當天文憑試放榜,母校出了兩位狀元:徐詠然和黃曉晴同學,她們分別想入讀中大政治與行政學,和中大或港大法律系。當日852郵報引述有線新聞,指黃同學被問到對佔領中環的看法時答道「唔好意思,呢條問題(佔領中環),我哋學校唔係好准答」。 這是媒體呈現的畫面。

後來晚上徐同學在面書澄清,指大家誤會了學校,她在現場作證:「我在現場,是傳媒不斷問無關成績的政治問題,我主動去問Miss Wu(母校前校長),她說我們有自由去選答,自行判斷合場合之問題。我轉告Anson(即黃曉晴同學)後她誤會了,Anson在受訪時說這句後,我在她身旁馬上澄清學校沒禁止,可笑是我的話就cut了不出街,令諸位擔心真不好意思!」這是同學的版本。

事件發生後,我的想法如下:

為師妹感到喜悅

喜見兩位師妹拿到好成績,有望入讀心儀學系:一個說想入政政,說現在政治環境已失去磨合的空間,想反思一下自己應做甚麼;一個說想成為律師,為公義發聲和幫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即使師妹也許未及面對想像中的「社會」「公義」與現實的落差,只得一腔美好的幻想,但她們希望接觸、了解更多當下的政治和社會,做一個更好的人,我為她們有這樣的願景而高興,即使要實現是非常不容易的。

當日有傳媒報道的,還有兩個師妹:一個是患有先天性視網膜色素病變的郭蔚宜同學,也克服了不少困難,考得不錯的成績;另一個是何穎希同學,父親於三年前離世,她靠積蓄和兩位在工作的哥哥支撐家計,考獲理想成績後後感觸落淚,說會於下午帶成績表去墳場給爸爸看。也為她們感到高興。

對母校轉為直資的憂慮

難得聖保祿中學見報,不是銅鑼灣直資的聖保祿學校,是在跑馬地雲地利道,政.府.資.助.的.聖.保.祿.中.學,我們穿全白素裙子而非格仔裙!相信很多舊生也像我一樣欣喜若狂。「今年十二名狀元當中,接近一半來自直資學校」、「不少狀元來自傳統名校」,大家都明白「好學校」和「成績好」有著相互關係;上星期中學派位,又有中學校長說擔心有「上移錯配」,不樂見Band 2 3學生游上Band1學校。

當天我心裡即時出現一個憂慮:母校為政府資助中學,今年出了兩位文憑試狀元,會否進一步推動學校申請轉為直資?對於母校年前申請轉作直資學校一事,冀用更多資源為學生提供更好的教育一事,我一直耿耿於懷:我來自大家眼中的名校,但我不如大部份同學般來自中產家庭,我家說窮不太窮,但不算很富有,學費絕對在我選擇學校的考慮因素之列。我校裙穿了七年都沒買新的,七年來也是乘坐巴士上學、再徒步十五分鐘回校。假若九年前母校是直資學校,我根本讀不起。

「聖保祿中學擬轉直資計劃方案」建議學費為初中每年$22,000及高中每年$24,500,每月約二千元;家庭月入約$15000以下的,學費全免。學校設有學費減免計劃,按申請人家庭收入及成員組合換算分數,資助額由一成到全免不等。以我自己作例子,假若我入讀直資的聖保祿中學,只能部份獲免半額學費;家人在給予我零用錢及支付書簿費以外,每月增添學費開支,即使只是一千元,也是沉重的負擔。世事往往不是那麼非黑即白,總有人在夾心階層半上不下,即使學校會為家貧學生提供獎學金,但在不能確定會否六年獲批全數資助前,有些家庭也會卻步;假若他日學校再加學費,屆時子女又不合資格獲得相應提高的資助額,怎樣負擔昂費的學費?面對這些風險,換了是我,也會轉而選擇學費全免的津貼學校。

於我而言,即使令學生卻步的阻力只有半點,只要有可能進一步將學校貴族化、令清貧學生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令教育的機會不再均等、不利階級流動,都足以讓我反對學校轉成直資制。正因我受了母校七年的教育、多年來受惠於政府資助,也能順利升上大學,我相信既然母校多年來都能培養出優秀的學生,學校絕對不一定要轉為直資,才可以提供優質教育。

從前母校在新生簡介會上驕傲地對家長說道:「本校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辦學」。假若母校能一直堅守「為一切人,成為一切」的校訓,讓之前入學的南亞裔師妹、其他像我一樣的同學繼續接受好的全人教育,不在校門寫著「貴族學校」四個字,亦不劃線將基層子女拒於門外,我更會為自己母校而驕傲。母校之前被拒直資申請,校監揚言會再度提出轉制,直到成功為止。我著實擔心,母校今年出了狀元,校名更響,就更有理由「升格」成為直資,與姊妹校銅鑼灣聖保祿學校齊名。年前學校轉直資不成,同學普遍反對的原因是諮詢不足,亦不算有太多舊生和現任學生關注此事。反聖保祿直資關注組的行動,最後都沒能像聖士提反反直資般有力地在媒體方面受到關注。我絕對憂慮、不想母校有成為直資學校的一天。

為何同學回應傳媒問題,需先請示學校?

是次學校不准答佔中的風波,我未及向師妹查明,到底她主動問的是甚麼問題,她在怎樣的情況、對前校長說了甚麼,才得到「可以自由選答、自行判斷合場合的問題」的答案。為何有傳媒問了政治問題,同學就會向在場的前校長發問?為甚麼會有「請示校方」的意圖?

小師妹年紀輕輕,突然成了焦點,若她們因為不懂得處理眾多鏡頭和記者的提問,向在場信任的師長問「記者問了很多問題,怎樣應對才得體?」,我會理解她們是因為緊張,才向身邊人查詢恰當的處理方式,但我認為同學也幾近成年,絕對可以依自己的判斷去回答提問。

如果師妹問的是「我們應該回應與成績無關的政治問題嗎?」或「記者問及政治,我們代表聖保祿,有沒有要注意的地方?」,是因為心裡想著背負校譽,不可說錯話而自我審查,想先知道校方是否沒有立場才放心回答--如果她們心裡有「有些問題不能答」的想法,我很擔心。師妹口中「無關成績的政治問題」,也許反映她們只有回應成績的心理準備;但我還是摸不透師妹到底為何要在答問題前先問過校方意見,也許是審慎,也許是怕犯錯?還是有著安全起見,唯有先忖度上意的潛意識?

對於傳媒向同學發問有關政治的問題,我認為是恰當的。考生的個人政治取態,不應被多加評價,假若她說「我沒有參與佔中的打算」,也應當被尊重(當然會有人大做文章說未來社會棟樑不關心政治云云,但這是個人價值和取態的問題,我決不同意那些大肆鞭撻他人不愛上街、不參與佔中就是罪的論調)。但,傳媒向同學問起政治,是希望知道新一代怎樣看社會,認為他們除了個人、家庭、學校外,也會對社會大環境有所關注。「你會佔中嗎?」「你怎樣看政改方案?」,絕對不是甚麼不能答的問題,就如「你有甚麼嗜好?」「你如何備戰文憑試?」一樣,是同樣可以誠實回答的啊,為甚麼要避諱?

不少人說大家對學生有點苛刻,我回想自己會考時也不知道立法會功能組別的罪惡,也分不清各大政黨,罪過,要不是在新聞系每天接觸時事,我今天仍然對政治一竅不通。但現在中學生的課程有了通識教育,此科考試會觸及不少時事,如今年通識考卷,問及學生二零一三元旦的撐政府及反政府遊行,如何反映香港政府管治的兩項困難。難道考生仍會對政治一無所知嗎?七一學界佔中,也有「學生」兩個字啊。學生考過通識,還奪了五星佳績,怎會對時政沒有一點認識?我相信大家都對學生有期望,正正是相信/希望他們是對時事有關注的一份子,才會問及她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傳媒的新聞處理手法

為甚麼有線新聞斷章取義,只取黃同學的sound bite,而沒有播其後徐同學「學校沒有禁止我們答問題」的澄清是值得關注的,是因為有線的片段,852郵報就大造文章,指學校禁制同學回答問題的自由。這樣也令黃同學被公審了;我並不同意大眾公審同學的方式,無奈社會、網上均有不少不理性討論的人,即使我關心她們有沒有受校方壓力,也不能因之斷定她們無腦、無承擔、不能成為好律師、成為好的人。然而,我認為傳媒斷章取義的報道方式,令大家模糊了焦點,這並不應與學生應否回應政治一點混為一談。

有關母校的保守風氣

值得深思的是風波爆出後,校方未回應主場及852郵報的查詢、徐同學未澄清事件前,不少舊生都在討論師妹說學校不准答佔中的新聞,comment如下:「Typical Paulsec Style」「我並不意外」「這符合校情」「可能師妹有心揭露學校真相」「我都唔想信,但我覺得好可信」「可惜師妹仔都要買學校怕」。很老實,如果學校一向作風開明,大家應該會火起三丈為學校護航,說「學校素來開通,從不控制同學思想,此等事絕不會在聖保祿發生!」;然而,不少人一致對學校持負面看法,認為學校作風保守,被誤會也是合情合理的。我們假若愛校,就應該進一步反思,為何對於年輕一輩的我們(我畢業前後幾屆的同學)來說,一句「你懂的」,會如此悲涼。

悲在大家都暗暗嘆氣,知道這所學校其實一直旨在造就規行矩步、行為舉止優雅的乖乖少女。除了直資事件,我更想指出,聖保祿中學只得Prefect Board,沒有學生會,注意,是沒有學生會。已經爭取很多年了,但學校可以說Prefect Board已經充分代表學生。每年有全民風紀選舉,但透明度不算太高。風紀是維持校內秩序、協助訓導老師執行校規的人,但每年選Prefect,又要他們提出政綱,例如希望校內回收、售賣二手教科書,無奈,礙於種種,這些計劃都沒有實現過。

自決?學校連Singcon嘉賓也這個不能請、那個不能請;學校匯演,學生自行決定服裝,即使角色需要,也不准著背心短裙,因為暴露。要學生把裙子的衩縫合,跳舞時才不會露出腿、穿舞衣跳拉丁舞又算是暴露。其實,表演和舞蹈是藝術,身體是眾人皆有的,只要不是意識不良,又何錯之有?

為你著想,圍巾不可過長,因為怕你下車時被車門夾到而發生意外;不准著「婆仔鞋」,是關注你的足部健康,怕你拗柴;不准叫外賣,因為飯盒放在校門路上不衛生,即使Pizza Hut的食物放在車尾箱,學生到遠一點的地步交收,仍會被抓。學校幾年前推出Multi Purpose Jacket,讓學生寒冷天氣有衣可穿,學生必須購買,即使低過十一二度,有學生因為將近畢業而拒買,亦不准穿自家黑色或深藍色外套回校,因為會被罵,所以同學在校門前脫下外套收進袋裡。同學放學後想組成Study Group,怕在圖書館吵著別的同學,想留在班房;但校方又說這不是同學長期預約課室的理由。學校辦Stress Management Scheme以照顧學生身心健康,強制全民參加、讓同學放學後拉筋跳舞放鬆,填Evaluation問卷就是「這個計劃非常好」,訓導監著所有人填:誰敢說不?就是為了你好,所有人都必須填最滿意的分數,製這計劃完美的「民意」。

除了以上,更曾有老師因只在課堂上看報紙「自做自事」而不教書,變相令學生自修後被多次投訴,仍是不了了之;有些公認教學不濟的老師,在典禮上得盡學生諷刺的掌聲,卻沒多少老師知道真相(或他們亦笑而不語)。那些年,我們有很多不滿,有很多話不敢說,更甚是說了也沒有用。總之我們學懂了,專心讀書別搞太多活動太多事就最好。

令人心痛的是,有些成績不好的學生,多年來被認為「沒得救」;有同學一心搞話劇,但受到種種無理阻撓;有同學束短髮作中性打扮,就被標籤為壞學生。也有開明的老師被指「教壞學生」,一是心灰意冷離開,一是被解僱,被拖至最後才無聲被消失。校政方面,更多針對某任校長的「黑材料」、還有為何母校架構內有「Director of School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這一教育局也答不了的複雜問題,就暫且不說了,有機會撰文再述。

學校不准舊生Walk in回校探老師,不少人在校前不得其門而入,的確有很多保安的考慮,但最後弄得很多舊生做賊一樣。中五轉校被當是對學校「不忠」,但學校在會考放榜臨陣更改預科班文理科目組合,讓不少人放榜當天才嚇了一大跳,最後唯有選擇離開,又有人知道嗎?不少人成績不理想,在禮堂苦坐一早上,遲遲才得知不能升讀原校,某些老師難聽的話聽進耳裡,轉校時誓言一輩子記得老師、校長的面色,說以後都不想回來這個地方。這是多麼的令人心痛。舊生會又被我等薯輩視為上流社會俱樂部,會費貴,又不夠User Friendly,和其他中學的舊生會有著天壤之別。又,有些舊生想設計一些紀念品,討論串卻有一堆「如何與校方交涉才不會惹來麻煩」的擔憂,這不可惜嗎?不少舊生都很羨慕別的學校與舊生有很強的Bonding,畢業生都對學校有著歸屬惑,為母校的一切驕傲。
然而,為什麼別人可以,我們不能?為甚麼我們提起母校,口邊會那麼多句「算數啦」?這些種種,我經歷過的、師姐們經歷過的,學校都說「我們是修會學校,必需注重形象」,學校都說「語重心長是為了你們好」;「我們只是歇力在保護你們」。學校的確不少有環境、有地位的同學就讀,學校需要嚴格執行校規、堅守名校的形象。但真正的博雅教育,不是這樣子的,香港同樣有好學校以校風開明、學生自律和師生關係良好著稱。我們需要成長,我們需要受啟蒙,我們不需要被綁手綁腳,我們不需要被過份保護。很多事情和學校的處理手法,都令我們有感「學校根本反智」、令我們深深覺得不被學校信任。這一切都足以讓我們合理懷疑學校會干預學生、會向他們施壓。我和師姐也試過向學校據理力爭而被冠上「壞學生」之名,有老師反說受了學生的委屈,逼令學生道歉。說真的,不被信任是很難受的事。我有為受過委屈而痛哭,我有同學受過委屈而痛哭。我一向都是壞學生,但我以上說的都是真的,信焉。

愛之深責之切

我說以上這些非因仇恨母校,我在聖保祿讀了七年書,並非全盤否定學校做過的一切。我感謝那些教導我的人,我得到很多知識,我遇到改變一生的恩師,我有很多善良如天使、真心沒甚麼計算和機心、好Pure好True的同學,我一直相信這裡的人都很純品,所以畢業了的每一個人才多麼想念The Sweet Days of Girlhood。我受此學校教育、才有好的成績、才進了中大、才走到了這裡。我高考的筆記,滿滿一大箱,從來沒有丟掉。

我畢業了,長大了,是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在大學的視野廣了,和同學交流,得知他們在別的中學如何成長、對母校有怎樣的情感;我接觸了更多時事,面對社會的種種不公義,慢慢學習著做一個願意發聲的人。也許我不像那些家庭小康安逸、在上流社會有地位有亮麗前途的同學,我沒有選擇錢途無限的專業科目,我不是不愁生活,所以理所當然地覺得世界很美好、香港很和平的人;我只是個別人眼中「搵唔到食」的新聞系學生。老實說,如此說這麼多話,我也擔心從前的老師會對我失望,覺得我是激進、被傳媒洗腦而不知感恩的學生;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我愛我的母校,但同時也很討厭母校的保守和反智。我只是因為對母校又愛又恨,才得以心痛,才一邊害怕、一邊嘗試把心裡的疑惑、想法,如此坦白地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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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政總加建高牆 不會令市民不滿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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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總加建高牆 不會令市民不滿消失
Jul 17th 2014, 11:53, by 民間人權陣線

圖:本年6月20日新界東北集會,政府總部降下防火閘。

民陣就政府改建政總東翼對出空地聲明

政府總部東翼前的公民廣場於今日(7月17日)以圍板圍封,政府行政署表示將於該處加設圍欄,以「加強大樓抵禦潛在保安威脅的能力」。

民陣對政府的決定表示遺憾及強烈反對。自反國教運動起,公民廣場成為了市民向政府直接表達意見的重要空間。然而,政府一再限制市民運用該場地的自由,包括在反國教後以鐵馬包圍旗桿位置,甚至在反對東北發展規劃前期撥款的示威中封閉公民廣場,將示威者趕往添美道一帶。

政府一再限制市民使用公民廣場的權利,反映政府一直未有回應市民的訴求之餘,更要打壓市民表達意見的空間。這次公民廣場的改建,更進一步印證政府專權的思維。民陣重申,不斷加建高牆,不代表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會隨之消失。政府與其花費精神於限制市民表達意見,倒不如認真回應市民的訴求!

民陣重申,一個尊重民意的政府是無需懼怕市民,只有專權獨裁的政權才會懼怕市民的聲音,以重重枷鎖限制市民的意見。民陣要求政府撤回改建政府東翼及更改開放時間的決定,停止限制市民的表達自由。政府應直接面對民意,不要再逃避市民的聲音!

民間人權陣線
2014年7月17日

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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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海陸空污染加劇 勢抵銷減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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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陸空污染加劇 勢抵銷減排成果
Jul 17th 2014, 11:31, by 健康空氣行動

【新聞稿2014年7月17日】

末端措施初見成效
健康空氣行動:海陸空污染加劇 勢抵銷減排成果

健康空氣行動(Clean Air Network/CAN)今日舉行記者會,分析2014年1月至6月環保署空氣監測站數據,發現雖然香港的空氣污染比去年同期輕微改善,惟反映區域空氣質素的臭氧有惡化趨勢。各區主要污染物的平均水平仍然大幅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嚴重威脅公眾健康,根據香港大學「達理指數」,保守估計導致1,430人死亡,金錢損失178億港幣。(2013年上半年保守估計導致1,606人死亡,金錢損失187億港幣。)

CAN分析2014年上半年環保署數據,發現:

1. 除塔門(二氧化氮)及大埔(二氧化硫)外,全港所有監測站錄得的空氣污染物 (二氧化氮、懸浮粒子、微細懸浮粒子、二氧化硫及臭氧)全部大幅超出世衛全年平均標準,顯示香港空氣質素距離安全水平尚有明顯距離,情況令人憂慮。

2. 2014 年上半年的二氧化氮、懸浮粒子、微細懸浮粒子及二氧化硫的平均水平皆較2013年同期輕微下跌,但臭氧水平卻上升。

3. 二氧化氮(NO2)排放超出本港空氣指標,路邊空氣質素仍未達標
· 二氧化氮是路邊污染的指標性污染物,其排放濃度直接反映路邊廢氣多寡。比較2013年同期,二氧化氮排放下跌,或歸功於石油氣車輛更新催化還原器。

4. 二氧化硫(SO2)排放顯示船舶污染嚴重
· 除大埔,所有監測站錄得的數字都超出世衛標準。
· 與2013年相同,葵涌與荃灣錄得全港最高的二氧化硫水平,顯示來自貨櫃碼頭的排放問題嚴重。

5. 臭氧(O3)較同期上升,區域污染有惡化趨勢
· 臭氧為次生污染物,反映區域空氣質素。2014上半年所有空氣監測站錄得的O3平均水平皆較2013上半年高,亦是自2004年來最高水平。

6. 香港空氣質素指標形同虛設
· 二氧化硫排放仍然嚴重,但香港空氣質素指標卻過於寬鬆。按指標之二氧化硫24小時平均標準,2014年上半年的超標日數是零;但若按世衛標準,各區超標次數立即明顯上升,例如,葵涌超標達72次、荃灣超標45次。
· 指標中的PM10及PM2.5標準同樣寬鬆。按指標,超標次數僅為單位數,但按世衛標準計算,超標日數卻可超過一百。

7. 東涌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嚴重(10+)的時數排第三,在一般監測站中排名最高,估計大橋通車及三跑將令區內空氣惡化。

健康空氣行動(CAN)行政總裁鄺芯妍表示:「比較去年同期,二氧化氮在2014上半年有輕微改善(惟仍未能達到本港今年開始採用的指標),這或可歸功於石油氣車輛更新催化還原器。不過,末端措施有初步成效,但在交通(運房局)及規劃(發展局)方面卻毫無配合,預見未來數年海陸空污染加劇,將抵銷減排成果。」

她指出,陸路方面,本港塞車問題日益嚴重,但運房局未有措施針對私家車增長;海路方面,啟德郵輪碼頭新泊位將啟用,岸電措施及泊岸轉油立法還未實施;航空方面,第三條跑道將影響區內空氣質素,加上日後港珠澳大橋通車,預料污染將會惡化。

健康空氣行動建議一系列改善措施,包括限制私家車增長;更改交通規劃,設立低排放區及行人專用區,如德輔道中計劃;增加路邊遙測設備,加強管制車輛廢氣排放。船舶污染方面,馬上於啟德新碼頭加裝岸電措施及儘快實施泊岸轉油。各政府部門應協調或減少大型工程。在區域合作方面,特區應與珠三角政府協調,在大珠三角水域設立低排放區(ECA),並加強粵港合作,資訊透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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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教育專業不容踐踏──駁斥梁美芬議員對通識科的無理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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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業不容踐踏──駁斥梁美芬議員對通識科的無理指控
Jul 17th 2014, 11:42, by 獨媒轉載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接受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的《環球時報》訪問時,毫無根據地指摘香港教師和通識科。她表示:「香港大部分年輕人對內地的看法都很負面,很少有國家的概念。一個原因是通識教育科在香港中學是必修科目,許多教師在上課時,經常提及內地人權和貪污問題,對中國近十年的成就卻隻字不提」,因而建議把通識科轉為選修科。對於梁議員沒有根據的指控,本會要求她澄清報道是否屬實,如屬實者,本會對此深表遺憾,對她提出譴責,並要求她收回言論及公開道歉。

根據教育局建議學校採用的《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通識科的課程理念是「旨在幫助學生......從多角度研習不同的課題,......培養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和跨學科思考技能。」因此,通識科教師的職責乃是要啟發學生獨立思考,明辨是非,有系統地提供全面的資訊,並教導學生從多角度分析問題。

然而,梁美芬議員竟無理批評通識科教師只提及內地人權和貪污問題,而對中國近十年的成就卻隻字不提,這明顯是指摘教師的教學偏頗,缺乏專業精神!本會認為,這是對教師非常嚴重的指控,我們必須嚴正質問:她究竟有何實質的證據?!

事實上,通識科單元三的內容就是「現代中國」,當中主題一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當中要求學生探討:改革開放政策對國家的整體發展和人民生活產生甚麼影響。觀乎現時所有高中通識科的教科書,均會細緻地探討從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及至近年的中國入世,可持續發展等多元化課題,當中絕不可能出現如梁議員所說的「對中國近十年改革成就隻字不提」的情況。如果梁議員關心教育的話,不可能無視上述事實。可是,其言論錯誤百出,扭曲香港通識教育科的推行現況,刻意誤導市民尤其國內人士對通識科的理解。

梁美芬議員已經不是第一次對通識科及教師提出這些無中生有的指控。遠的不說,單在 2013 年中下旬,她屢次在報章批評通識科偏重政治議題,建議將通識科「去政治化」,包括取消必答題、檢討必考安排、甚至要求公開擬卷人的身分等。本會已就她的言論在教協報駁斥,並促其道歉。會長馮偉華先生也在明報公開撰文,指斥她抹黑教師,否定教師操守,呼籲討論必須建基於理性和事實之上。可是,梁議員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不符事實的指控,本會有理由質疑,梁議員的指控不但出於其偏見,也要達致其政治目的。

梁美芬議員多次抹黑教師缺乏專業精神,更要求改變考試課程結構,我們質疑其動機是要打壓香港的通識教育科。對於梁議員發表如此不負責任的歪論,本會深表遺憾,並對她提出譴責。為捍衛教師的專業與尊嚴,本會嚴正要求她收回言論,並公開向廣大教師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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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政府總部「中聯辦化」加劇示威警民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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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總部「中聯辦化」加劇示威警民衝突
Jul 17th 2014, 11:57, by 香港人權監察

自我隔離侵犯自由違反「開放政府」原則
政府總部「中聯辦化」加劇示威警民衝突

2014年7月17日

香港人權監察發表聲明,反對特區政府以加強政府總部保安的理由,增設的圍欄和相關的請願示威時限,批評這種做法是將人稱「公民廣場」的公共空間「官有化」,與政府總部原本設計的「門常開」觀念背道而馳,更違反「開放政府」的基本原則,象徵著香港集會和表達自由的倒退,因此必須盡早還原取消,並施行 便民措施。人權監察又提醒市民提防政府總部「中聯辦化」,除令請願示威活動不能順利舉行之外,更加 劇警民對峙,增添推撞和肢體衝突,徒增示威者被捕、受檢控和受刑的風險,必須阻止。

人權監察指出,新政府總部是以公帑建築和管理維修,新大樓約5米外約1000平方米的廣場空間(「公民廣場」),本是一個用以容納較多人的示威區,不容政府任意將這片公共空間「官有化」,諸多設限, 更便利政府日後任意將示威者排拒於遠離新大樓 約50米外的添美道行人路上。

人權監察批評,今年6月底有關東北發展的示威,就被迫在添美道行人路上進行,結果擠迫不堪,示威主辦者亦難以設立舞台和安裝音響,該處的樹木花圃亦將空間變得更難使用。該處又人車爭路,令示威者仰賴警方封路才能得以多點空間行使集會和表達的權利,開路前守在車道旁的警方前線人員亦要受廢氣塵土之苦,警 民在何時封路和開路等問題上爭論和衝突不休,又平添警隊的工作和不必要地介入政治爭端,除表達活動不能順利舉行之外, 更加劇警民對峙,增添推撞和肢體衝突,徒增示威者被捕、受檢控和受刑的風險,令政府總部外的示威遇到如中聯辦外一樣的 障礙和衝突,結果警民不時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人權監察又提醒市民,提防政府總部「中聯辦化」,令香港的公共空間、以及集會和表達自由進一步倒退。

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稱,這些圍欄和措施,表明政府不尊重市民和民意,漠視集會和表達自由,視市民和示威為威脅,要靠高牆和門禁阻擋和排斥民意表達活動,將自己與市民和民意隔離,反映現屆梁振英政府自我形象低落,自覺不得人心,要引入內地的「官衙圍牆主義」保護自己。

羅沃啟認為,現屆特區政府選擇在這個時候採取自我圍堵政府總部的措施,是因為越來越感到示威活動對政府的威脅,尤其是今年數以十萬市民參加六四晚會、七一遊行和全民投票,各種爭取普選的佔中行動又蓄勢待發,因此要即時引入高牆和加強門禁以自保。現屆政府求救 於高牆深院,不是尋求民意支持,反映了特區政府不是真普選產生,缺 少自由選舉的民意授命和支持,權力來源不是市民而是中央和小圈子選舉,只靠中央和中聯辦的支持上台和支撐,令政府沒有起碼 的尊嚴和認受性,已到了不但難以有效管治,連自保也感不足的地步。羅沃啟相信,如果不及早落實無篩選的真普選,特區政府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自我隔離,以及削弱 自由以自保的做法,也救不了特區政府無民意授命的致命弱點,只會令香港進一步陷入管治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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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Jordan與Pippen奧運會上的唯一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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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dan與Pippen奧運會上的唯一敵人
Jul 17th 2014, 11:10, by Where Basketball Happen

1992年,奧運籃球項目首次開放讓職業球員參加比賽,美國得以從NBA中徵召世界上最好的球員參賽,組成了一支由Magic Johnson、Larry Bird及Michael Jordan率領,可能是史上最強的夢幻隊(Dream Team)出戰。夢幻隊其後每場比賽都以大比數輕鬆屠殺對手,不將任何對手放在眼內。但在整個奧運會上,卻有一個唯一被Jordan及Pippen視為眼中盯的人,那個人叫Toni Kukoc。對,那個日後會與Jordan、Pippen聯手創下三連霸的球員。

Toni Kukoc做錯了什麼得罪兩人嗎?沒有。當時的他年僅23歲,是克羅地亞的明星球員,被譽為歐洲的Magic Johnson。其實當時Jordan及Pippen對他根本了解不多,但當時的公牛總經理Jerry Krause對這位歐洲球員十分欣賞,並認為他可以在NBA打球,最終在1990年選秀把Kukoc選上(直到94年他才到公牛打球)。由於Jordan一直與Krause不咬弦,但Krause經常吹噓Kukoc的球技如何如何利害,令Jordan與Pippen感到很煩厭,甚至乎Krause為騰出薪金簽下Kukoc,暫時擱置了Pippen的續約,要知道當時公牛剛達成二連霸,Pippen是公牛的第二球星與功臣,Krause不惜壓低Pippen的薪金來羅致Kukoc,Pippen感到極度侮辱。最後Jordan與Pippen把對Krause的這口怨恨轉移到他的愛將Toni Kukoc身上。

分組賽的第二場,美國對克羅地亞,Jordan與Pippen準備在籃球場上狠狠地修理Kukoc。「我想全世界的人看著我們對決,特別是Jerry Krause,我想為他訂購一部大電視。」Pippen說道,臉上掛著一個邪惡的微笑。

賽前,二人已經爭論著誰來防守他,他們甚至要求教練Chuck Daly增加其出場時間,教練答允。結果Pippen開賽後便緊盯著Kukoc,開始時Kukoc還有些空間,甚至傳出了一記漂亮助攻,Pippen被這一球刺激起來,其後Kukoc每次拿球都弄弄緊貼著他,而Jordan在後隨時補上,並負責攔截Kukoc的傳球路線,結果二人單單在上半場,已合共有11次的抄截紀錄,隊友在進攻上也頻為Pippen造機會。Magic Johnson日後回憶這場比賽,形容當時二人像要準備一場血戰一樣。

就是這樣,Kukoc成為了史上一對防守最佳的後衛的目標,整場比賽11射2中,犯下7次的失誤。比賽時Kukoc當然不知道自己被這兩個人盯上,還以為他們對任何人都是做出同等程度的防守。事實上二人針對的並不是Kukoc,而是Jerry Krause,只是Kukoc成為了無辜的代替品。

「我認為Kukoc是一個好球員,但是他還未準備好到NBA。」事後Pippen滿意地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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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不是那回事——記屯門安定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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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回事——記屯門安定邨
Jul 17th 2014, 10:29, by Autumn Pang

「希望在明天」,「生命無take two,前路由我創」——諸如此類廣告標語植入我這輩人腦內,廣告裡那幾個戴著眼鏡、雙手交疊於腦後、大字形躺在雨中球場笑著的少年身影仍栩栩如生。憂鬱是個「不正確」、「不好」的東西,孩子常被灌輸「正面」的字眼 :希望、選擇、創造。然而許多事身不由己——非指人力所不能及,而是指我們從來不是那些能作出選擇、左右大局的「人力」之二——其中一項便是我們小區的未來。

之於一般蟻民如我,領匯的運作與裁決神秘過魔術的竅門 : 黑箱中一對大手躲避眾人目光,彷彿只在萬籟俱寂的晚間才活動,於是我們一覺醒來,驚覺物是人非,嚷著「哪家店之前還在的,現在怎麼不在呢」,那邊又有人發現新大陸似地大叫 : 噢,你說不見了的店開在這裡了。

為什麼拆這間舖? 為什麼是這一間能重開而不是那一間? 為什麼要在屋邨商場開一間賣洋酒的店? 為什麼天天有學生光顧、立足幾十年的文具店被淘汰,而不是那間門可羅雀的連鎖鞋店?

商舖之去留、東主與領匯的角力與協議、商場的格局與空間的切割,出奇地——卻又時常被認為是合理——從來不是社區中居住了十年或幾十年的用家——即是市民——所能關心,大權在握的那堆手照樣躲在看不見的箱子裡扯著暗線。新開的安定商場大而無當,煞白一片,燈光比舞台射燈更要刺眼密集,似在塑造燈火通明、光鮮亮麗的形象,可是一大片仍未認領的空間與顧客零落的連鎖新商店,使這臺戲露出馬腳了。

幾年前,整個安定的商店都因領匯翻新工程而臨時結業,包括安定商場及鄰近的地下美食廣場,就只有寄身於商場對面、定祥樓的二三樓的小店未受波及。這一年多,好些店於原區重開,位置稍有更動。一般街坊起初曾安心,以為店舖會重開就好了,不會消失不見就好了。可隨著它們陸續回歸,服務、價格、品質均不如前,結果老店歸來無助修補人情,只有令人尷尬的落差被放上臺面,撕裂了本來情份,除了大嘆今時不同往日、無病呻吟外,也別無他法。

就由麵檔談起。它在安定商場旁邊有美食廣場之前,已在區內冬菇亭營業,其後與兩間酒家、粥檔、街市共處於美食廣場。我倉促撈起一些片段 : 人生第一碗吃的魚蛋粉就是在那裡吃的 ; 小學時放學了,穿著深棕色的小女童軍制服跟同伴去吃牛腩河,因這麵檔靠近一間酒家的魚缸,地板長年水跡處處,我穿著黑鞋、扶著桌緣步步踏地,回頭看,只見地板清晰刻著污黑的鞋印,令我不免心裡有些疙瘩。後來美食廣場拆了,原來的兩間酒家放過風聲出來、說會重開,至今連影也沒了,倒是粥檔跟一家茶餐廳合併、麵檔獨立出來開舖,現在跟美食廣場舊址打對面,只隔著一條闊闊的行人路。

起初聽聞麵檔重開,街坊莫不為之雀躍,開店首日就魚貫去幫襯。到頭來發覺,加價了就算,畢竟商場翻新後加租都是了然於胸的潛規則,可是炸醬麵吃兩三箸就見底,堪稱鎮店寶的牛腩堅韌過橡皮,似是用來磨牙多過進食,魚蛋吃不出鮮打魚肉的質感,還有淡腥味。吃不過兩三次,我就死活不肯再光顧,唯獨家人認真研究 :「你得挑適當時機去買,才買到煮得好吃的牛腩,比如中午去買,一般還不夠軟腍……」

我沒太多精力研究,便將期待放在安定巴士站旁的麵包店。初中冬天某個上課日,我遲了起床,早餐也來不及吃,匆匆在放積蓄的銀包拿了一張百元紙鈔,打算上學路過麵包店就去買兩個包頂肚。衝入店裡,花不上三十秒的工夫夾了兩個麵包,付款時才看見紙鈔上的三個「0」,頓時手也顫了 : 這張金色銀紙分明就是千元大鈔。站在收銀機後的四眼阿姨也愛莫能助地搖搖頭,一間屋村小店怎可能在一大早就有九百多元零錢找換給客人? 我本來想打退堂鼓,可她讓我先拿去麵包,午飯時才來還錢。她沒收過我的學生證或身份證,也沒任何憑據證明我在這店裡買了麵包而沒付錢,我更不是這間店的常客,所講的,是個「信」字。

自此這間麵包店在我心裡,就跟別的有些不一樣。直至兩年前,它因領匯的工程而被逼結業,在店外玻璃窗貼滿自製的單張,上有一塊大方包圖案,方包中繪有歌譜與改編自Today的歌詞 :「時光匆匆,轉眼已七年……」我在它結業時,才察覺原來它已開了七年,大家對時間的感覺不知何時鈍化了。

今年年頭它重開,又是一個跟麵檔差不多的故事 : 各款麵包加價了,曲奇不如以前的鬆脆,麵包的質感比以前油膩了一點,聽說以前的麵包師傅已不在這裡打工了。過去,開在定祥樓二樓商場的一間藥材舖不時用這家麵包店的新款麵包來供奉地主,比如巧克力酥皮包,但我最近路過,地主前的紅膠盤上放著一個樸素的紙杯蛋糕,而不是令人莞爾的酥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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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過是一間連鎖快餐店如麥當勞,之於我也曾別具意義。以前的麥記開在安定商場三樓、日本城對面,店裡有個麥當勞叔叔的塑像,在孩子眼裡或許有可喜之處。我跟最好的中學朋友在那裡排過過長長的隊伍,為了幫其一中一位性格師奶的同學儲易賞錢積分,而輪流用那張卡去買餐。某次吃完午餐離開,在行回去中學的路上驚覺自己把剛剛買餐換回來的杯子遺在店裡。高考的Study leave前最後一天上課日,我與幾個現在已不常聯絡、但當時頗有交情的朋友在麥當勞裡由四五點坐到七點都不想走,編織著不切實際的夢,想像高考之後,自己要做個怎樣的人。

共享記憶的那些人或者難以再相見,而願意與我分享這些微末小事的人,大概也沒有了,唯有眼睜睜看著它日漸褪色,直至完全忘懷,再也不會感覺可惜。

這間麥記紮根多年,特定的空間、氣味、燈光、溫度,羅織這區的人幾年的生活片段,說是很重要麼? 不盡然,勉強只能說是生活中熟悉的一部分,因而我們能清晰訴說一個個私密的回憶,那刻開始,它就不再只是空降區內、與生活割裂的連鎖店,而那種連鎖店vs小店、無情vs有情的二元對立,亦於現實中模糊了。

發展商的思維是,暫時收回你有的東西,改造、翻新,然後再給回你同一樣的東西,你們就滿足吧,因為你們沒有失去什麼。可是每一間店的格局、裝潢、氣味、刻印歷史的陳舊的櫃或桌子、工作於其中的伙計,能重建出來麼? 然後建好了,還是不是那回事?

或者有人說,我們現在對這個社區如此陌生,只是因為它是嶄新的,一旦習慣了,就能有新的回憶與歸屬感。且不論我們與現在這個空洞的、冷氣比冬日寒風還要冷的商場能培養出什麼感情來,事實會是 : 若干年後,現在這些新事物會被視為老舊、不合時的產物,為了「更好的發展」與「居民的福祉」,必須推倒再翻新。感情與回憶只是電腦中龐大雜亂的數據,一隻大手按一個掣,化整為零。

「係咁嫁啦,推陳出新,天理來的,舊的唔去,新的點來?」

因此我們如同一棵棵瘦弱的豆芽苗,種在本已日益貧瘠的土地,來不及長大茁壯,根就被人粗暴抽拔,來不及品味,亦無需要感傷,等待被安置於一片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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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聖保祿中學舊生:我對母校的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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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中學舊生:我對母校的愛恨
Jul 17th 2014, 10:38, by Swiss Cheng

作為一名實習記者和聖保祿中學舊生,日前文憑試放榜,關於母校首出文憑試狀元和小師妹回應對佔中看法的風波,既不忍小師妹被口誅筆伐,又對母校有著複雜的情感,有些話在心頭,還是決定寫下來。

簡介一下星期一發生了甚麼事:當天文憑試放榜,母校出了兩位狀元:徐詠然和黃曉晴同學,她們分別想入讀中大政治與行政學,和中大或港大法律系。當日852郵報引述有線新聞,指黃同學被問到對佔領中環的看法時答道「唔好意思,呢條問題(佔領中環),我哋學校唔係好准答」。 這是媒體呈現的畫面。

後來晚上徐同學在面書澄清,指大家誤會了學校,她在現場作證:「我在現場,是傳媒不斷問無關成績的政治問題,我主動去問Miss Wu(母校前校長),她說我們有自由去選答,自行判斷合場合之問題。我轉告Anson(即黃曉晴同學)後她誤會了,Anson在受訪時說這句後,我在她身旁馬上澄清學校沒禁止,可笑是我的話就cut了不出街,令諸位擔心真不好意思!」這是同學的版本。

事件發生後,我的想法如下:

為師妹感到喜悅

喜見兩位師妹拿到好成績,有望入讀心儀學系:一個說想入政政,說現在政治環境已失去磨合的空間,想反思一下自己應做甚麼;一個說想成為律師,為公義發聲和幫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即使師妹也許未及面對想像中的「社會」「公義」與現實的落差,只得一腔美好的幻想,但她們希望接觸、了解更多當下的政治和社會,做一個更好的人,我為她們有這樣的願景而高興,即使要實現是非常不容易的。

當日有傳媒報道的,還有兩個師妹:一個是患有先天性視網膜色素病變的郭蔚宜同學,也克服了不少困難,考得不錯的成績;另一個是何穎希同學,父親於三年前離世,她靠積蓄和兩位在工作的哥哥支撐家計,考獲理想成績後後感觸落淚,說會於下午帶成績表去墳場給爸爸看。也為她們感到高興。

對母校轉為直資的憂慮

難得聖保祿中學見報,不是銅鑼灣直資的聖保祿學校,是在跑馬地雲地利道,政.府.資.助.的.聖.保.祿.中.學,我們穿全白素裙子而非格仔裙!相信很多舊生也像我一樣欣喜若狂。「今年十二名狀元當中,接近一半來自直資學校」、「不少狀元來自傳統名校」,大家都明白「好學校」和「成績好」有著相互關係;上星期中學派位,又有中學校長說擔心有「上移錯配」,不樂見Band 2 3學生游上Band1學校。

當天我心裡即時出現一個憂慮:母校為政府資助中學,今年出了兩位文憑試狀元,會否進一步推動學校申請轉為直資?對於母校年前申請轉作直資學校一事,冀用更多資源為學生提供更好的教育一事,我一直耿耿於懷:我來自大家眼中的名校,但我不如大部份同學般來自中產家庭,我家說窮不太窮,但不算很富有,學費絕對在我選擇學校的考慮因素之列。我校裙穿了七年都沒買新的,七年來也是乘坐巴士上學、再徒步十五分鐘回校。假若九年前母校是直資學校,我根本讀不起。

「聖保祿中學擬轉直資計劃方案」建議學費為初中每年$22,000及高中每年$24,500,每月約二千元;家庭月入約$15000以下的,學費全免。學校設有學費減免計劃,按申請人家庭收入及成員組合換算分數,資助額由一成到全免不等。以我自己作例子,假若我入讀直資的聖保祿中學,只能部份獲免半額學費;家人在給予我零用錢及支付書簿費以外,每月增添學費開支,即使只是一千元,也是沉重的負擔。世事往往不是那麼非黑即白,總有人在夾心階層半上不下,即使學校會為家貧學生提供獎學金,但在不能確定會否六年獲批全數資助前,有些家庭也會卻步;假若他日學校再加學費,屆時子女又不合資格獲得相應提高的資助額,怎樣負擔昂費的學費?面對這些風險,換了是我,也會轉而選擇學費全免的津貼學校。

於我而言,即使令學生卻步的阻力只有半點,只要有可能進一步將學校貴族化、令清貧學生失去接受教育的機會,令教育的機會不再均等、不利階級流動,都足以讓我反對學校轉成直資制。正因我受了母校七年的教育、多年來受惠於政府資助,也能順利升上大學,我相信既然母校多年來都能培養出優秀的學生,學校絕對不一定要轉為直資,才可以提供優質教育。

從前母校在新生簡介會上驕傲地對家長說道:「本校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辦學」。假若母校能一直堅守「為一切人,成為一切」的校訓,讓之前入學的南亞裔師妹、其他像我一樣的同學繼續接受好的全人教育,不在校門寫著「貴族學校」四個字,亦不劃線將基層子女拒於門外,我更會為自己母校而驕傲。母校之前被拒直資申請,校監揚言會再度提出轉制,直到成功為止。我著實擔心,母校今年出了狀元,校名更響,就更有理由「升格」成為直資,與姊妹校銅鑼灣聖保祿學校齊名。年前學校轉直資不成,同學普遍反對的原因是諮詢不足,亦不算有太多舊生和現任學生關注此事。反聖保祿直資關注組的行動,最後都沒能像聖士提反反直資般有力地在媒體方面受到關注。我絕對憂慮、不想母校有成為直資學校的一天。

為何同學回應傳媒問題,需先請示學校?

是次學校不准答佔中的風波,我未及向師妹查明,到底她主動問的是甚麼問題,她在怎樣的情況、對前校長說了甚麼,才得到「可以自由選答、自行判斷合場合的問題」的答案。為何有傳媒問了政治問題,同學就會向在場的前校長發問?為甚麼會有「請示校方」的意圖?

小師妹年紀輕輕,突然成了焦點,若她們因為不懂得處理眾多鏡頭和記者的提問,向在場信任的師長問「記者問了很多問題,怎樣應對才得體?」,我會理解她們是因為緊張,才向身邊人查詢恰當的處理方式,但我認為同學也幾近成年,絕對可以依自己的判斷去回答提問。

如果師妹問的是「我們應該回應與成績無關的政治問題嗎?」或「記者問及政治,我們代表聖保祿,有沒有要注意的地方?」,是因為心裡想著背負校譽,不可說錯話而自我審查,想先知道校方是否沒有立場才放心回答--如果她們心裡有「有些問題不能答」的想法,我很擔心。師妹口中「無關成績的政治問題」,也許反映她們只有回應成績的心理準備;但我還是摸不透師妹到底為何要在答問題前先問過校方意見,也許是審慎,也許是怕犯錯?還是有著安全起見,唯有先忖度上意的潛意識?

對於傳媒向同學發問有關政治的問題,我認為是恰當的。考生的個人政治取態,不應被多加評價,假若她說「我沒有參與佔中的打算」,也應當被尊重(當然會有人大做文章說未來社會棟樑不關心政治云云,但這是個人價值和取態的問題,我決不同意那些大肆鞭撻他人不愛上街、不參與佔中就是罪的論調)。但,傳媒向同學問起政治,是希望知道新一代怎樣看社會,認為他們除了個人、家庭、學校外,也會對社會大環境有所關注。「你會佔中嗎?」「你怎樣看政改方案?」,絕對不是甚麼不能答的問題,就如「你有甚麼嗜好?」「你如何備戰文憑試?」一樣,是同樣可以誠實回答的啊,為甚麼要避諱?

不少人說大家對學生有點苛刻,我回想自己會考時也不知道立法會功能組別的罪惡,也分不清各大政黨,罪過,要不是在新聞系每天接觸時事,我今天仍然對政治一竅不通。但現在中學生的課程有了通識教育,此科考試會觸及不少時事,如今年通識考卷,問及學生二零一三元旦的撐政府及反政府遊行,如何反映香港政府管治的兩項困難。難道考生仍會對政治一無所知嗎?七一學界佔中,也有「學生」兩個字啊。學生考過通識,還奪了五星佳績,怎會對時政沒有一點認識?我相信大家都對學生有期望,正正是相信/希望他們是對時事有關注的一份子,才會問及她們對這些議題的想法。

傳媒的新聞處理手法

為甚麼有線新聞斷章取義,只取黃同學的sound bite,而沒有播其後徐同學「學校沒有禁止我們答問題」的澄清是值得關注的,是因為有線的片段,852郵報就大造文章,指學校禁制同學回答問題的自由。這樣也令黃同學被公審了;我並不同意大眾公審同學的方式,無奈社會、網上均有不少不理性討論的人,即使我關心她們有沒有受校方壓力,也不能因之斷定她們無腦、無承擔、不能成為好律師、成為好的人。然而,我認為傳媒斷章取義的報道方式,令大家模糊了焦點,這並不應與學生應否回應政治一點混為一談。

有關母校的保守風氣

值得深思的是風波爆出後,校方未回應主場及852郵報的查詢、徐同學未澄清事件前,不少舊生都在討論師妹說學校不准答佔中的新聞,comment如下:「Typical Paulsec Style」「我並不意外」「這符合校情」「可能師妹有心揭露學校真相」「我都唔想信,但我覺得好可信」「可惜師妹仔都要買學校怕」。很老實,如果學校一向作風開明,大家應該會火起三丈為學校護航,說「學校素來開通,從不控制同學思想,此等事絕不會在聖保祿發生!」;然而,不少人一致對學校持負面看法,認為學校作風保守,被誤會也是合情合理的。我們假若愛校,就應該進一步反思,為何對於年輕一輩的我們(我畢業前後幾屆的同學)來說,一句「你懂的」,會如此悲涼。

悲在大家都暗暗嘆氣,知道這所學校其實一直旨在造就規行矩步、行為舉止優雅的乖乖少女。除了直資事件,我更想指出,聖保祿中學只得Prefect Board,沒有學生會,注意,是沒有學生會。已經爭取很多年了,但學校可以說Prefect Board已經充分代表學生。每年有全民風紀選舉,但透明度不算太高。風紀是維持校內秩序、協助訓導老師執行校規的人,但每年選Prefect,又要他們提出政綱,例如希望校內回收、售賣二手教科書,無奈,礙於種種,這些計劃都沒有實現過。

自決?學校連Singcon嘉賓也這個不能請、那個不能請;學校匯演,學生自行決定服裝,即使角色需要,也不准著背心短裙,因為暴露。要學生把裙子的衩縫合,跳舞時才不會露出腿、穿舞衣跳拉丁舞又算是暴露。其實,表演和舞蹈是藝術,身體是眾人皆有的,只要不是意識不良,又何錯之有?

為你著想,圍巾不可過長,因為怕你下車時被車門夾到而發生意外;不准著「婆仔鞋」,是關注你的足部健康,怕你拗柴;不准叫外賣,因為飯盒放在校門路上不衛生,即使Pizza Hut的食物放在車尾箱,學生到遠一點的地步交收,仍會被抓。學校幾年前推出Multi Purpose Jacket,讓學生寒冷天氣有衣可穿,學生必須購買,即使低過十一二度,有學生因為將近畢業而拒買,亦不准穿自家黑色或深藍色外套回校,因為會被罵,所以同學在校門前脫下外套收進袋裡。同學放學後想組成Study Group,怕在圖書館吵著別的同學,想留在班房;但校方又說這不是同學長期預約課室的理由。學校辦Stress Management Scheme以照顧學生身心健康,強制全民參加、讓同學放學後拉筋跳舞放鬆,填Evaluation問卷就是「這個計劃非常好」,訓導監著所有人填:誰敢說不?就是為了你好,所有人都必須填最滿意的分數,製這計劃完美的「民意」。

除了以上,更曾有老師因只在課堂上看報紙「自做自事」而不教書,變相令學生自修後被多次投訴,仍是不了了之;有些公認教學不濟的老師,在典禮上得盡學生諷刺的掌聲,卻沒多少老師知道真相(或他們亦笑而不語)。那些年,我們有很多不滿,有很多話不敢說,更甚是說了也沒有用。總之我們學懂了,專心讀書別搞太多活動太多事就最好。

令人心痛的是,有些成績不好的學生,多年來被認為「沒得救」;有同學一心搞話劇,但受到種種無理阻撓;有同學束短髮作中性打扮,就被標籤為壞學生。也有開明的老師被指「教壞學生」,一是心灰意冷離開,一是被解僱,被拖至最後才無聲被消失。校政方面,更多針對某任校長的「黑材料」、還有為何母校架構內有「Director of School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這一教育局也答不了的複雜問題,就暫且不說了,有機會撰文再述。

學校不准舊生Walk in回校探老師,不少人在校前不得其門而入,的確有很多保安的考慮,但最後弄得很多舊生做賊一樣。中五轉校被當是對學校「不忠」,但學校在會考放榜臨陣更改預科班文理科目組合,讓不少人放榜當天才嚇了一大跳,最後唯有選擇離開,又有人知道嗎?不少人成績不理想,在禮堂苦坐一早上,遲遲才得知不能升讀原校,某些老師難聽的話聽進耳裡,轉校時誓言一輩子記得老師、校長的面色,說以後都不想回來這個地方。這是多麼的令人心痛。舊生會又被我等薯輩視為上流社會俱樂部,會費貴,又不夠User Friendly,和其他中學的舊生會有著天壤之別。又,有些舊生想設計一些紀念品,討論串卻有一堆「如何與校方交涉才不會惹來麻煩」的擔憂,這不可惜嗎?不少舊生都很羨慕別的學校與舊生有很強的Bonding,畢業生都對學校有著歸屬惑,為母校的一切驕傲。
然而,為什麼別人可以,我們不能?為甚麼我們提起母校,口邊會那麼多句「算數啦」?這些種種,我經歷過的、師姐們經歷過的,學校都說「我們是修會學校,必需注重形象」,學校都說「語重心長是為了你們好」;「我們只是歇力在保護你們」。學校的確不少有環境、有地位的同學就讀,學校需要嚴格執行校規、堅守名校的形象。但真正的博雅教育,不是這樣子的,香港同樣有好學校以校風開明、學生自律和師生關係良好著稱。我們需要成長,我們需要受啟蒙,我們不需要被綁手綁腳,我們不需要被過份保護。很多事情和學校的處理手法,都令我們有感「學校根本反智」、令我們深深覺得不被學校信任。這一切都足以讓我們合理懷疑學校會干預學生、會向他們施壓。我和師姐也試過向學校據理力爭而被冠上「壞學生」之名,有老師反說受了學生的委屈,逼令學生道歉。說真的,不被信任是很難受的事。我有為受過委屈而痛哭,我有同學受過委屈而痛哭。我一向都是壞學生,但我以上說的都是真的,信焉。

愛之深責之切

我說以上這些非因仇恨母校,我在聖保祿讀了七年書,並非全盤否定學校做過的一切。我感謝那些教導我的人,我得到很多知識,我遇到改變一生的恩師,我有很多善良如天使、真心沒甚麼計算和機心、好Pure好True的同學,我一直相信這裡的人都很純品,所以畢業了的每一個人才多麼想念The Sweet Days of Girlhood。我受此學校教育、才有好的成績、才進了中大、才走到了這裡。我高考的筆記,滿滿一大箱,從來沒有丟掉。

我畢業了,長大了,是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在大學的視野廣了,和同學交流,得知他們在別的中學如何成長、對母校有怎樣的情感;我接觸了更多時事,面對社會的種種不公義,慢慢學習著做一個願意發聲的人。也許我不像那些家庭小康安逸、在上流社會有地位有亮麗前途的同學,我沒有選擇錢途無限的專業科目,我不是不愁生活,所以理所當然地覺得世界很美好、香港很和平的人;我只是個別人眼中「搵唔到食」的新聞系學生。老實說,如此說這麼多話,我也擔心從前的老師會對我失望,覺得我是激進、被傳媒洗腦而不知感恩的學生;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我愛我的母校,但同時也很討厭母校的保守和反智。我只是因為對母校又愛又恨,才得以心痛,才一邊害怕、一邊嘗試把心裡的疑惑、想法,如此坦白地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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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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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Jul 17th 2014, 11:20, by 李達寧

其實有關警察的問題,我始終沒有確定的想法。作為左翼,我當然反對所有警政(policing)。警察既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我傾向將之看成結構的核心部份。無論對之作道德責難、理性或情感溝通,我皆認為是毫無意義。

然則,警察是「敵人」嗎?這個問題對我而言好沉重。因為敵人者,乃你死我亡的關係,可以完全放下道德與誠信去「處理」。我不認為警察的確值得這種對待,但國家機器事實上已用類似的方式對待抗爭運動。沒有全面惡質化,並不是基於國家機器和警察的善良,而是礙於輿論,是一種廣義的策略考慮。沒有要把警察當「敵人」,主因是想到將來社會的整合共融。但這恐怕是操之於國家機器多於抗爭者一端。

從實際操作上講,警察作為一個群體理論上是可以策動的,但實際上,國家機器應該會用盡辦法向警察維穩。(如果國家機器連警察作為工具這一重也確保不到,應該是破敗得太透了。)所以策略上講,要感化警察比感化家中的建制派更難。個人想法係做來晒氣。靠臨場的溫馨呼籲更多是毫無作用,不過作為媒體策略,向他人展示抗爭者的溫柔力量,感動其他人,倒是有奇效。

簡單來說,我並不太看重警察的主體性,並不將之當人看,也因此難言愛恨。當然我比較幸運,沒有被警察扭手,嚴酷對待。但就算有這種情況,我並不認為是其個人的「主體」。反正國家機器,警政體制就是會利用這種內在於人的邪惡快感,去維持、強化其工具的攻擊性。看看路西法效應就明白。(好啦,其實我對人性是超悲觀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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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2014 香港警察與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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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香港警察與公安
Jul 17th 2014, 10:41, by 陳倩瑩

跟警察打交道有幾年,都沒有嘗試認真寫下與警察這種工種的種種糾纏,是時候嘗試把這段關係疏理,也順便給各位呀Sir看看。

一直以來對警察(特別是經常接觸的警民和前線)都沒有甚麼特別的憤恨,除了6月13日反新界東北集會後有幾名朋友在警車上被虐打、恐嚇和侮辱,令我巴不得想打人外,其餘的時間都沒有太大感覺。原因是於我來說警察跟法律一樣,都是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兩者都是維持制度運作的手段,整體社會意識形態不變,其他維持制度運作的東西也不會改變。

最近聽到有人說,不應假設警察是奸的、警察和市民是同一條船,我不禁苦笑;又有朋友說,前線的警察自己選擇這一工作,即使背後有再多的理由,上頭下指令後最終仍是國家機器的打手、執行不義的指令,與人無尤。又聽到有警員說,現在的警民關係處於歷史的極不信任高點,雙方的怨氣如壓力煲般越來越高,終有一天兩方都會受不了而爆發出來……

我不知道這個臨界點還能撐多久,也不知道臨界點以後的香港會否再走67的後塵,只想在現在仍能說理的時間盡一分力,抛磚引玉。

6月13日的示威行動升級,見到當場的警務人員可能基於未能預測(所謂不受控制的情況)的環境展現出某程度的恐懼,故以更強的武力來確立警方的陣線、令自己安心。71遊行後的佔領留守,前線警員更嘗試用比適當方式更高的武力,以絕對姿態確認警方能控制現場。不知道是因為自身的恐懼,還是現場的氣氛,或是學堂和內部的文化、訓練,對警員來說,示威者似有意無意間都帶有暴徒、搞亂子的影子,自身的「合法」武力行駛就是維護法紀、維持社會秩序的「正義」行徑而不容質疑。七一後,處長曾偉雄於各警署各樓層張貼的「感謝各級人員七一的努力」通告更令警隊內的士氣更傾向維護「正義」的一方,政府的情緒(恐懼政權不穩)、私人的情緒(對應示威者的辱罵、示威者的衝擊、挑戰法律的行徑)都因而透過「合法」的武力得以宣洩,示威者的反駁與指責都是這強大氣場下的「飛蟲」……

要前線警員保持獨立的判斷力本不是易事,整個機器的訓練重點就是要去除個體的自由意志。在社會越發動盪(不義政制、種票選舉、暴力程序、收錢示威的政府支持者,市民反彈與行動升級)的情況下,更需要激發每個個體的思考,更要避免重演漢娜·鄂蘭筆下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展現出的平庸之惡(納粹軍官艾希曼就是以盡忠職守之名,毫無人性地把上百萬活生生的猶太人生命奪去,最後受到歷史的審判)。而七一大遊行後,國家、特區動員警隊員佐級協會發聲明,指示威者是尋釁滋事者和破壞治安者,繼而憤慨警方執法卻受到社會批評,是有意識地加強兩方的對立,把任何獨立思考的空間都嘗試消滅於萌芽之中。

我不知道做什麼可以削弱給警員行駛武力的理由、也不知道做什麼可以安撫恐懼的警員說明示威者並不可怕。即使有再多的良心警員願意辭職,總會有更多堅持自己「盡忠職守」是應份的警員繼續使用「合法」武力去對待示威者,問題仍舊不會改變。我希望各位行動者、公眾、有家人當警察的朋友或前線、中層、甚至做情報收集的警員可以想一想:你的熱情與公義到底是用在什麼地方?越對立、暴政就越能收緊管治,這樣的一個政府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我們的下一代會生活在一個怎樣的香港?盡忠職守、維持治安並不是一切後果的擋箭牌。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

恐懼,會令人做出很多常人不會做的事。對爭取民主的朋友來說,我們是希望能夠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指罵警察、強化對立,並不會令運動更成功,只會給予國家機器更大的合理性去行駛暴力。另一方面,香港的警察與國內的公安還是有所不同,是因為我們仍有不願意假借權力之名,為暴政背書的警察。至於濫用私刑的警察,我會建議你多積陰德。

抱歉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到底香港要警察,還是要公安,我們仍可選擇,所有人也有這個選擇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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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漫畫】Fuck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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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Fuck the War
Jul 17th 2014, 07:50, by kaiser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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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面向共同 打造多元:獨立媒體之香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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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共同 打造多元:獨立媒體之香港篇
Jul 17th 2014, 06:50, by 街報

2014年7月號《街報》

街頭話題——做自己的媒體系列(三)

面向共同 打造多元
獨立媒體之香港篇

葉蔭聰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HK)創辦人之一
公民團體"獨立媒體(香港)"執委

整理/鄧婉晴、楊潔

在剛過去的七月一日,超過51萬人為爭取香港普選而上街遊行,並徹夜佔領遮打道八小時,遊行人數創下10年新高,幾乎平了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歷史記錄。

這則新聞登上了許多國際媒體的頭條版面,但是在香港當地卻發生《明報》編務董事呂家明在編輯部門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於凌晨叫停趕印報紙中的印刷機,將頭條標題「爭普選」的敏感字眼刪除,企圖淡化遊行主題。

這當然已不是第一次親中商人干預新聞自由,但卻也再次驗證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對政治與社會運動的刻意扭曲與民意的漠視。這幾年親中商人大舉收購香港媒體(張曉卿收購香港《明報》即為一例);特區政府的限制性廣播牌照政策(2013年政府拒絕向《香港電視》發執照牌,引發有史以來最大型的民間改革廣播業運動,數万民眾自發上街抗議);再加上多位著名傳媒人被辭退、威嚇及襲擊,都讓言論及新聞自由日漸形成大眾關心與擔憂的議題。香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已停刊的《陽光時務周刊》老闆陳平、《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等無故遇襲,暴力潛藏於媒體界,警方卻從未破案。

七一遊行當天,至少有超過六個團體分別在面子書上,以圖文的方式不間斷做全天候現場報導,視頻直播連結最少也有五條。在"求真"的驅使下,"自己做媒體"的技術與方式不但隨著每一波的反政府運動愈發純熟,也在顯示獨立媒體作為主流和政府資助單位以外的抗衡媒介存在的必要。

《香港獨立媒體網》(InMediaHK,下簡稱獨媒)也是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氛圍中創立。從反世貿、反拆除天星與皇后碼頭、反洗腦國民教育,到日漸緊縮的媒體條例和政策,走過風雨十年,香港媒體生態有何變遷?我們從《獨媒》發起人之一葉蔭聰的筆訪錄,以及曾發 ​​表過的評論與論文,嘗試理出獨立媒體在香港的社會文化脈絡。

Q1:香港獨立媒體如何形成?

1980年代在商業壟斷還未達至高峰,市場口味趨向單一以前,香港的獨立小媒體曾經有相當的影響力,當時的兩份周刊曾在1960、70年代引發青年文社運動及學生運動,被譽為「火紅年代」。當時不少獨立刊物多是民間團體所辦,非牟利性質,以社會思潮辯論為主,甚至是某些特定思想理論的鼓吹。

1990年代開始,文藝團體向藝術發展局或樂施會申請籌辦有獨立味道的受資助雜誌,性質有承襲文化與社會批判傳統,也有文學雜誌,但在媒體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獨立於大集團之外的小型媒體影響持續下降,一般只能小量發行,且出版不定期,沒有政府及大型民間機構資助,幾乎無法生存。

隨著科技與網絡的發展,香港較具政治意識的網上獨立媒體,嚴格來說是在2003年前後。 2003年七一大遊行的背景是九七回歸以來的經濟不景及政策失誤,房地產市場和科網頁相繼爆破,再加上「非典型肺炎」爆發,社會的不滿累積,導致原本是反對「國家安全」廿三條立法**的遊行,獲得超過50萬人參與,創下歷史。

遊行前就有不少市民利用網絡互通訊息,製作諷刺政府的內容,揭開網絡動員的序幕。此後網上媒體進一步政治化,出現一陣子的獨立媒體熱潮。民間紛紛開辦網路電台與電視廣播,《香港獨立媒體網》也在2004年下旬成立。

與政府資助的獨立媒體相比,這類靠互聯網作流通甚至製作的獨立媒體,內容比較政治性,且不受資助。由於他們跟政府關係處於抗衡,因此形成了一個與文化藝術雜誌不同的獨立媒體體系。

** 「國家安全」廿三條立法中,有關「煽動」、「顛覆」國家安全的條文嚴重威脅香港的新聞工作與言論自由,主流工作者均持批判態度。

Q2:如何界定主流/非主流媒體?

香港的「主流媒體」本來並不那麼容易界定,不過近十多年來這個「主流」卻漸漸變得清晰可見。隨著香港日益政治化,由北京政府主導,以及特區政府的廣播政策協助下,各個政經集團正在擁有權及管理權上,日漸把香港傳統媒體產業整合成建制集團。

在政治衝突激化的當下,不難想像有人要另尋出路,在資本密集的大型商業媒體之外作出實踐。 「民間媒體」的民間性或許難以界定,但稱之為「非主流媒體」,以區別以上所說的媒體政經集團,大概沒有很大爭議。

Q3:《香港獨立媒體》創立的經驗與實驗想法?

《香港獨立媒體網》以「民間記者」(citizen reporter,又稱公民記者)及參與式媒體方式運作,並結合「媒體行動主義」(media activism),那是一種特殊的公民媒體,以社會運動參與者作為主題。

《獨媒》成立十年至今,不少同期的民間媒體早已隱退,唯獨我們仍"打不死,揼唔爛",這不是自誇,而是自嘲。由從前零職員變成三位職員、創辦人自掏腰包,到每月能得到近一百位市民小額捐款,這些都是量化指標。我們的讀者量沒有噴井式增長,可是我們自問在質方面的工作下了不少功夫。其中一個面向,就是要推進"非主流媒體"的共同性。

「主流」若是上下整合的,「非主流」就應該是橫向互動;「主流」若是壟斷的,「非主流」應該是百家爭鳴的。香港的「非主流」媒體這個版塊,比較像諸侯割據,各有霸主,缺少共同。我們期望自己及更多人去思考「共同」(commons)的面向,即由自身位置與經驗,連結到超出自己領域更大的世界。談「共同」,也可能不在於籌劃,而在於無窮無盡的小實驗。

《獨媒》最近的發展,都具有這方面共同的面向。除了 ​​資助本地連結草根運動的小型出版外,也嘗試連結及資助獨媒群體以外的朋友,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報導,即外派計劃。數年前也開展政策倡議工作,希望凝聚眾多市民及民間媒體關心版權、網上審查、廣播政策等等。我們遭受誹謗官司困擾,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一眾網民及小媒體會否也面臨相同危機,於是出版小冊子提供預防及應對方法。

在2012年《獨媒》成立八週年之際籌辦主題為「新媒體爆發之後」的民間高峰會,也是為了要實踐"共同"的可能。我相信,「共同」是獨媒的定位,也該是所有非主流媒體所嚮往的世界。

Q4:獨立媒體遇到的挑戰和限制?

香港雖然享有相當大的自由,但是獨立媒體的發展仍非常緩慢。如何更有組織地進行獨立媒體實踐,面對許多結構性限制。首先,除了文化藝術的獨立媒體能獲官方資助,以社會政治主體為主的獨立媒體,仍然無法獲取到公帑支持,這方面的政策傾斜,涉及的不單是政策設計,也與香港政府的民主化有關。在沒有政黨競爭執政,沒有多層次體制民主化的情況下,很難想像政府會釋出公帑,讓公民社會營辦批判及監察執政者的媒體。

同時,依賴民間捐款,又因為獨立媒體規模小,影響力及可見度有限,所以難以與大型民間機構競爭,爭取捐款。由於在財政上無法得到穩定支持,所以許多獨立媒體既沒有全職職員,亦無足夠的活動經費,於是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困在一個同人式小媒體的處境中,對不少年輕人亦缺乏吸引力。

在管制方面,印刷與網絡媒體皆受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監管,只要有人向政府投訴,或影視處方面判定物品(或文章)可能「不雅」或「淫褻」,即有被檢控的威脅。

近年來獨立媒體的發展,與本地民主派政黨運動有一種相呼應的關係,《香港獨立媒體網》參與的社會運動,也見到較中間偏左的民主派成員參與。這是否會影響獨立媒體的政治定位,仍有待發展。

Q5:如何看待媒體與社會民主化的關係?

因應課題或時代需求而誕生的媒體,往往跟當下社會運動的脈動有密切關係,社會運動風潮一退,點擊率就跟著下降。獨立媒體要保溫,應該要建立持久及多元化的公民社會及公民媒體生態。我們期望能刺激更多人有更多創意,經營不同的公民媒體,甚至若日後有大量不同性質的公民媒體出現,取代《香港獨立媒體網》,我們也會相當歡迎。

只是目前獨立或公民媒體發展空間還是有限,無法有遍地開花的局面。雖然《獨媒》作為其中一個網媒,創立至今已有不少發展;但近年興起的仍多是商營網媒及類政黨媒體。

公民媒體強調廣泛公民的參與,製作媒體內容,而不只是少數專業及精英發言。成功的指標,不在於個別媒體,而在於是否能開出多種多樣小型的公民媒體。

公民媒體需要活躍的公民,較長期投身公民組織,認同公民媒體理念。而不僅是針對特定議題,或某個特定政治組織或信念。香港近年政治化有馀,但整個公民社會仍有待發展,並不如想像中強大,公民文化及行動力仍然很弱。例如,不少社會動員吸引不少人投入,但參與公民團體的人(包括參與公民媒體的),要比參與政治組織的要少。

部分內容摘自:

葉蔭聰(2009年4月)。 《新聞學研究第九十九期-當代論壇》。〈新政治力量:香港獨立媒體的發展〉。頁221-239。

葉蔭聰(2012年12月17日)。 《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室週記:非主流媒體的共同世界〉。

圖:2014年2月,《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無故被砍6刀,成了香港已被壓榨至臨界點的媒體界的最後一根稻草。 3月2日,包括記協與眾多新聞行政人員在內的一萬多民眾,在"新聞界反暴力聯席"的號召下,身穿黑衣上街遊行來表達憤怒,高舉"他們不能把我們都殺光"(They can't kill us all)布條,疾呼守護香港的新聞自由。 (照片取自網絡)

2014年7月號《街報》免費在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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