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保釋在外的被告，在案件開審前夕潛逃離開，沒有到庭聆訊，被告在本身被控的罪名以外，會否因棄保潛逃而另添刑責？近期的討論一般環繞在 1994 年訂立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L 條︰獲保釋者無論是無合理因由而沒有如期出庭，或者有合理因由但無盡快歸押，最高可罰無上限罰款或監禁十二個月，但這刑責明顯不會回溯至 1994 年以前的情況。
事實上，有關立法是起緣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在 1989 年就保釋問題發表的報告，當中第十二章就是有關訂立上文所述「潛逃罪」的討論背景；文件就解釋 1994 年立法以前的情況指，「潛逃 (absconding)」意指「保釋後沒有如期到庭 (failure to answer a bail)」，本身並非一項罪行；即使潛逃可能相當於「藐視法庭 (contempt)」，但從未有以此罪名檢控潛逃的案例。
現行第 9L 條的用字，其實多少解釋了過往不祭出「藐視法庭」大刀來懲治潛逃者的理由。畢竟，「棄保潛逃」這四字，其實可以涵蓋甚為寬廣的行為光譜︰一端，是真的有合理因由缺席聆訊、而且及後願意盡快返回法庭；去到另一端，則是索性逃離本港，完全無意依法接受審訊的行徑。另一方面，「藐視法庭」作為一項刑罰無上限的罪行，社會亦不得不提防部分被告在法院裁定本身罪名不成立後，惱羞成怒的控方以「棄保潛逃」為名再施檢控的可能。政府最終亦選擇以訂立成文法的改革方式，處理一般情況下的「棄保潛逃」問題。
然而，即使回到 1994 年以前的情況，其實絕不代表本地法律完全對「棄保潛逃」者沒輒。不妨拿以下的假設來討論︰某案件已經完成初級偵訊、將要在高院原訟庭交付陪審團審訊，被告卻「棄保潛逃」；被告不是因故要離港處理一些急事，而是離開本地司法管轄後從未回港；同案其他被告有不少都先後被宣判無罪開釋，這被告仍拒不回來 …… 我們實在不難從這一系列客觀事實中得出一個結論︰被告的「棄保潛逃」，是有意識地讓自己的案件永無開審的一天，換句話說，是阻礙了正當司法程序的運作。
按照終審庭陳兆愷常任法官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EGAN 案的定義，「有傾向 (tendency) 或意圖 (intended to) 妨礙司法執行 (perver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而作出的行為，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另一項由來已久、刑罰無上限的普通法罪行。「棄保潛逃」而構成妨礙司法公正其實有先例可援︰WAN SHUI-YING & ANOR 對 律政司 是一宗有關申請退回人事擔保金的案件，當中提及一名製造及藏有海洛英以供販運的被告，違反了高院頒下的保釋條款，及後潛逃泰國，終於再次被捕，這被告連同三名協助被告逃走的警員，皆被控以妨礙司法公正，被告最終因原來的毒品罪行及妨礙司法公正，共被判入獄十八年。
誠然，「妨礙司法公正」本身的檢控難度不低，要成功以「棄保潛逃」為由檢舉此罪，更要在整個潛逃行為的不同環節中，提出無懈可擊的證據；但撇除舉證難度不論，單純理論而言，如果有人明知某被告將要為一宗全城矚目、廣為報道的案件答辯，卻仍協助安排將被告帶離香港，被告以至協助者的行為極有可能已構成串謀妨礙司法公正；至於任何一個律師膽敢建議這個被告應該考慮「著草」、或者為已「著草」的被告提供案情意見，建議被告應否回港，甚或為此而公然寫信給檢控部門查詢有否辦法讓自己的客戶回港，就算律師樓在給意見或者出 correspondence 時，遣詞用字處處防備，小心翼翼之極，躲得開串謀妨礙司法的嫌疑，恐怕亦已有虧法律專業職守之嫌，或者套用近日一位聖公會牧師所言，「好踩界」囉。
當然，我們亦不妨問一下，如果檢控部門收到如此一封信，檢控首長是不是應該起碼嚴厲地提醒警告律師樓不要踰矩違法？還是應該客客氣氣、像吃了「誠實豆沙包」一樣，自揭底牌叫律師樓告訴客戶「我們沒有料繼續了」？
（圖為編輯所加，取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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