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方志恒專長研究公共管治。今年初他在《The China Quarterly》發表論文，闡述回歸前後，北京政府和香港資本家的關係，以及如何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他指出，北京政府在過渡期間，積極拉攏本地華資，並在回歸後逐漸介入本地政治。商人透過經商和政治場合，跟中央和地方官員建立關係，並在關鍵時候，直接向北京「告御狀」，越過特區政府。作者認為，跟回歸前的香港政府相比，特區政府的自主性較低，真正操盤的是中央政府。
對香港人來說，這不是甚麼新鮮事物。本文的重點是政商關係的演變，以及列舉作者的統計結果。
1983年，許家屯被調派到香港出任新華社社長，負責處理收回香港的工作。他提出，要維持香港繁榮，就要拉攏本地華人資本家。北京承習港英政府，跟商界結盟，認同港商驅動改革開放的貢獻。資本家藉此保障國內利益。此外，雙方也擔心民主化會改變香港經濟制度，損害商界階級。北京政府設立大量政治組織，例如港區人大政協、基本法草委諮委、港事顧問、預委會及籌委會，當中工商界佔相當部分。
回歸後，華資的權力越來越穩固。作者整理了1998至2012年的港區人大和政協界別。商界佔了約四成的人大議席，約七成的政協議席，當中包括耳熟能詳的大家族企業，
讀者可以按此圖，了解過往三屆港區人大背景分布。
讀者可以按此圖，了解過往三屆港區政協背景分布。
華資跟內地的經濟聯繫千絲萬縷。中國內地佔香港貿易總額，由九十年代的三成，升至2012年的五成。香港和中國內地是對方的最主要的外資來源。朝中有人好辦事，華資跟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企業緊密合作，或者跟中央高層建立個人關係，有利投資項目獲得通過。
作者列舉一些事例。其中一個，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05年1月，任職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率領招商團來港，吸引本地投資。這類招商團不時發生。另一個例子，是1992年，李嘉誠幫助首鋼集團在港借殼上市，後來他投資王府井的東方廣場。（2011年4月東方廣場注入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上市。）
作者比較回歸前後政商關係。回歸前，相對於以外資為主的商業金融資本家，本地華資（以工業家為主）在殖民地政權結構中，只處於邊緣位置，跟倫敦的關係較疏離，例如他們很少直接去外交部投訴。港督有較大的自主權。
回歸後，北京積極介入香港政治，本地商界可透過中聯辦或直接往北京表達意見。若果商界利益受損，它們甚至直通京城，施壓阻止特區政府施政，削弱特區政府的自主。作者舉了兩個例子：
1. 回歸以來，商界佔了本地往北京的代表團人數近四成，較其次的慈善組織代表多近一倍。中央官員不時接見這些代表團，足見重視。
2. 商界曾經直往中央，反對八萬五建屋政策，西九單一招標，以及投訴港交所延長上市公司董事禁售期。特區政府後來修改這三項政策，有利商界。
2012年的特首選舉，改變了香港的政經生態，商界分為支持唐英年和梁振英兩派。競選期間，唐英年被揭露多項醜聞。方志恆認為，北京選擇梁振英，原因是減少危機，多於刻意改變本地政商關係。選舉過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大和解，呼籲商界團結，一起支持政府。北京和本地資本家的關係，短期內改變有限。
當然，近月不少報導，指本地首富李嘉誠撤資，而他支持唐英年競選特首，縱使李嘉誠多次否認。另一邊廂，新世界發展高調支持梁振英。特首選舉後的商界版圖，已不再是「鐵板一塊」。即使首富撤資不是事實，但若有相當人們信了這個傳聞，並按此傳聞行動，社會就已經改變了。
論文原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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