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plannoplan
前天朋友臨時告訴我，在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法學院裡有一場研討會，由德國柏林的中國學生發起，講者是來自同濟大學的孫周興教授；兩年前剛來柏林時有幸與孫教授私下一聚，當時他還留著那把標誌長髮，我們在地鐵站合照，地底的風吹起長髮，配合他的漢子氣質，看來有點像聶人王[1]的樣子。這天我遲到了，小小的講堂裡已擠了大約四十位同學，卻不見那長髮飄飄的瀟洒漢子，只見一個有點像魯智深的中年漢在講話，看了又看，原來他把頭髮都削光了。
今天主題是尼采的未來哲學。甚麼是未來哲學？簡單說就是超出尼采那個時代、具開創性的新哲學 — 一種還未來到的哲學。尼采其中一本著作就是以未來哲學為副題 —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Vorspiel 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一般譯作《善惡的彼岸：未來哲學的前奏》，含義正是對其哲學的展望。這種（當時而言）新哲學批判的對象，就是十九世紀的哲學潮流、文化與普羅價值。在書中尼采區分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批判統攝西方的基督教價值觀和哲學上的人文主義傳統是反生命、否定人的創造力的「邪說」，提出要以生命的觀點、一種力的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去超越作為價值標準的所謂善惡：事無善惡，唯論好壞。
尼采面對的是十九世紀的歐洲，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重提尼采呢？孫教授提到，有學者說中國百年來有所謂的兩次啟蒙，第一次是指的是五四運動前後的思想變革浪潮，第二次是指八十年代的文革後的思想解放運動（現有學者如鄧曉芒就提出中國正蘊釀第三次啟蒙），而當時也同樣興起了一陣尼采熱。最近國內又再興起一遍尼采熱，當中有何種啟示，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以學術觀點看，這次講座讓人獲益的並不算多，或許因為同學來自五湖四海（從發問者已知，至少有法學系、藝術系、德國文學系、哲學系和理工科的同學在席），教授講的比較輕鬆顯淺。對我來說更有趣的，是能從問答交流裡看到現在出國留學的大陸同學們所關心的議題和思想方向。例如有同學問到，五四運動和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主張的都是民主自由等啟蒙主義式的價值，怎樣能和根本上反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的尼采哲學扯上關係呢？教授未有正面以學術理論回應（後來看到這篇，提到尼采作為第三條啟蒙路線，可算是學理回應），卻是輕輕的把這話題帶到現在國內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論爭之上，指出現在新左派提倡的中國模式、主張一種新的啟蒙，其實那並不是純哲學、也是政治的路線之爭[2]，而當中對民主自由等觀念的理解和吸收，正是問題的關鍵處。他認為「把（輸入）民主制度視為是西方對中國的一種壓迫，我認為是不對的。因為那是媒體的影響力，而不是美國、那些國民主國家主動的要求……那是一種技術操作（多於一種政治實體介入）」、「如果說……你們西方要我們搞（民主），我們偏不要，是要氣死你 — 這樣沒意思嘛。」在意氣之爭之上，他認為更需要的是「討論的制度」 — 能夠接納不同想法，在開放平台上公平討論的制度。
有學生談到戰前後有文人、藝術家革命和治國的現象，近代卻是理工科學生的天下，他怎樣看文科學生的將來？教授認為這也是不同時代的需求。「德國在戰後能重新踏上偉大國家之路，從文化上講並不是靠哲學，更重要的是靠藝術。」他特別推崇Anselm Kiefer和Joseph Beuys對德國的貢獻，認為一個國家要得到世人尊重，這方面的實力必不可少。
他也借助尼采的分析，指出「哲學與宗教」終結後，我們進入了「藝術政治」的時代，提出現代社會（當包括中國社會）出現「泛審美化」、「泛政治化」[3]的現象：現在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以前認為是奇怪醜陋的人在網路上也能當上明星、某些「藝術作品」可以炒上天價等等……這些現象背後由政治、藝術和商業構成三角互動，對當世藝術家言（面對近乎不可抗拒的資本邏輯）或者是最大的難題，但在他看來卻是好的，因為那是對抗「同質平庸」的好方法。當然，也有同學質疑為什麼當「人人都是藝術家」（Joseph Beuys的名言）不是另一種同質平庸嗎？教授也承認還未好好的鋪陳出「泛審美化」、「泛政治化」的意涵，但也看不出為什麼這會是一種同質平庸。但在我看來，從前的「同質平庸」是指工業時代對人性的剝奪和工具化的批判（看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或是Chalie Chaplin的電影就會明白），那是一種削平現象，但現在資訊時代帶出的卻是一種多元的機會平等，人們透過生活的普遍審美化（你看天天多少人把那份茶記餐蛋麵拍得多有詩意！）、政治活動的瞬時參與和互動、公共空間的相對擴張等等，我們的社會是「更有機會」達致真正人文主義的理想 — 把人視為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 當然，前題是，這必須是一個真正的自由社會。
「我認為啊，好的政治制度有兩個重點：一，知道誰是老大。二，老大的權力受限制。」聽到到這點，大家也笑了。但作為場裡唯一香港學生，我想我笑的原因和其他同學並不相同。香港擁有的整體自由，相對世上任何大城市而言應該不算遜色，然而，在政治制度上我們還未擁有充份的自由。那絕非意味香港要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而是說，香港人還未擁有自己的「老大」。大概，從現在的政治氛圍看，誰也不能一口確定真正的老大是誰，既然如此，普通人又如何談得上要支持還是反對誰呢？一天香港人未有真正的普選，即使我們社會已見「泛審美化」、「泛政治化」的現象，但香港還未算得上真正的自由社會。
一個愉快的學術午聚，轉眼就結束。在洪堡大學看著落霞，讓人更期待下星期在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的《尼采與啟蒙：在德國與在中國》（Nietzsche und die Aufklärung）學術會議。
寫在柏林 2013.10.02
[1] 漫畫《風雲》中主角聶風之父。
[2] 另參見《孙周兴：尼采与启蒙二重性》：「或问：尼采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吗？答案只可能是：既是又不是。因为关键在于：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启蒙和启蒙主义？尼采明显反18世纪的启蒙和启蒙运动，又显然在主张一种超越道德和革命的、弘扬个体生命强力的新启蒙，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前者是政治的，后者是哲学的。两者构成一种纠缠不清、难以消解的现代性矛盾和分裂，甚至令今天的学人（知识分子）都无以解脱。在哲学上看，政治上的启蒙和启蒙运动必定是不彻底的、局部的、成问题的；而在政治上看，哲学上的启蒙和启蒙运动又不免沦于反动和极端（反革命、反民主、反平等之类）。两者之间有中间道路吗？」
[3] 可參考另一篇文章《孙周兴：以创造抵御平庸：后哲学时代的文化主题》：
「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文化状况和走向可以为此作证。战后德国哲学除了后期的海德格尔的玄秘之思外，已经没有纯哲思的势力了，更多的是一些区域（局部）性的社会政治哲学研究，纯哲思已沦于哲学史研究之中。而在法国战后开展的以"解构"和"差异"为标识的思想运动，恐怕也还谈不上纯粹哲学的推进。这种激进的思想运动更多的是艺术（艺术政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哲学了。
与之相反，与并不十分热闹的战后法国艺术相比，战后德国艺术却呈现出兴旺发达之势，也正好与德国哲学的弱势形成强烈反差。特别是波伊斯（Beuys）之后以"新表现主义"为代表的德国当代艺术，形成了欧洲当代一道最亮丽的文化风景。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战后德国，哲学被艺术化了，哲学被艺术占有了；而在战后法国，艺术被哲学化了，艺术被哲学占有了（这同样也是艺术主题的突现）。这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倒转，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说后哲学的文化主题成了艺术与政治，这在现象上的表现是：社会现实的"泛审美化"和"泛政治化"。现在，特别是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通过图像媒介和各种造型手段，艺术越来越成为平民的、日常的、普遍的，越来越渗透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同样借力于各类电子视听手段，并且通过在20世纪完成的全球性教育平民化，政治已经不再是权贵政治，不再是少数人的政治，而是日益成了全民政治，成了"每个人的政治"。——这两大现象，我们分别称之为"泛审美化"和"泛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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