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幾百學生，聚眾佔領立法院。港人欽敬之餘，進取的年輕人借台灣抗爭，澆自己塊壘，批評佔中無限商討，碌碌無為；不屑傳統泛民唱歌遊行，靜坐絕食，和平散去，如常返工的作法。
但年來學聯圍過梁振英的坐駕被驅；學民去過立法會的中心舉牌被困；六四遊行、碼頭工人罷工，他們拒絕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抗命前往中聯辦，禮賓府。後者亦佔領碼頭、長江中心門前多日。上述一些戰役，在下亦忝列其中。我一直見證，論付出，勇氣和犧牲，泛民的年輕一代，包括被批為「左膠」同仁，實不下於台灣年輕人。只要夠團結，有決心，我們一樣可以糾集到足夠義士佔領立法會等地。然而無論是誰，包括批評者，少有人能夠以身作則，身先士卒，坐言起行。
我絕非在比「資格」，延續網上的互相攻訐。我想點出現實：香港會有幾多市民像台灣的老伯，敢與警察對陣保護大家？會有幾多市民過來共患難？會有幾多藝人明星願意聲援？會有幾多律師願意義助？會有幾多靚模為減輕愧疚感爬進立法會？
我們清楚現實：立法會外頂多得幾百人，而且就係六四七一平時見慣見熟嗰班；警方不出三日便會動員上千防暴警攻堅，用胡椒嘖霧將大家一網打盡；建制派會攞哂所有彩，推動更嚴苛的公安條例，甚至廿三條。在港視抗爭中我們結集過十二萬人，我和很多同仁，既有「左膠」，亦有本土，都堅持到最後一日。無關誰騎劫誰，無論由港視，由左翼，抑或由本土派主持，到特權法通過的最後一日，人數都會愈來愈少，無大分別。後者現採用「拖篋」，「愛國愛黨」遊行作曲線抗爭，以小搏大，收效甚著。然而去到佔領立會，無論任何派系都無望竟台灣之功，只有少眾和更少眾。
我絕非提倡沒有勝算便放棄。但我在屢敗屢戰中得到深刻教訓：搞社運切忌自high。為什麼我們難以有豁出去行動的決心？這不是個別派系的責任，我肯定站在前線的各方同仁，都已經有為民主失學、失業、坐牢、甚至犧牲的準備。但這些只是真實的成本，還有精神的成本。在台灣，普及的民主素養，使人民不至視抗命為洪水猛獸。同理者眾，有人民作後盾，年輕人才能夠沒有心理包袱，帶頭去闖，民眾隨後。但在香港，你連改變身邊的人都談不上，又怎樣敢突破？
禮賓府開放日，留守過政權總的港視員工提議攜花園進場，我認領一個。蔡導和我邀學民朋友加入。一如所料，遭民安隊，禮賓府人員所阻。學民仔女不負所託，一馬當先，質問他們何謂「示威物品」，何來權力以己見過濾市民。但我萬料不到，黎汶洛等學民成員，社運女神等學聯成員，幾經波折，終得入內，拍照明志。但蔡導與我等則遭全天候封鎖。無論我們如何委曲，開出任何條件：放下花圈等任何東西、換衫、承諾不搞事、記錄身份證等，把關者維持沉默，就是不讓蔡導及同伴進入，擺明針對港視，猶甚於學民學聯。我雖不屬港視，但很「榮幸」亦被等同視之。
我們早料有阻滯，早擬放下花圈，把關者便沒藉口干涉，哪知留難可無任何理由。於是我們便無奈被拒諸隊伍入口。挨著牆的我，捱了不下二十句粗口：市民相信警察的呼籲，是我們令他們排得更久。事實是只要我們任何一人排隊到門口，把關者便會關起人牆，並將侵犯權利的罪行說成是我們的責任。
我在門口不斷向市民致歉，呼籲：我們一直讓路，是當權者不放行予我們。但芸芸隊伍中，只有數名市民願意出聲聲援，更多是用粗口問候；教小孩子向我們喊「搞搞震，冇幫襯」；批評我們：這天政府與民同樂，為什麼揀這時候，揀這場合搞事妨礙他們？可是這個政府令我悲傷，為什麼你們可以在開放日自由表示歡樂，而我不能自由表達悲傷？
更恐怖的還在後頭。我們棄循正門入內，另尋他徑走近禮賓府，警察居然隨我們調兵，我們走到哪條路，他們就預先封鎖前路，到最後徹底圍困我們。一度出現一位保自聯成員，遭十多男警阻截，她一人與過十男警對陣的場面。直到開放日結束，警察才肯讓路，「護送」我們去政總。
當你當日身處其中，看到那些市民，看到那些突然封路的警察，即使他們身不由己也好，你不會有任何希望，在香港能夠搞到更高程度的抗命，不但會輸，而且會白白犧牲，徒落得更重罵名。
我面對很大掙扎：這樣做為了什麼？究竟是擇善固執，還是感召更多市民認同、投身？兩位陪蔡導的學民成員，比我更義憤，上前與把關者理論，把關者又藉此封閉入口，讓我們孭鑊。我一再拉住他們，在耳邊說：搞社運要講策略。另有一位拖篋者，同遭把關者所阻，離去時多番謂排隊、鼓譟的市民是「港豬」。我敬重其勇武，但我認為社會運動，不能僅在圈子內自行其是，自負勇武。抗爭可以不論成敗，不計付出，但必須要面對自己是少眾的現實，才有望改變現實，須要兼顧兩者，才有積極意義，可望來人。
我自嘲是左膠，繼續幫忙唱歌的六四報哀音。面對現實，各盡其力感召更多人，我不覺得不對。不能因為方向不同，就抹煞其他方式的作用。沒有人可以定於一尊，其他人若能另闢蹊徑，更進一步，竟成大業，推動抗命在香港得到更多承認，推動更多人企出來，我自當覺悟前非，甘拜下風。如不服別人未有佔領行動，請用行動來說服我們。
話人要識話自己，咁我呢？我在社運中一直做打雜和攝影，從沒野心，也從沒資格與聞決策。倒在佔中比較瞓身，不知斤兩，諸多意見。行動組成立，我想也不想就決定參加。其實我的時間根本不夠，幫不上什麼。但我生性偏激，希望愈微，愈不服氣，力圖沾染各活動，目的是要到警察問話時，強調自己角色，加重罪名。或許我的想法不恰當，但出於真誠：若果我們注定要輸，而我的刑期比其他女義工短，會好沒面子。我會盡力加重自己刑期，至少不下於秘書處成員，這關乎名譽和尊嚴。我願意用刑期，回應同道的批評。當我們起行時，儘管你們未必盡皆同意我們，但既為同道，請你們放下前嫌，支持我們。
(拙文不代表佔中官方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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