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中英談判大局底定，香港社會人心惶惶。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鍾士元、鄧蓮如及利國偉，跑到北京會見鄧小平，向中國政府反映港人訴求。當時，鍾士元作出了這一段發言：
「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 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中國表面上不派幹部來港，但治港的港人都由北京控制，港人治港變得有名無實；香港人第二個擔 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 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的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國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香港回歸 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75頁）
30年後的今天，這一段說話，大概是當前香港政局的最佳註腳。
上星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其首份《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有提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立即引來各方關注。無論李克強總理是有心抑或是無意，北京加強介入香港事務，香港自治空間日漸萎縮，已經是不爭的政治現實。這也是近年中港矛盾愈演愈烈、香港政局急速惡化的主因。
2003年後北京對港政策已變
港人治港是寫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憲制承諾。回歸初年，北京的確給予首任董建華極高自主度，各個駐港機關都恪守《基本法》第22條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條文。
但2003年七一遊行，令北京驚覺特區政府無力駕馭局勢，遂決定改變回歸初年的無為而治，開始積極介入香港事務。初期，北京對香港事務的介入，主要還是在幕後發揮作用，並派出各種中間人來港收風。
2008 年1月，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於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撰文，指香港回歸後有「兩支管治 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兩支管治隊伍」之論，為北京全面介入香港事務做好理論準備。此 後，中聯辦官員日趨高調，不但協調各級選舉工程，甚至參與議會箍票及月旦時事；而北京領導人的公開言論亦愈來愈強硬，不斷強調要維護好中央權力。
2012年3月，政治背景深紅的梁振英，在中聯辦的支持下勝出特首選舉。選舉後，梁振英高調到中聯辦謝票，港人驚覺第二支管治隊伍（中聯辦）已直接領導第一支管治隊伍（特區政府）。
內地介入激起港人自我保衛意識
2003年後北京開始介入香港事務，以至近年中聯辦高調問政，大抵緣於北京領導人的「維穩思維」——北京認定了「特區政府總是搞不好，中央還是要管的」，於是以維穩之名將干預之手愈伸愈長。
但10年下來，北京卻陷入了「愈維穩、愈不穩」的怪圈，加強介入不但無法穩住香港管治局面，反而激起了前所未見的本土運動。
追本溯源，香港人的本土意識緣於五六十年代土生土長的「嬰兒潮世代」，並在1970 年代隨著經濟起飛、本地大眾文化興起（廣東歌、港產片及免費電視）而落地生根。八九十年代，前途談判、六四事件，以至彭定康政改，連串的政治衝擊反鞏固了 港人的身分認同——「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的差異，不再單指經濟、教育及文化上的差異，而愈來愈體現在政治制度及價值上的巨大鴻溝。
回歸初年，北京恪守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原則，曾經令港人對中央政府建立了信任（圖一），加上愛國宣傳充斥公共論述（公民教育、金牌運動員、太空人及北京奧運等等），「港人身分」一度被淡化，「中國人身分」及「混合身分」曾經成為了主流（圖二）。
但2008 年後，北京對香港事務的介入日趨高調，港人開始擔心高度自治不再，巿民對中央政府信心大幅下挫（圖一）。梁振英上台後，港人一方面擔憂高度自治名存實亡， 西環治港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另一方面，中港經濟融合的負面影響全面浮現，雙非孕婦、水貨客、自由行，內地因素的介入不再只是停留在政治層面，而是深入巿 民的日常生活——搶位、搶奶粉、搶學位、迫爆地鐵等等。
各種政經因素糾纏之下，終於激起了港人的自我保衛意識——西方學術研究早已經指出，身分認同往往是在外來威脅之下得以興起，而在今天的香港，正正是在北京政治介入及中港經濟融合的雙重威脅下，一度被淡化的「港人身分」乘時再起，「中國人身分」則江河日下（圖二）。
北京介入反激起中央與本土之爭
一種以抗拒內地政經介入、擔心失去香港原有制度、核心價值及生活方式的自我保衛意識，構成了當前本土運動的政治基礎，並迅速擴散到議會選舉（2012年立法會選舉政黨紛紛打出本土旗號，例如公民黨的「拒絕赤化」、人民力量的「守護香港」、新民主同盟的「港人優先」）及各式社會運動（反國教運動、D&G事件、蝗蟲廣告、agnes b.簡體字餐牌事件、反粵港自駕遊、光復上水站、廣東道驅蝗行動等等）。
2003 年後北京一手介入香港日常政治、一手推動中港經濟 融合，以為能夠穩住香港局面，但10年下來的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北京全面介入後，以往特區政府與巿民的矛盾，逐漸轉變為中央與本土之爭，香港主體意識 在自我保衛的心態下高唱入雲，北京念茲在茲的「人心回歸」，反而變得愈來愈渺茫。
如果北京尚有所謂的「中 間理性力量」，就應該清楚認識到港人身分的根本內涵，並非追求政治上的獨立，而在於保持香港原有制度、核心價值及生活方式不變。因此解困之道就是返回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軌道上——例如推動改革讓特區政府建立足夠管治能量全權處理在《基本法》下的自治事務、敦促各個駐港機關恪守《基本法》第22條不得干預香港事務、全面檢討中港經濟融合保持兩地適度區隔等等。只有如此方能消弭港人的自我保衛意識，讓中港關係在港人治港的基礎上重回正軌。
但在今天期盼出現「中間 理性力量」，卻無異於緣木求魚。當前大國崛起自信滿滿以我為主的北京領導人，又豈會再把小小香港放在眼內？那些依靠維穩費生存的中低級幹部，又豈會輕易把 干預之手縮回去？一眾刻意逢迎權貴處處揣摩上意的建制精英，又豈會向北京犯顏直諫痛陳事實？香港政局的發展方向，恐怕是北京進一步加強維穩及全面介入，並 且以國家安全之名，將所謂的港獨勢力消滅於萌芽狀態；而面對北京的全方位維穩及介入，港人的自我保衛意識只會繼續膨脹，各種本土運動必將風起雲湧。
中港矛盾已經如脫韁野馬，難以回頭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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