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我和幾位朋友開展了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計劃(1) ，本來只是想將香港過去的一段重要歷史呈現出來，誰料工人的生命故事使我們不得不深刻地反省今日全球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末為香港製造業的高峰期，自九十年代起，製造業被服務行業取代，這個經濟及就業模式的變化，也改變了社會倫理關係以至個人的自我觀。讓我從工人的故事說起。
張勤是車內褲的工人，自12歲起做了30多年，以「從來沒有『雞』執」—即做次貨或廢品—而自豪。多年來練就的車工技術，不單是生計所賴，也是個人自尊心的基礎。有一次，工廠指導員把別人做得不好的貨品讓她修改（行內稱『執雞』），過了幾個星期，她終於忍不住爆發：「吵到整間廠都聽到……我做了30多年內褲，如果我到外面，被我的工友知道，哦，原來我在那工廠裡什麼也做不到。……其實我在其他廠也從來沒有『雞』執……」。
我們另一位受訪者是大哥張，是資深的裁床師傅。他自豪地說如何能用最差的電子剪刀把「最高難度的『側袖』割出來」，又只用五分鐘時間就能夠說出某張恤衫訂單所需的裁床數目和分配。
像張勤和大哥張這樣以自己手藝而自豪的工友，在我們的受訪者中很常見。這種自豪感不單是構成自我身份的重要元素，而且還會深化為人生哲理，甚至精神力量。受訪者之一—月玲—在毛衣廠做了40多年，做到行內備受尊重的「補衣小姐」。2000年後被迫轉行到麵飽店做清潔工，被年青的售貨員「（呼）喝到頭暈」，舊工友問她怎樣過到這一關。她說：「我覺得錢是自己一對手去搵，我無論做什麼，我都是光榮的……最重要是對人對得住，對自己對得住，就可以。」多年來在勞動中建立自尊的態度，讓月玲從容地面對生命的跌宕。
社會學家賽奈特（Sennett）(2) 比較工業時代與資本主義全球化下兩種工作形態以及各自衍生的社會關係和人格。在全球化年代中，跨國公司為追逐短線利潤，隨時會把資金調走或改變投資對象或形態。加上「資本無國界」，企業對生產者所在的社會完全沒有情感和責任，所以公司收購、變賣或「瘦身」成為常態。個人生活在這種極不穩定的經濟環境中，本來長期委身的工作（jobs）被「項目」（projects）所取代，而經濟及就業結構多變，使人難在某種工藝中精益求精，或在某個工作崗位上逐級晉升，建立一個完整的職業生涯（career）。
根據賽奈特的分析，跨國企業要求於個人的不是把工作或產品做到最完美，而是根據市場或投資策略的需要隨時改變工作性質。企業老闆眼中的理想僱員要有「適應能力」、能應付突變的環境，包括轉行或甚至失業。所謂「工多藝熟」，手藝需要時間培育，也要個人專注甚至委身，在這過程中，工作者珍惜製成品本身的價值，也由此獲得滿足感，從而鞏固對工藝的投入。可惜，這種「執著」或「內生」（ingrown）的取態正是今天跨國企業所輕視的，因為它太「保守」、太浪費時間、不夠「彈性」（flexible）和「適應力」（adaptability）不足。回到工業時期，個人從工藝所獲得的滿足感和基於此而建立的人生哲理和精神力量，在輕視工藝的今天，又會如何呢？又，換一個說法，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究竟培養哪種人格呢？
不少社會學家在分析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社會人格時，都不約而同地指出當今社會所標榜的是聰明的「企業人」（enterprising individual），知道自己的精力和時間應如何投放才能獲得最大的回報，因為利益而非做出完美產品是他們的推動力。這樣的「企業人」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倚靠自己的眼光和才智來爭取「上位」，成功與否，也會歸因（或歸咎）於這些個人質素。所以，成功人士都是「自我成就」的個體（self-made individual），同時也是「孤懸的個人」（stand-alone individual）。在大都會的茫茫人海中，他們獨自泅泳，沒有共事多年的同事或工友（因為公司挺不過收購或重組或工業生產已遷移到工資更低、更沒有勞工保障的國家），有的只是短期項目的「團隊」（project team）。而諷刺的是，正因為沒有長久而深入的共事關係，公司會定期替僱員舉辦「集思會」（retreat），以促進膚淺而沒有根基的「團隊精神」。
回到我們訪問的成衣工人月玲。2001年我們訪問她的時候，她已轉行成為清潔工，但卻仍繼續在成衣工會做義工。她解釋多年來在工會幫忙的原因，是在一次工運中被工會組織者感動了：「一個工會人這樣為我們出頭。又這麼多人支持我們，我們要踏出一步，大家應該團結、積極些，等工會龐大些，就會好一點。」
在產業年代，就業結構較穩定，工人比較容易看清自己的相對地位，以及較容易感受到與工友之間的連繫，所以較易產生一種群體的感覺。今天，人人單打獨鬥，又互相競逐。成功者通過高消費標誌其地位，而失敗者就在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中消音。集體爭取權益的年代日漸遠去，而公民社會則被「消費市場」所取代。
(1) 成果已出版：蔡寶瓊主編 《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主編），香港進一步多謀體有限公司，二零零八年
(2) 可參考他的著作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和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8）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副教授
文章刪減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9月16日
本欄逢週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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