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來，很多關乎傳媒界被收緊言論自由的事發生，例如《明報》換總編輯、《信報》抽走「獨眼新聞」稿件、《am730》和《蘋果日報》先後被抽廣告、以及商業電台李慧玲先被調職再被解僱、劉進圖被斬案，令部分香港人擔心自由大倒退。
但很詭異的是，我們看不到一個具有組織性、由傳媒界本身自發的應對和反抗行動，而相關機構的很多前線員工更默不作聲。即使好像《明報》有多位員工聯署並穿黑夜示威和集會，但最後也無疾而終，只好等待三月換總編的日子。很多香港人對他們非常失望，甚至有人譏諷他們是沉默羔羊。
觀乎全球傳媒機構，近似的事件時有發生。例如臺灣的中國時報集團，早幾年被親北京的旺旺收購，當時的傳播學界發起連署譴責旺旺，在短短三天之內有二十三間院校、和百多名學者抗議，還有反媒體壟斷大遊行，但是在《中時》、中國電視公司和中天電視的員工卻似乎沒有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該集團最後被收購，而《中時》到最近被無國界記者點名批評其對臺灣的新聞自由構成威脅。
難道這是說記者就是助紂為虐，扼殺言論自由的兇手？
一九五五年，美國的社會學家布里德（Warren Breed）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了「新聞室的社會控制」這概念，明確指出在傳媒機構之內有一隻無形之手控制。那隻無形之手不是源自外部，而是內部的「新聞室政策」，即是內部規範、編採寫方針。
布里德還指出，一位新入職的記者或許會有滿腔熱血，想揭示社會的不公，但受傳媒內部規範的制肘，他們通常事與願違，不過要為求保著飯碗，寧願乖乖地遵守規範，跟著裡面的方針做人。除了飯碗，他還臚列一些理由支持其觀點：
一、渴望上位：有些記者想升職，就會乖乖聽話，便可平步青雲。
二、無形待遇：做記者除了薪金，還可以藉機接近達官貴人、達成虛榮感等無形待遇，這已滿足部分記者了。
三、新聞追逐賽：新聞報導分秒必爭，還哪有時間理會內部政策的漏洞？
以上觀點，大致描繪到記者受到社會化的過程。這詳細補足朱凱迪早前提出的「私人機構事務外人無權置喙」和「換總編輯是平常事」的兩大理由。
將理論放在香港現今情況，就可以解釋為何記者寧默而生不鳴而死的原因。記者不搞大型活動是因為擔心會觸碰傳媒內部禁忌，擔心觸碰是因為這會招致秋後算帳，而秋後算帳往往是老闆決定，這是導致記者就範的最佳武器。有了這尚方寶劍，老闆就可以自由地做商業決定，換總編不需過問下屬，想靠攏當權者愈來愈容易。
記者「工資低工時長」，但能夠擴闊自己的人際圈子，大多數記者都只會視其職位為進入公關或者其他高薪職位的踏板，只要捱了幾年，過了海便可成為神仙，挾著工作經驗另謀高就。就如朱凱迪所說，「工作條件差令不少新聞工作者以從事公關工作為最終歸宿，做公關就不要有稜角，也是不好得罪人。」此乃絕望真相也。
香港傳媒不同於金融地產，是賺錢艱難的行業。但因著其戰略價值，大眾非常依賴傳媒，傳媒就成為了當權者必爭的陣地。傳媒老闆也是為求利益，就選擇依附當權者，而記者為求安樂茶飯，不得不遵從老闆決定。就這樣由上而下，記者只不過是老闆的代罪羔羊。如果老闆的決定是關乎言論自由的存亡，記者不去反抗，就只有行幫兇的道路。
布里德的結論指出，記者可以透過向有權決定政策的出版人施壓以解決問題，但這放在香港就不可行。看完前輩羅恩惠〇九年的分享之後，就更確信這情況將會持續下去。除非記者本身主動出擊，否則靜等傳媒沒落，除此兩條路外，就無其他。
延伸閱讀：
香港獨立媒體：編輯室周記：從明報事件面對商業傳媒通病（朱凱迪）
傳媒透視：犬儒與病態—一個前TVB記者的自省（羅恩惠）
相片來源：Johnny Leung@USP社媒（轉載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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